年少时期的竺可桢
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今上虞县）的一个普通人家，父亲竺嘉祥以做小生意为生养活全家6个儿女。虽然竺可桢是最小的，但他十分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两岁时，有一次跟随父亲上街，走进一家布店，父亲问道：“认识这些字吗？”
小可桢摇摇头。
父亲又问道：“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店吗？”
“知道，恒生布店。”
“对，牌匾上的字就这么念。”
这下，小可桢来了兴趣。每次跟随父亲上街的时候，他总是连问带猜，没过多长时间，就把街上的牌匾认遍了。
在竺可桢4岁的时候，有一次下雨，站在屋檐下，极有兴趣地数着屋檐上滴下的雨滴：“一，二，三……”他突然发现，在每一个水滴的落地处，石板上都有一个小坑坑。他马上去问妈妈为什么会有坑？妈妈说：“看起来一个小水滴没有什么力量，但长年滴下去，连石头也能砸出坑！这就是‘水滴石穿’。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做成！”妈妈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竺可桢的内心，同时，它竟影响了竺可桢的一辈子。
1905年，竺可桢在东关镇小学毕业。他的学习从来都名列前茅。同年，他考入上海澄衷学堂，学习照样数一数二。只是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引得不少同学笑话他，甚至说他“学习虽好，却身单力薄，恐怕活不过20岁。”可桢也深为自己的身体发愁，决心从锻炼入手来改变这种状况，并在自己床头贴上“言必行，行必果”的条幅以示决心。从此，人们天天见到他锻炼的身影：跑步，舞剑，做操……经过一段时间他的身体果然越来越好，几乎什么病都没有了。从那时起，他的体育锻炼一直坚持了一辈子，他能活过80高龄，与此不无关系。
气象事业的拓荒者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与气象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但是那时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却几乎等于零。竺可桢成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真正拓荒者。他知道，为了推进这一事业，有两件事最为重要：第一，建立全国范围的气象观测站。只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大面积的区域进行长期定点的连续观测记录，从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才能把气象学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掌握天气变化的规律；第二，必须着手培养气象人才，中国只要有了一支数量众多的气象人才队伍，这个事业就一定能干下去，并会越干越好。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0年以优异成绩赴美留学。在美8年，他先后在伊利诺农学院、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和研究。在国外学习，他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振兴贫弱的中国。因此，他的第一篇气象学论文，就是《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而他的博士论文，则是《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真是身在异国，心系祖国。191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即抱着“科学救国”的美好憧憬返回了祖国。
1921年，竺可桢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建起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气象站，并正式开始了观测记录。从那时起，他以自己特有的韧劲，开始了建立全国气象观测站的艰苦工作。要知道，在那内忧外患的年代，要办成一件正经事是多么难啊！但是，经过八九年的不懈努力，他东奔西跑，苦心经营，终于在全国范围建起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先后开展了高空探测、无线电气象广播和天气预报。这个数量很有限的气象观测网，就是我国整个现代气象事业的最初基础。气象观测是件极其琐碎艰苦的工作。每天要对各种数据一个不漏地忠实记录，不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气象观测除在地上的定点观测外，还要通过放气球进行高空观测。20年代，竺可桢在南京，通过释放160多次高空气球以及其他各种方法的观测实验，终于掌握了南京地区天气的某些规律。他在《南京三千米高空之风向与天气预测》的文章中写道：南京3000米上空若刮西北风，并且是从地面向上逆转，天气则晴，若3000米高空刮西南风，则24小时内将有雨。掌握了这一规律，就能相当准确地预报南京地区天气。
