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是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土人情。她与泰戈尔一见如故，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
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原来他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已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第1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亲人们。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一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
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他独自躲在房里想心事，就千方百计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一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一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安下心来了。
泰戈尔在安娜的精心帮助和辅导下，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心头萌发。
后来泰戈尔在80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她没有表示丝毫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一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一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一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他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主角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按照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从加尔各答寄给她一本。她收到了这本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谢意，说：“这首诗你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泰戈尔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就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这段短暂的爱情插曲虽然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一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他在笔记本里愉快地写诗，描述了自己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与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
有一天，她在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一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一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一首咏景诗。安娜称赞道：“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一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一阵激动，他情不自禁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一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一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哥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
“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一个水泡……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一躬，深情地说：“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他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对方是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一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1880年泰戈尔回到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一点男子汉的勇气，不敢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这一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一直怀念她，一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
他来到安娜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一体。”
迷人的安娜给泰戈尔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诗人一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
“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一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她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到英国后，与房东司各特博士的几个女儿有着良好的友谊。而他的小女儿与泰戈尔年龄差不多，是个能弹会唱的青春美少女。她教他英格兰和爱尔兰歌曲；他则教她孟加拉语。正是这次，泰戈尔开始研究孟加拉语，后来还出版了孟加拉语著作——《词汇学》。或许，他对英国妇女看法的改变，与其在司各特家的情感经历有密切关系。
当然，泰戈尔的这次感情经历，随着他被父亲强制回国而失去了发展的契机。虽然他在回忆录中没有谈及，但他在回国后发表在《婆罗蒂》杂志上的诗可以证明：
“那如花似玉的脸容，那蓬松如烟的金发，夜夜潜入我的梦乡；那充满智慧和希望的眼睛，窥视着我的心，一个哽咽的声音在喃喃发问：‘难道你一定要走？一定要走？”
多情自古伤离别。很显然这不是一般朋友的分别。所以，泰戈尔在英国的那些日子，他的感情空间并不是一片空白。他也不像徐志摩在其名诗《再别康桥》中所说的：“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样的恋情，的确是泰戈尔情感生活中的一片云彩，虽然美丽，但容易消逝在茫茫太空，只在心间留下运行的轨迹。
婚姻生活
泰戈尔回国后，由于五哥经营的工商业过于庞大而陷入困境，父亲便准备将振兴家业的重任交给他。但他已对文学入迷，而且已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人称“孟加拉文学的雪莱”，当然不愿意放弃文学创作。他父亲则认为，既然自己能一边从事宗教活动一边进行工商业，这二者并不相互冲突，那么，儿子为什么就不能既从事文学也管理家业呢？他认为主要是儿子没有结婚，心太野，自然缺乏责任感。于是，泰戈尔的婚姻就成了家中之重。
在印度，不同种姓之间是不能通婚的。由于泰戈尔家族为低等婆罗门，正统婆罗门不屑和他家通婚，只能在同等级中寻找结婚对象。选来选去，最后他们选中了在泰家的公司中当职员的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的女儿，名叫帕兹达列妮，当时只有10岁，住在离加尔各答数百里远的吉夏兰的小镇。帕兹达列妮长得并不漂亮，只读过1年孟加拉语，几乎是个文盲，这和泰戈尔并不般配。虽然父亲也不很满意，但由于选择范围实在太有限，只要能门当户对，其他条件都很次要了，因为这不过是给儿子娶媳妇过日子罢了。至于感情，根本就不在考虑的范围。
父亲在许多方面非常开明，在另一些方面又过于保守。大孝子泰戈尔除了上学外，从来就不愿意违抗父亲的旨意，父亲在他心目中地位极高，是他人生和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只要父亲同意，即使再有意见，他也不会表示反对。何况，女方还是他非常尊敬的二嫂和五嫂帮助挑选的呢！
这时的泰戈尔，他需要的也仅仅是婚姻，娶个女人过日子，只要能帮助家庭就行。因为他已经拥有了神圣的爱情，而且爱情在他的心中，谁也不能替代，这是他心灵的秘密。
1883年9月11日，泰戈尔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了婚礼。婚礼由五哥主办，父亲没有出面，二哥一家也没有出席。一个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却举办了一场毫无浪漫色彩的婚事。
泰戈尔觉得新娘的名字（帕兹达列妮）比较俗，缺乏意韵，于是给她改名为穆里纳莉妮。新娘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的崇敬，或许是觉得应嫁夫随夫，便高兴地收下了这一宝贵的礼物。这意味着丈夫已经接受了自己，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
泰戈尔送给新娘这个名字，本身也含有某种期待。这是他诗中出现过的名字，曾激发过他内心的激情。一方面是对逝去的爱的追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个小姑娘般的新娘（诗人称她“小媳妇”，比他小12岁）能给自己的人生注入新的激情。不过，这位新的纳莉妮成了贤慧的泰戈尔夫人，在将近20年的婚姻生活中一共生了5个孩子，3女2男，大女儿玛图莉莱达、二女儿莱努卡、三女儿密拉，长子罗提德拉纳特、小儿子绍明德拉纳特，但她还是没有能真正成为激发诗人夫君灵感的“纳莉妮”。
在泰戈尔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种种人和事，但就是不提婚姻，也不描写妻子。这的确是很奇怪的。事实上，泰戈尔不过是娶了一位妻子，这只是他一生中一次不太重要的事件，或许这位妻子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他的心灵。他们之间仿佛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实在没有办法填补，哪怕是缩小差距。
但是，在像辛勤的园丁一样的丈夫耐心的培育下，“小媳妇”还是尽量地努力了。她不但掌握了孟加拉语，还学会了梵语和英语，甚至把梵文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译成了孟加拉文。她还曾成功出演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与王后》。
她用温存、高尚品质和精通烹调、操持家务的非凡才干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家人的尊重。她辛勤操劳，为丈夫养育了5个儿女。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她默默无闻，安安静静，作风朴实节俭，和丈夫同舟共济，度过了近20年的艰难岁月。这样的贤妻良母对诗人实在是不可缺少。
他们的婚姻生活既平静又温馨。一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一侧，贝莉和贝皮（他们的孩子）睡在你身旁。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
1901年，还不到30岁的穆里纳莉妮就病倒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泰戈尔不肯把她交给护士去料理，一直亲自守候着她，昼夜不停地为她摇着扇子。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感到了妻子的存在。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打扰。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写给她的一叠信札，她把这看作一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悲痛欲绝的诗人，为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挥泪写下27首诗，1903年汇成《怀念集》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
“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一切。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那几年里，泰戈尔的个人生活屡受打击。1902年妻子逝世，1年后小女儿夭折。父亲于1905年去世，2年后小儿子死于霍乱。他以坚韧的精神顶住了命运的冲击，但在作品中仍充满了思念、寂寞和懊悔之情。
泰戈尔虽然是社会改革家，在他的小说和演讲中都反对童婚，但他在个人的现实生活中却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他的保守和屈从社会习俗、传统压力的思想，不仅体现在自己的婚姻上，更表现在他两个女儿的婚姻中。他再次屈从了父亲的压力，在大女儿玛图莉莱达14岁时把她嫁给一个正统婆罗门青年；而且，大女儿出嫁还不到一个月，二女儿莱努卡也成了新娘。
婚姻不以恋爱开始，这是印度的传统，也差不多是东方民族的传统，中国的家庭模式也是最好的案例。所谓“先结婚，后恋爱”。但是，结婚之后真正能恋爱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结婚之后是无法恋爱的。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重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