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工作凯特曼。因为我是处在我无法改变的环境之中，而生命只有一次，并且正在飞快逝去，那我就应该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做点最好的事。我像一个甲壳动物依附在海底的岩石上，在我之上是惊涛骇浪、巨轮驶过，而我拼尽全力能做的事，就是集中精力牢牢抓住岩石，否则就会被急流冲走而一命呜呼，身后留不下一丁点痕迹。于是职业工作凯特曼应运而生。如果作为学者去参加各种大会，那么我就会在大会上严格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个适合的报告。但是在实验室里，我就能用科学的方法使自己的研究有所进展，并在其中看到生活的目的。如果我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最终它将怎样被展示出来，它将受到怎样的宣扬，成绩归功于谁，那都是无所谓的事，因为我是在毫无私欲的情况下追求真理，如此获得的成就将是永恒的，而政客的喧嚣转瞬即逝。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照做，利用我的名字也无妨，如果我能做到这些，我就能被允许进入实验室，得到一些资金去购买科学仪器。
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希望在书架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比如，这是一篇关于斯威夫特的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写成。这种分析方法能让人出色地深入探讨历史现象。在意义上不能与辩证法和新信仰等同。马克思是天才的观察家，在仿效马克思的同时，就保证没有遭受攻击的危险，因为马克思拥有预言家的地位，同时我还得宣称自己是辩证法和新信仰的信徒，可以在书的序言中写上这样的词句，一如过往时代给国王或皇帝的献词。这是16世纪长诗的译文，难道它没有永久的价值吗？这是我写的小说，题目选自遥远的过去，其中我尽量忠实地展现发生的事件；这是我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书，它们颇受读者的喜爱，并给我赚进许多钞票，毕竟普希金真的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价值不会因为今天成了为他服务的宣传工具而有所改变。当然，我也必须为有特权从事某种职业付出代价，所以我必须写出一定数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和诗歌。评价一个人在地球上的生活形态，不能只根据他被迫写了一些昙花一现的赞颂作品。甚至波兰的伟大诗人密茨凯维奇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Mickiewicz，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重要着作有《歌谣和传奇》、《先人祭》、《格拉席娜》、《康拉德·华伦洛德》、《塔杜施先生》等。亦是如此，他尽管十分憎恨沙皇，也不得不将自己的长诗题献给沙皇，题词中不惜对沙皇大加赞颂。他深知自己落入了陷阱，便使用了骗局逃离俄罗斯，表现出他真正是个何许人物。事实上，没有人因为他的狡黠而责怪他。
上述实例表明，职业工作凯特曼对统治者来说，也并非完全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令人惊讶的是，职业工作凯特曼同时也是一个促进教育的因素，对教育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动力源泉，其目标就是：要使人们在某个能发挥自己能量的特殊领域中获得知识或者技能，同时不必进入官场，去当个受政治波动摆布的负责人员。例如，一个工人的儿子成了化学家，从而获得稳定的地位；一个工人的儿子当上了安全警察官员——他虽浮出水面，那里也有大船驶过，但大海的表面却变化多端、波涛汹涌。然而，最重要的是：进行化学实验、建设桥梁、翻译诗歌或是治病救人——这些都无须作假，但国家却在利用这种凯特曼，因为国家需要化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当然，时不时也会听到从高层发出沉闷的嘟囔，表达对在人文科学领域践行凯特曼的那些公民的痛恨。中央负责监管文学的人法捷耶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Фадеев，1901-1956），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御用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自称能把严格的现实主义描写、深刻细腻的心理分析、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抒情笔调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在自己的一次演讲中攻击列宁格勒大学，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令他气愤的事，只因一个女学生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评论英国诗人瓦特·兰德瓦特·萨维奇·兰德（WalterSavageLandor，1775-1864），英国作家。兰德出身贵族，个性极强，钟情于自然，热爱儿童、艺术，他甚至用拉丁文写作，再译成英语，以追求语言的简洁、韵律。可相较当时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兰德作为一个诗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谁需要兰德？”“谁听说过他？”法捷耶夫大喊大叫。同样地，正在那些中央的附属国中使用这种凯特曼的人，还是需要自我节制和保持警觉。
怀疑论凯特曼。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广为应用。人们争辩说，人类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知识，不知道怎么解决物资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困难。19世纪制定的第一批尝试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很有意思，但相当不切实际。不幸的是，这些尝试都落入俄罗斯人手中，他们只会教条式地推理而没有别的思考，他们把这些最初的尝试提到了和宗教教条一样高的地位。在俄罗斯及其附属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近乎疯狂，甚至可以这样说，俄罗斯会把自己的这种疯狂强加给全世界，而理性的回归至少在两三百年以后才可能发生。人一旦处于历史飓风的正中心，就必须尽可能谨慎行事，这就意味着，表面上要向这股能轻易摧毁一切顽抗者的力量屈服。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自己的观察中吸取乐趣，因为这种现象的确前所未有。迄今，人恐怕从未受过这样的压力，恐怕从未这样猥琐和扭曲，这样千方百计去适应和这样委屈地生活在一种根据书本照抄而不是根据他的身量设计出的刻板模型中。在迎合这种模型的过程中，人的所有理性和感情上的能力都要经受考验。谁看着这种委曲求全和卑躬屈膝的日常表演场景，那么他对人性的了解一定会比任何西方国家的居民都更为深刻，因为西方人除了金钱压力，不知其他压力为何物。观察这种资源的积累很像守财奴在暗处偷偷细数自己的钱财。这种凯特曼不会妨碍按照强制路线在外部从事的活动，甚至因为它建立在对辩证法的合理性完全缺乏信仰的基础上，它在允许彻底的犬儒主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容适应不断变化的策略。
