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人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裨，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曾国藩语录精粹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妙）巧，常存有馀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茔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馀，好谋不中。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茔，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
——咸丰六年五月
3.成功者善于自我调试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司，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旨，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艺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引起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奕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娓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本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嫉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
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凡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是因为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而且遍拜长沙各衙门，连小小的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泅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
曾国藩语录精粹
至于说到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中庸》中所说的学、问、思、辨、行五个方面，共关键归结于愚钝的人一定要变得明察，柔弱的人要变得刚强。兄弟你向来就有倔强之气，不要因为地位高贵而马上改掉。凡是办事情若无气度就不能办咸，不刚强就不能圆满，即使是修养身心，管理家事，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为根本。
——同治二年四月
4.一生三变，褒曰“机巧”贬云“奸诈”
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在曾国藩居京期间两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护持料理，算得上挚友。以后多年间两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就是这个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单为官方面，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这大致符实，惟“挺经”之说其义未必准确。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如果说，他对“匪类”的镇压什么时候也未曾手软过，所谓“变”，主要应从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着眼的话，那么，他出山办团期间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不是也不惮攘臂越俎，采取刚硬的手段吗？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
曾国藩的再次“夺情”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段时日。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言。但是，舆论却一点也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势。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这时湘阴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这个人物人们不会陌生，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这会儿作为一个幕客却也有着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大肆诋毁，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嫉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湖南人），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