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我暂时逃脱了酷热的重庆，来到凉爽的印度：顺便视察一下这里的情形。飞到德里，又去了拉姆加尔（还有卡拉奇），我们在那儿训练中国部队。他们正在提高。这将会向那些正在猛烈攻伐我的愚蠢的人们证明某些事情，我对此抱有很大希望。我们的参谋人员大部分都担任了教官，每个人都情绪饱满。今天到加尔各答办点事，取我配的眼镜：它们还得加固。医生说我的右眼不错，左眼需动手术，但并不着急做，这使我感到惊讶。不能正常地看东西真是太糟糕了，但愿我还不至于达到看不见杯子四处找的境地。
印度北部被洪水淹没，乘火车极费时日。洪水之外还有许多“骚乱”，使旅途颇为危险，除非乘飞机。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中国，尽管它有其自己的缺点。这星期在炮兵射击场上出现了老虎。
我发电报以示我对你的思念之情。长达两个月没有一封信。真要命，他们是怎么搞邮递的？难道我们的信也同坠毁的飞机一起完蛋了吗？也许他们是通过经苏联的轮船将邮件带来的。
8月23日
［拉姆加尔］上午9点。对中国部队讲话。用中文。
向全体军官讲话。（今天上午，×××[ 一名中国将军，史迪威的密友。]卸下了他思想上的包袱。他说由于与我们同样的理由，中国军队是没有希望的。）下午，午睡。
8月24日
整个上午都在轻武器射击场上。他们练得不错，乏味的肩枪训练。他们打靶的成绩相当好。
8月27日
8点30分离开。天气晴朗。很快抵达德里，用了3个半小时。看到了韦维尔。他还像往常一样，咕咕哝哝，含糊其词。
监察长库克来了：他肯定发现了×××[ 美国陆军中一名将军，其行为当时正受到调查。
]和公司的问题，有很多财务上的事情。我们将把这件事交给财务主任去处理。
库克透露：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收据。女用衣箱、以办公室名义租用的房间、黄疸战役绶带、酒会。库克认为将会进行审判。（有人把一块200卢比的手表给我。）×××买了两块地毯并将它们剪开铺在他的飞机里面。报酬是入伙。×××让一个黑人四重唱组从卡拉奇飞到德里参加一次聚会。当×××和×××[ 美国陆军中的另一名将军。]带着他们的秘书去阿斯马拉时，英国人大为惊讶。他们当然以为秘书是男的呢，等等，等等。
［未注明日期］
×××[ 美国陆军中一名被解除指挥职务的将军。 ]提出解除他的“耻辱”，他不能在一个资历浅的人手下工作。我告诉他，这种事情我曾经有幸经历过。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还患有：（1）重感冒；（2）胃不好；（3）痔疮；（4）喉咙疼；（5）肠炎；（6）劳累过度，等等，等等。也许他再也无法完全康复了。他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麦克纳尼给他发报说“指挥官憎恨爱虚荣的人”。谢谢上帝，真够受的。比斯尔8月12日左右接任，并开始把他们清理出去。
8月30日 在新德里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去了我们在拉姆加尔的训练中心，随后去了加尔各答。中国军队学习得很快，我想这将证明我的观点，即如果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就会和别人一样优秀。英国人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看到上校们竟在干活，对他们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写了一篇中文的讲稿并向部队宣读了。
现在我在社交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总督亲自请我共进午餐。我在吃饭时十分慌乱。我让多恩和我一起去，他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在餐桌上，谁也不敢随意谈话，结果只能由我和总督来维持谈话。他们一定是在打听什么事情，因为韦维尔也请我吃饭。他倒不是高傲自负，也不像你所称的那种活跃——实际上，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劳累疲倦的老人，很热情而又似乎受到伦敦式教育的束缚。
在这儿我陷入了令人讨厌的文字工作，好在快要干完了，我们准备回重庆去。明天出发去丁然、昆明和重庆。灯的周围有一大群小虫子，大约有200万个在我头上。它们的叮咬令人十分讨厌，不到一分钟我就要叫起来了，钻进蚊帐里。真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回到重庆时，我希望看到你寄的邮件。我对他们是如何处理你的信件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没有只字片语在等待着我的话，我就要到没有设防的邮局大闹一番。
多多关心卡梅尔，不要担心我。我忙得没有时间烦闷。我又感觉良好了，体重还增加了一些。如果我能够有了新牙、新的眼睛和染了色的头发，我看上去就不会像70多岁人的模样了。
9月1日
一个消息到了，隆美尔星期天开始进攻。可怜的哈罗德［亚历山大］[ 缅甸战役之后，亚历山大被任命为驻中东英军总司令。]。
9月3日
5点钟起床。我们被坏天气困住了。昨天只飞到东印度。12点钟抵达丁然。昆明降温还刮了风。（4点30分）我们在受罪。最后一小时里，我得到了准确情况。
9月4日
9点钟从昆明出发。中午到达九龙坡［指到达重庆］。天气温暖，这里天气没有变化。取出了我们的新瓷器——头一次打碎了一个鸡尾酒杯。
