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是个懦弱平庸的人，他即位以后，把朝政大事交给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处理。后来，他又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权力欲很强，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名墨，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她的父亲武士彟原来是一个很有钱的木材商人。隋末时弃商从戎，成了一名府兵制下的鹰扬府队正。李渊起兵反隋，武士彟转而参加了李渊的军队，后来在唐朝廷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则天九岁时，父亲死去。14岁时，已经近40岁的唐太宗听说她长得很美，便选她入宫，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后来又封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她和一些宫女依旧制被送到感业寺去做尼姑。李治当太子时曾与她有暖昧关系，于是让她蓄发入宫侍寝，封为昭仪。但武则天心里还不满足，想进一步夺取皇后的位子，于是武则天千方百计想陷害王皇后。
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天，王皇后来探望，爱抚地摸了摸，逗了逗。王皇后走后，武则天竟狠心地把女儿掐死，用被子盖好。当高宗来看时，她便诬陷是王皇后杀了她的女儿，使王皇后有口难辩。唐高宗因此大怒，从此动了废王立武的念头。
到了公元655年9月，唐高宗不顾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正式提出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
有一天，唐高宗问李勋：“我打算立武昭仪做皇后，褚遂良他们坚决反对，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呢？”李勋看见高宗废立决心已下，便为武则天说好话，他说：“废立皇后，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一定要得到外人同意呢？”许敬宗也说：“乡巴佬多割十斛麦子，尚且想换个新媳妇，何况天子富有四海，立新皇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高宗决定，废王皇后为庶人，册封武氏为皇后。
武则天当皇后以后，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参与朝政。她利用高宗与元老重臣之间的矛盾，在短短几年内，就杀了长孙无忌，罢免了二十多个反对他的重臣。武则天对拥护她的人全都重用，李义府、许敬宗因而青云直上，当了宰相。到了后来，武则天甚至同高宗一起垂帘听政，当时朝臣并称他们为“二圣”，即称高宗为天皇，武后为天后。武则天作威作福，高宗一举一动都受她约束。唐高宗很不满，就秘密把大臣上官仪找来，让他起草废武后的诏书。消息传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怒气冲冲地去见唐高宗。她厉声问高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唐高宗十分害怕，没了主意，就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这么干的。”武则天立刻命人杀掉上官仪等人。从此大小、政事都由武则天一人定夺。
唐高宗感到武氏一派的威胁越来越大，担心李家的天下难保，就想趁自己还在世，传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的长子)。但是，武则天竟用毒酒害死了李弘，立次子李贤做太子。不久，又把李贤废为平民，改立三儿子李显为太子，弄得唐高宗束手无策。
到683年12月，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就是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后来，她容忍不了唐中宗重用韦氏家族的人，又废了唐中宗，立她的四儿子李旦为帝，就是唐睿宗。同时，她不许睿宗干预朝政，一切事务由她自己做主。
唐宗室功臣看到武氏家族弄权，人人自危，于是激烈的斗争便公开化了。最先起来反抗的是李唐旧臣徐敬业、唐之奇、骆宾王等人。他们以拥戴中宗为号召，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在朝廷内部获得了宰相裴炎的支持，内外呼应，一时间聚集了十余万人马。骆宾王乘讨武军浩大的气势，慷慨激昂地写了一篇着名的《讨武曌檄》。武则天派出30万大军讨平了徐敬业，杀了倾向徐敬业的宰相裴炎等人。
690年9月，67岁的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以洛阳为神都，降唐睿宗为皇嗣。
名相狄仁杰
武则天对那些反对她的人进行残酷地迫害，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计较门第出身，破格任用。她手下有许多有才能的大臣，其中最着名的是宰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祖父狄孝绪，贞观年间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做过薹州长史。狄仁杰在少年时热爱读书。有一次县吏下来询问一桩案情，他周围的人都争着向县吏说出自己的想法，惟独狄仁杰聚精会神地读书，不理不睬。县吏责怪他，狄仁杰说，我正和书中圣贤对话，没有工夫和凡夫俗子搭腔。
676年初，狄仁杰升任为大理丞。大理丞是负责掌管案件审判的官员。当时积压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案件，狄仁杰以卓越的才能，一年内处理了1．7万余件，件件都处理得公平合理，没有一个喊冤叫屈的。
唐高宗知道狄仁杰这人不但有胆气，而且有才识，便擢升他为侍御史。
侍御史是负责监察弹劾百官的官员。狄仁杰常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那些有权有势的贪官进行斗争。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更加赏识狄仁杰的才干，不断提升他的官职，最后让他当了宰相。692年，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狄仁杰被捕下狱。狄仁杰为了不被冤死，等待时机，就承认自己谋反。来俊臣还要逼狄仁杰供出另外一些同谋的大臣。狄仁杰怒不可遏，气愤地把头向柱子撞去，血流满地，以至来俊臣不敢再审问。后来，狄仁杰乘看管松懈，偷偷写成一幅冤状，放在棉衣里转给儿子。儿子接到冤状急忙向武则天上报，引起武则天的注意，武则天亲自召来狄仁杰，问他为什么要造反。狄仁杰回答说：“如果不承认造反，我早死在酷刑之下了。”武则天又问他为什么要写谢罪表。狄仁杰说：“没有这样的事。”武则天这才知道是来俊臣阴谋陷害他。
后来，狄仁杰又恢复了宰相官职。这时，武则天在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为谋求太子地位，在暗地里频繁地活动，曾多次让人劝说武则天立武氏为太子。他们大肆宣扬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立异姓为太子的。狄仁杰趁武则天还没有拿定主意，便劝她立李氏为太子。他说：“陛下您想想，姑侄的关系和母子的关系哪个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在千秋万岁之后，配食太庙，享受祭祀，承继无穷；如果立侄儿为太子，就没有听说太庙中供姑姑的！”狄仁杰的这些关键的话触动了武则天的心。
狄仁杰作宰相，善于推举贤才。先后推举的有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均官至公卿，有的后来成为宰相。
狄仁杰善于用人，能够让他们发挥各自的才能。就是已经归降的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如契丹部落的两员大将李楷固和骆务整，骁勇异常，屡次打败唐朝军队，许多唐朝将领死在他们手中。后来，这两个人都来归顺唐朝，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处死它们。最后，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派他们到边境驻守。这两人驻守边境，尽忠守职，从此边境平安无事。
狄仁杰晚年的时候，武则天更加敬重他，尊称他为“国老”，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
700年，狄仁杰病死武则天非常悲痛，罢朝三日，追封他为梁国公。以后，每有不能决断的大事，武则天就想起狄仁杰，慨叹地说：“老天为什么要那么早夺走国老呢！”言语中，对狄仁杰充满了无限怀念之情。
郑和为何七下西洋
郑和，世称三保太监，是我国明朝初期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本来姓马，是云南省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幼年时期入宫后改姓郑。明成祖选中他负责远航是因为他既有能力，又是穆斯林。
