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五代的近1200年间，重要人物的管理思想，除上述外，还有秦时李斯的中央集权管理思想，西汉贾谊的行仁政、抑奢侈、重均衡的管理思想，西汉晁错的重农薄赋思想，汜胜之的农业综合经营思想，王莽的“五均六管法”，东汉王符的明选考功与省役爱日思想，崔寔的家庭经营管理思想，曹魏时傅玄的社会分工、精简官吏及进步的税役思想，南朝宋时周朗的德、才、能、识标准的选才思想，北魏孝文帝的行政管理思想，西魏时苏绰的强国富民思想，唐时刘晏的“取人不怨”、“以养为先”及经济效益思想，唐时杨炎的简化税制、量入为出的财政管理思想，唐时陆贽的“安富恤贫”及奖励移民思想，韩愈的“伯乐识千里马”的人才管理思想，白居易的平税、恤民、薄赋、节用、求贤、顺民、精官等富国安民思想，等等。
（第三节）宋元明清时期的管理思想
从宋朝建立（公元960年）至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的历史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继续发展，但到了清朝后期已逐渐衰落，在明朝的中、后期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范仲淹的人才管理思想
范仲淹（989——1052年）。曾任北宋参知政事（副宰相），是北宋的政治家，他正直敢言，关心民间疾苦，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写下的千古名句。
他认为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他对当时边境不宁、民不聊生的残乱局面深怀不安：“若不急于求人，早革其弊，诫国家之深忧”。
他深刻地揭露了北宋用人的弊病：“才与不才，一途并进”，“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能政者十无二、三，谬政者十有七、八”，“耄者、懦者、贫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纷纷占据要职。这些人“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而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不仅如此，这些平庸之辈还想方设法排挤有才之士，“贤杰之才，谗嫉者众”。
范仲淹提出了任用人才的如下标准；1.不能用夸夸其谈，言而无实的人；而应用不作浮言，专干实事的人。专干实事的人“发必危言，立必危行”，有益于治理国家。2.不用唯唯诺诺、报喜不报忧的人；而用敢于直谏利于革弊除害的人。他希望朝廷“不以柔讷为行，如以柔讷为行而宠之，则四海英雄无望于时矣”。3.要用人之专长，不求全责箭。怎样发现人才，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建议在考试取仕时“先策论以观其大要，以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存留，以全才升其等级。”他的这种主张对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君和人臣之间要明确职权，“庶务委于下，而柄归于上”。也就是放手让各级行政人员管理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务，让他们有职有权，各司其事。
范仲淹非常重视人材的培养：“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要“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他主张在教育内容上应“教以经济之业”。在人才管理上，他提出如下改革措施：1.以政绩（如在经济、法律方面的实际成果）作为提拔官吏的主要依据；2.对各级官僚子弟靠“恩荫”做官的特权进行一些限制；3.罢免不称职的旧官吏，“委天下按察使，省视官吏，老耄者罢之，贫浊者劾之，昏懦者逐之”。
另外，范仲淹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形势，提出了以下十方面的改革措施：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场公田；6.厚农桑；7.修武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这些好的主张，由于受到贵族官僚的强烈反对而难以实行。
苏洵的义利结合思想
苏洵（公元1009——1066年）和其儿苏轼，苏辙都以文章著名，合称“三苏”，唐宋八大家中，三苏占了三家。苏淘虽久为布衣，但“皇皇有忧天下心”。
苏洵主张要治理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一方面不能没有“义”，但又不能片面地强调“义”。他说：“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他并举例说，伯夷、叔齐为了“义”而不食周粟，以致于饿死，但他俩的大义行为与“天下之人”并无实际利益关系，人们眼见其饿死而毫不悲哀。他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不是“义之罪”，而是“徒义之罪”，是片面讲义的恶果。他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另一方面，不能没有“利”，但又不能片面强调“利”。他说，所谓“君子耻言利”，并不是不言利，而是耻盲“徒利”。他举周武王为例，认为周武王伐殷是“揭大义而行”，但他同时又“发粟散财”以“恤天下之人”，因而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可见“虽武王亦不能以徒义加天下”。苏洵很赞同《易·乾传》中的“义者，利之和也”，“刊物足以和义”的说法。他提出：凡讲义时，要充分注意到利，这叫“利义”；讲利时，要充分注意到义，这叫“义利”。“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渚掌矣。”
苏洵说：“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实际上是把利看作人们的内在要求，而把义看作人们的道德规范。这种义、利相结合的思想，虽对治国是一种重要原则，但在充满了阶级矛盾的封建社会，那是很难做到的。