竺可桢还在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研究了中国气流运行，特别是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的关系。他指出，夏季季风的水汽，是中国大陆雨水的主要来源，每年气候变暖，我国降雨带便随季风由南向北推进；该季风强，则往往长江流域主旱，华北主涝，季风弱，则相反。竺可桢自回国之日起，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气象学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授和主任，浙江大学校长，气象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会长。解放后历任中科院副院长，地学学部主任。他知识渊博，热爱学生。他循循善诱，热心科普事业。有一次，他在东南大学广场做演讲，从天上的28星宿，讲到无数的中国古代天气谚语，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黄河流域，讲到地球、航海、灯塔，从测量讲到野外实习……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从傍晚直到深夜都不肯散去。在竺可桢的培育下，一大批气象人才成长起来。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新中国早期气象工作的中坚力量。
有趣的物候学
从解放初开始，人们总能看见一个老人每天早晚步行纵穿北京的北海公园，这看看，那摸摸，并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他在搞什么呢？几个好奇年轻人的一次询问，揭开了秘密。
“老同志，您这是在搞什么研究啊？”
见是几个年轻人问，老人高兴地笑了：“你们知道九九歌吗？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就是说，在冬春之季，随着时间推移，结冰、化冰，柳树发芽，大雁飞来，都是随天气变化而必然依次发生的现象，这就是物候学。古时老百姓家中没有日历，许多人就是从某些标志明显的动植物变化来确定种庄稼的农时……”
年轻人听出了兴趣，而四周听讲的人也越来越多。老人继续讲解：“进行物候观察，对象要有选择。比如，桃、杏、丁香、洋槐，就是几种预示四季变化最明显的植物，而春季它们的花变化又最明显；再比如动物，燕子和布谷鸟是预示天气变化的最明显标志，因为它们是候鸟，每年飞来和飞走的时间都相当准时而固定……”老人的侃侃而谈，使四周听讲的人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科普教育。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就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
早在20年代，竺可桢就从古籍和民谚得到启发，开始了对物候的观察研究。他发现古人写文写诗在描写初春初夏时，总是提及燕子和布谷鸟，于是便开始了对它们长达几十年的观察记录。在南京，在杭州，在北京，从未间断。他记燕子每年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记布谷鸟第一次鸣叫声，记燕子、布谷鸟最后消失时间……
有一年，竺可桢在北京，直到5月下旬，燕子出现一个月了，还没听见布谷鸟叫声。他有点沉不住气了：“不对呀，它该来了。”他问家人，也都说没有听见。于是他嘱咐道：“注意点，它该来了，谁先听到赶快告诉我！”终于在两天后的5月25日，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他和家人同时听到了“布谷、布谷”的悦耳叫声。
在长期的观察中，竺可桢发现了几个有趣的规律，比如：相同动植物表现的物候现象，会从低纬度向高纬度推迟，但不同月份速率不一样。在南京，桃李开花约在3月31日前后，而北京到4月19日才露花瓣；前后相差近20天，但5月下旬以后，许多物候现象就仅相差几天了。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受季风影响非常明显，冬末春初，南北温差大，而进入初夏后，北方迅速升温，南北温度便相差无几了。像南京、北京，3月相差4℃，5月就几乎相等了。
再如，相同植物随地势升高，物候现象推迟。白居易《游庐山大林寺》诗中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明庐山上桃花比山下开得晚多了。这又是为什么？原来，地球上随地势升高，气温会以平均每100米0.6℃的速率下降。这现象在竺可桢的多次考察中被一再证实。1961年初夏，他的一次考察记录清楚说明了这一点：6月3日清晨，自阿坝出发，海拔3200米，树枝上见霜；行至某地，观察路边小河有冰，海拔3600米；至米亚罗，小麦半腰深，海拔2700米；傍晚至茂汶，小麦金黄，正在收割，海拔760米。他们一行人在一天之内就能从冬天走到夏天。
还有，在同一地区各种物候现象发生的顺序是一定的，绝不会前后颠倒，如北京北海公园，一定是湖先解冰，然后草木先后出叶开花，开花顺序必是桃、杏、丁香，最后洋槐；燕群出现均在阳历4月21日前后，布谷鸟则在5月下旬……
竺可桢这位敏锐的观测者，从万千人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中得出了极不寻常的科学结论，不愧是中国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