形上学凯特曼。形上学凯特曼通常出现在具有天主教历史的国家中。在帝国势力范围内，波兰能提供的实例最多。在其他国家，譬如西班牙，众所周知，他们的天主教徒与共产主义者有较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凯特曼的产生基于暂时停止相信这世上有一个形上学的原则，也就是说，敬奉这种凯特曼的人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反形上学的。在这个时代，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任何一种形上学信仰都无法被彰显。人类正在学习用纯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范畴来思想，人类需要解决眼前诸多的实际问题，也因而卷入了阶级斗争。那些彼岸理念的宗教正在走向瓦解，正在危机中挣扎，更糟的是，它们还在被用作扞卫过时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将来不会回归到一个更好、更纯净的宗教。有谁知道，新信仰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有谁知道，上帝的旨意不须通过野蛮人——也就是中央——来完成？这个中央强迫广大民众从昏睡中苏醒，这些民众从新信仰接受的是次等的精神食粮，而中央却错认为自己提供的精神食粮是足够营养的。虽然如此，我们仍应肯定新信仰在翻耕土地，在摧毁那散发着霉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建筑的立面。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应该和新信仰合作，同时，不能显露自己对神秘的依恋，尤其是这神秘不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今天不可能有任何办法，当代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概念上，都还未成熟到足以表现它。
形上学凯特曼有许多变种。某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在安全警察中服役，在执行惨无人道的工作任务时，他们就会暂时中止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另外一些人则力图在新信仰的怀抱保持基督教的统一性，公开以天主教徒身份出现。他们努力维持天主教机构，还常常成功，因为辩证法学者愿意看到在政治问题上服从中央的天主教徒，他们把这些人称为“进步天主教徒”和“爱国天主教徒”。其实相互的游戏往往具有双重涵义。统治者之所以容忍这种类型的天主教徒，视他们为过渡时期的必要之恶，乃因为他们认为，在尚未彻底消灭宗教之前，跟知晓事理的天主教徒打交道，总比跟那些顽固不化者打交道要好得多。可是“进步天主教徒”意识到统治者将他们置于不怎么崇高的地位，即把他们降到了如萨满教教徒或者野蛮部落巫师一样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他们得一直容忍到能让野蛮人穿上裤子，并把他们送进学校的那个时候；那时他们会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甚至作为典型样板被派往国外，以便向西方野蛮人证明中央能容忍未开化的部落。他们践行形上学凯特曼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们免遭彻底的屈辱。他们欺骗魔鬼，而魔鬼则认为自己是在欺骗他们。无论如何，魔鬼非常清楚，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欺骗魔鬼，魔鬼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仅天主教徒承认这种凯特曼，上面有关天主教徒的论述，也适用于其他宗教信仰，当然也适用于那些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对作家来说，最危险的责难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戏剧或者小说，被怀疑含有“形上学的残余”。因为作家是文明的传播者，不能被想成巫师或萨满教教徒，但无论如何，只要他们身上带有任何一点形上学倾向就不可饶恕。那些直到“二战”之前都没受到新信仰影响的国家的文学，特别强烈地倾向于形上学，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即能从中找出这种偏离。举例来说，如果能在表现“稀奇古怪事物”的戏剧中看到，作者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兴趣，那么这个剧本就得不到在剧院演出的机会，因为人的命运悲剧往往会令人联想到神秘莫测的定数，人们只会原谅历史上某些作家（比如莎士比亚）的些微不健康，但绝不允许当代作家带有这种病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悲剧作家的作品不适合列入剧院的常备剧目。马克思崇拜希腊悲剧作家，但我们不要忘记新信仰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是相当表面的。新信仰是俄罗斯的产物，而打造新信仰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鄙视一切不以直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艺术（艺术的其他社会功能哪怕无疑是最重要的都不能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理解）。至于诗歌，因为诗歌的源泉很难与所有宗教的源泉区分开来，所以诗歌特别容易受到迫害。诚然诗人可自由描写高山、树木和花草，可是一旦像华兹华斯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也是与雪莱、拜伦齐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与柯勒律治合着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长诗《序曲》（Prelude）、《漫游》（Excursion）等。那样在游丁登寺时，在大自然面前感受到莫名的激动，就会遭到谴责，而一旦对这种谴责有丝毫反抗，诗人就会立即从文学生态圈中销声匿迹。这是扑灭整个军团的喜欢公开吐露泛神论心声的坏诗人的极佳手段，也是扑灭整个诗歌的一种方法，结果真的诗被扼死了，并以广告歌曲取而代之，其价值相当于美国电台播送的那种作品。其次，画家也很容易被指控使用缩略和综合形式（形式主义），表达对世界之美的过度喜爱，也就是指控他们的内省态度，令人怀疑他们本质上是个形上学家。音乐家应关心他所创作的歌曲，容易翻译成日常活动的语言（如反映工作热情，民间娱乐的语言等等），不能留下令人难以琢磨，因此而受到怀疑的东西。如果说，形上学的凯特曼出现在“野蛮人”即那些基督徒身上或许还可以宽容，却不能原谅艺术家践行它，因为艺术家被认为是社会的教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