9月6日
办公室。处理完了文件。
1942年秋天，史迪威决定担负起艰苦的行政工作：在中国对中国部队进行改组整编。
400万中国士兵饥饿、多病、装备落后，是一伙农民士兵，他们的控制和管理中充满了党派关系、个人恩怨和无能。这支军队的士兵是征募来的；前线有一名士兵阵亡，在后方就有10名士兵因疾病和开小差而死亡。中国士兵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军队中的很多军官都是非常正直的——但是，作为战争的工具，他们只有生物的使用价值。他们反抗过，但单独行动是不被允许的。
在中国军队300多个师中，史迪威想挑选一些最好的师加以重新训练，重新装备，并负责其物资供应。显而易见，想要改革整个这支军队，对于美国或在亚洲有限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能的——美国军队决定30个师是他们能够有效地整编的最高限额。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1941年11月——中国政府就同意由美国军队为其重新训练30个师。
30个师训练计划的拖延和失败是由许多令人烦恼不已的细小事情造成的。这些细小事情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从整体考察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30个师训练计划的发展如同洪水一样涌入了美国生活与国民党统治下生活的巨大鸿沟。
身处巨大的鸿沟之中，亲自表现出这种差异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是蒋介石和何应钦，另一方面是史迪威。史迪威多次十分欣喜地记录下他终于获得了蒋介石对行动计划的认可；但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许诺慢慢地没了下文，被遗忘，而兑现诺言则成了一场令人可悲的讨价还价。从1941年秋天允诺，到1942年秋天，明确指定计划中的30个师为止，起码过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做出承诺数月之后，史迪威才终于从中国参谋人员那里打听到将要指挥的这30个师的指挥官姓名。中国方面很容易地同意了将部队运到印度去得到给养、重新装备和训练——但是为了等待这些部队的到来，美国人在驼峰航线的运输站上空耗了一个又一个星期。
史迪威坚持应立即收复缅甸。他希望建立在昆明的30个师——代号为“Y部队”——是反攻大计划中两支极其重要的部队之一。一旦装备完毕，就要从东西两面打开缅甸公路进入缅甸，与从印度拉姆加尔出击的中国军队会合。作战行动的速度和效率是很必要的，但是“Y”计划却在以牛车般的速度缓慢挪动。
两种社会形态发生了冲突：职责和权力明确、机械的美国指挥体制与蒋介石也感到无力改变的中国古老的习惯之间的冲突。蒋介石进行统治，是通过恩威兼施，实现以军阀对抗军阀，以将军对将军的政治平衡和以地主对付农民，爱国主义应付苦难生活的社会平衡。美国人无论提出什么要求，蒋介石在字面上都能全部答应下来；但将这些诺言付诸实施时，他就要彻底检查他的政府机器和控制机构了。当史迪威再三要求他履行所担负的义务时，蒋介石就以抗议侵犯主权为名，拒绝改革其政府机构。美国的要员们飞到中国进行一周至一个月长短不等的访问。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蒋介石的满口承诺极为满意，带着他的允诺尽兴而归。他们认为试着将这些语言加以落实的史迪威真是与他“尖刻的乔”的绰号名副其实。
9月7日
约翰·刘[ 史迪威的中国副官，兼任他的中文教师。
]来教中文课。威尔基离开印度，途经苏联到此。
5点30分会见了何应钦。很令人愉快。邀请他去拉姆加尔。他上当了。30个师的训练计划毫无进展。
9月9日
跟约翰·刘学中文。刘斐［中国政府军事作战部副部长］来教训我：讲了2个半小时的废话。我真想把他推下码头。累得我筋疲力尽。午睡。去散步。看电影。蒋夫人回来了，召我去见她！
刘斐有闪光的思想，他是军事行动委员会的2号人物，一个苍白、邋遢和需要理发的家伙。严于律己，非常严于律己。他从不出格，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谋士，他总是在沉思，思索出一个又一个精确而深邃的观点。他无所不知。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他说：
一、进攻缅甸只有在三个条件下方可进行，即：
1.中国战线两边都很平静。
2.中国战线两边都很活跃。
3.中国战线上只有数点活跃。
二、中国目前的目标是：
1.维持现状（完全平静）。
2.“调整布局”和建立第2条预备防线。
3.“准备反攻”。
三、日本人将向缅甸派遣5—10个师。英美军队应在缅甸有5—6个师。中国军队的3—5个军在腊戍地区牵制住2个日本师，美英军队对付另外的3—8个日本师。
四、中国军队不能进攻。他们没有飞机和火炮。如果中方进攻，日方可向中国调入5—10个师和300—500架飞机，以便把中国军队打败。那样就万事皆休了。
五、当国际形势有利时，中国将进攻。当日本人在别处被大量牵制住时才会如此。
六、中国人将等待到国际形势发生有利变化，那时即使他们被击败了情况也不会太坏。（因为，推测起来，日本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扩大战果。）
七、“中国人只有在有把握取胜时才会进攻。”
八、共产党人在制造混乱。北方49个军中的1/3兵力不得不对付他们。他们跑到中央政府军的后面发动进攻。而中国军队不能渡过黄河，因为一旦渡河，日本人和红军将向他们开火。