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舶长44丈、宽18丈的就有60多艘，所载人员有2．7万多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从1405-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率船队七次出海，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途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总共到过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南到达了爪哇，西北到了波斯湾和红海，最西到达非洲东海岸，是历史上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这些船队给所经过的国家带去了大量的中国瓷器、铜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的丝绸、罗纱、锦绮等丝织品，也带去了我们博大的中华文化，同时换回了亚非各国的许多特产，如胡椒、象牙、宝石、香料以及长颈鹿、金钱豹等珍稀动物，广泛地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交流。
郑和历尽千辛万苦，七下西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向来是各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流传早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政治原因。《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郑和像异域，示中国富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的下落，以消除政治隐患。建文帝，名朱允坟，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朱棣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在“靖难之役”后，朱允炆出走，不知去向。这在疑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块心头大石。残忍成性的明成祖在“靖难”之后，杀戮建文的臣子约数万人，是不会放过建文帝的，朱棣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去了，怕他将来东山再起，会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建文帝为人忠厚软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后，即使逃到国外也不会再有翻身之日，朱棣没有必要大费周折派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而且有不少迹象表明，建文帝在南京城陷落前就已经葬身火海，不存在再寻建文帝之说。他们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实在是难脱牵强附会之嫌。
另一种观点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靖难之役”并没有对农业与人们的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都发展得十分繁荣。在这个时候，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现实而且迫切的事。另一方面，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他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此外，他还想借扬军威、示国力来缓减一部分人对他用武力夺得皇位的不满。
还有人说郑和七下西洋是经济原因，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在经济上与其他国家实行贸易往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明王朝刚建立时，附近的小国常常来朝贡，朝贡在当时是交换物产，番国进贡，明王朝每每恩赐，赏赐的常常大于这些小国所进贡的。但是由于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限制进贡，于是由一年一贡改为三年一贡，有些国家还限制为十年一贡，于是明朝的外交关系几乎断绝，经济贸易几乎停顿，导致走私活动猖獗，明王朝的声势日下。明成祖为了迅速改善这种状况，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派遣郑和出使，剿灭海盗势力，清除不安定因素，并且宣布明朝已经“咸与维新”，封赏周邻各国，扶正祛邪，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往来，欢迎各国前往明朝观赏进贡。派遣郑和统率巨大的船队到“西洋”各国，船队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都为中国的精美、巧夺天工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
而近年来海内外探索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的角度又有所改变，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邻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压力，以后几次主要为了发展外交关系，促进明朝与周边各国的友好往来。
不管郑和七下西洋是出于何种原因，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它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正视中国的存在，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个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屈原自沉汨罗江之谜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目光深远的政治家。屈原在担任三闾大夫和左徒期间，心系苍生社稷力主改革朝政、联齐抗秦，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贵族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妒忌、诬陷，最终导致与楚怀王的疏远，两次遭到流放，被逐出郢都。但他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希望楚怀王和后来执政的顷襄王召回自己，为国尽力。最后在楚国郢都被秦国将领白起攻破之后，他不忍心看着祖国灭亡，投汨罗江自尽，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千古悲歌。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有诸多说法，却都相差甚远，恐怕是因所选择的分析角度不同所致，总括起来看，主要有四种。
“殉国说”
“殉国说”以清代学者王夫之和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着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叹郢都的陷落，宗庙社稷成为荒丘废墟，人民流离失所，顷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军，楚国灭亡指日可待。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不忍亲眼目睹国家灭亡，故而投江殉国。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写到：“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颠沛流离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他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写道：“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殉道说”
“殉道说”以近人曲沐为代表。他认为“屈原的自杀原因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是性格的刚直，是生命在与现实的撞击中而毁灭”。“屈原是出身于华族贵胄的政治家，其理想中的‘明君’、‘哲王’已不复存在。面对楚怀王、顷襄王这样的昏君，其抱负与志向无法实现，加之群小的谗言，因而愤懑不平，牢骚罹忧。”屈原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位别具特色的“士”，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坚持“人道自任”的理念和对自身的“内美”、“修能”的不可动摇的认知，义无反顾地坚持理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只身赴死，以求得精神上的圆满。
“尸谏说”
“尸谏说”以近人王之江为代表。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潢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守备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屈原在《离骚》篇未有“吾将从彭咸之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洁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