曾巩的节用裕民思想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北宋进士，任知州多年，北宋著名文学家，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赞成荀子的“节用裕民”主张。曾巩说：“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他分析裕民的意义说：“夫古以来可质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乱者也。其乱者，率常民贫而且不安也。”
他主张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减轻赋税，这样就可“裕民”。他通过不同时期官员数与郊（祭天）费的大幅度增加的统计数字，建议冲宗皇帝减少官员和费用开支。当时，财政年开支十亿以上，如果每年节省十分之三，就是三亿。他认为通过节省开支，不难实现富国的目的，改变积贫局面，他要求神宗“变因循苟简之敝”，“大修法度之政”，大力缩减财政开支，“以幸天下，诒万世”。
公元1086——1087年，河北先后发生水灾和地震，按救灾常法是发给灾民救济粮，曾巩认为这种消极的救灾办法不好，百姓不干别的，每日专门等待领救济粮，而且发粮数量很大。他主张少发些粮，每户再发些钱，这样做有好处。他说：“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闲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曾巩的救灾措施使生产得到恢复，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也体现了他的“裕民”思想。
他极力反对用通货贬值的政策去解决财政困难，并列举汉武帝铸白金币、王莽行宝货制以及孙权、唐幺宗时铸大钱所造成的严重祸害的事实，来说明通货贬值政策是不可实行的。
司马光的“养本徐取”和“减冗节用”主张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时曾任宰相，政治家，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所写《资治通鉴》为我国最伟大著作之一。
司马光坚决反对封建国家对百姓进行竭泽而渔地搜刮。他土张“养其根本而徐取之”。他指出：“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余，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司马光认为封建国家的财源来自老百姓，他说：“农工商贾。财之所自来也。”因此，他主张推动他们的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保证足够的财源。“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还说：“将取之，必予之；将敛之，必散之。”
司马光斥责竭泽而渔的理财者“冻馁其民而丰积聚”，“扫土市禄位而不恤后人”，是“捃拾麻麦而丧邱山”，“不操白刃而为寇攘。”他不仅主张保护农业生产力，而且提出必须设法减轻农民负担，轻徭薄赋，绝不可用各种名义加重农民负担。他还提出“减损浮冗而省用之。”他说：“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司马光的这些话在900余年后的今天，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北宋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司马光主张财政收支集中统一管理，改变多元化现象是适当的。他主张，理财官员“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和“有功则进，无功则退”，是有利于财政管理的。
王安石的陶冶人才之法
王安石（1021——1086年），曾任北宋宰相，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为实现国家的富强，在神宗的支持下，实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均输法和市场法等一系列新法。新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新法虽几乎全部废除，但王安石不愧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王安石十分重视人才，他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人才，他把陶冶人才的方法分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在这四方面做到“有其道”。其主要内容，叶世昌做了如下归纳：
教之之道。教育人才要通过学校，应广置和严选合格的教官，敦给士子以“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学问。无用的学问不教。
养之之道。保养人才要做到“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他说：“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即官吏的俸禄要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以便使他们“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但“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故又必须用礼来约束他们。对于少数违法的，则要用刑法来制裁。
取之之道。选取人才不能“私听于一人之口”，而要根据众人的意见。众人认为贤能的人，才能按照他们的德和才，授以适当的官职。授官职还要“试之以事”，作进一步的考察。考察人才不能只靠皇帝个人，也不能只凭一、二日之间的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