九、刘斐有价值的新观点：日本人占领着的广州是一个点。他们已经控制了海，因此我们无法进攻他们。日本人占领着的长江是一条线。他们有舰船和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切断它。日本人占领着的华北是一个面，扩展开来，我们也无法进攻。
9月10日
与蒋夫人开会。她去了乌市[ 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新疆是中国最西部的省份，与苏联交界。在盛世才统治的9年时间里，几乎一直是自治的，并同苏联结为最亲密的盟友。当盛世才决定与苏联断绝关系时，宋美龄飞往乌市，与他进行了谈判，得以重新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与新疆的地方长官做了交易。使其重新归顺。盛世才6年不曾离开自己的居所。戒备森严。所有随从都带着两支枪。害怕中毒，每次喝酒前都要检查瓶塞，检查西瓜是否被针刺过。乌市垃圾遍地，“你看，像个泡在泥水里的甜饼”，蒋夫人说。
蒋介石去外地了，而他夫人却乘飞机回来。她很有胆识，你必须要赢得她的信任。
她对拉姆加尔的训练印象颇深——“我们必须马上再派9000人去那儿。”“蒋介石一回来就告诉他这件事。”（想去看看。）
9月12日
肮脏之地。家庭生活偶尔被热衷于钩心斗角的人披露出一些，但这里所写之事是极少几个大胆的人私下里极为信任地告诉我的。“花生米”有2个儿子[ 蒋经国，长子；蒋纬国，次子。蒋介石的这两个儿子都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所生。]——一个32岁，在江西当区长，管辖6个或8个县。另一个24岁，在胡宗南的参谋部里当一名少校。后一个有好人的名声。另一个也有着相当不错的职位。他效仿冯玉祥穿着和苦力一样的衣服四方奔走，在困难时期在县长的位置上很活跃。
9月14日 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保密检查有时会闹笑话，但一般来说在这方面开玩笑是很愚蠢的。这儿有个人寄了个大箱子回家，并邮寄了一张包裹单，开列着内装物品——鞋，旧裤子，这个那个的，还有一个木头做的菩萨。审查官删去了“菩萨”的字样。你看，这个小伙子的妻子会推想到他肯定是在一个佛教国家，她会向别人谈论美国人在远东，这当然会透露到日本人那里，而我们正在紧紧追赶他们呢。如果你有一个比这还好的例子，一定要告诉我。保密检查是必要的，但那样处理就令人讨厌了。——还是很热，但已不像我去的时候那样糟糕了。（这不是很有趣吗？迄今为止，这是一种经过批准的方法，尽管我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印度的报纸上却有关于我旅行的一些报道。我最好换个话题写吧。）
我们一直停顿不前。“花生米”不在城里，政府机构自然就停止运行了。由一人喂养一条狗是种可爱的习惯，而由一个人统治一个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我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并回到卡梅尔，我将像一位80岁的老翁，你就得用手推车推着我到处走了。我正在习惯被人们推来推去。我将要去和蒋夫人开一个会——我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9月16日
大元帅没有发话。罗卓英带着45000人［指中国军队的人数］的计划回到印度。
9月17日
下雨。在军政部开会。老生常谈。日本人开始撤退一些支队。下午散步。
9月18日
5点30分去何应钦处。所有事情都达成了一致。为什么不呢，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吗？我们正在向他们提供一切。何应钦本人没有听说。
9月21日
在蒋介石的官邸共进晚餐。他们坚持“花生米”从西北部回来后10天才安排我们见面。幸好，我们事先已经和何应钦初步谈过了，当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只花了10分钟加以修改。［有关印度训练计划的］事情都通过了。同意给拉姆加尔增派部队。我们可以挑选我们的人。事情的规律就是如此——你几个星期忧心忡忡，到处争斗，突然之间，一切变明朗化了。打动蒋介石的是［拉姆加尔的］那些照片，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他可以真实地看到事情的进展情况。显然，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小傻瓜，他怎么会不满意呢？我们在拼命帮助他，而他做出决定却显得好像做出了巨大让步似的。这种态度也有其作用。人们在受到阻碍和无休止的欺骗之后，一得到批准就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使你几乎要对你正不由自主地设法帮助的那个家伙十分感激了。我们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同被批准了，双方共同投资，各自承运。拉姆加尔不断扩大。我们迫使他在声明中明确，运输必须全部用于支持战争。
我第一次用中文与蒋介石进行了交谈，没有要任何帮助。
9月22日
办公文，混日子。午休。出席罗卓英的晚宴，大约有25人，酒随便喝。霍林顿·董是饮酒冠军。多恩和“勇敢者”萧败下阵来。海因里希也输了。有好几个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