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存在着一种信仰的危机。对于这一点，早在1922年，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是没有信仰，因而，改革“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人的心灵，必须要有一个寄托，要存在畏惧。如果人没有了畏惧，就会为所欲为。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跌入了腐败的泥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而世界上的一些政党垮台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他们逐步地失去了支撑整个国家继续生存发展的信仰。
政党如此，个人也不例外。有些领导干部无不是因“信仰危机”而丧失权力并走上犯罪道路的。他们信奉“理论是虚的，理想是空的，权力是硬的，金钱是实的，”并“抛弃虚的，放弃空的，抓住实的”。一个官员失去了精神支柱，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理想信念的丧失的确是一些领导干部陷入腐败泥坑的最重要因素。
实践充分证明：信仰是政党和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的不竭精神动力，不仅事关人的思想灵魂，而且决定党的兴衰成败。
信仰，是人们对于世界及人生的总看法和总方针，也是人们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它是一种精神纽带，是一个组织或阶层，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和精神动力，具有生活价值的定向功能、社会秩序的控制功能、社会力量的凝聚功能、行为选择的动力功能，等等。对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其信仰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坚信，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无限向往和追求，对共产主义实践的无上坚定执著。只有对真理坚信，对价值认同，并融入纯厚的感情，才能不断建构和坚定信仰。
古人云：“正本清源，源清流洁。”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是内在的精神寄托，是精神和品格的交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精神支柱。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领导干部”这句话，绝没有过时，而教育的重点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保持自身先进性
他强调在我们思索眼前道路的此际，我们以谦虚感激的心想到，有些勇敢的美国同胞正在遥远的沙漠和山岭上巡逻。今天他们有话要对我们说，就和躺在阿灵顿（公墓）的英雄们世世代代轻声诉说的一样。我们尊荣他们，不只因为他们捍卫我们的自由，更因为他们代表着服务的精神；愿意在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上找寻意义。而在此刻，能够界定一个世代的此刻，必须常驻你我心中的，正是这种精神。
——奥巴马
保持先进性不断学习自我超越
知识经济的时代，社会日趋信息化，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学习能力已成为社会、企业、单位和个人适应时代、把握变化的核心能力。那种一纸文凭、一朝学习终身受益的时代也将成为历史。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坚持学习就成了每个人跟上时代脚步的方式和方法。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的先决条件和工作方式。
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紧握成功的钥匙，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在胜选演讲当中，奥巴马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真正的天赋在于，它懂得改变。我们的联盟会不断地完善自己。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给了我们希望，让我们坚信我们能够并且即将取得成功。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要保持一个组织的先进性，首先就必须保持组织里每个成员的先进性。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是每个成员都要有自主学习、不断自我超越的意识。只有保持个人的先进性，才能实现整个组织的先进性。其中的关键就是要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
如今的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了全球政要高官、商界翘楚一展风采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最高兴、最忙碌，也是最引人关注的人物之一就是秘书长龙永图。而博鳌亚洲论坛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和龙永图个人的努力和自身能力的不断完善有关。
龙永图，1943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参加中国复关谈判。1997年2月被任命为原外经贸部中国首席入世谈判代表，2003年1月被选举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经过6年的发展，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虽然年过花甲，但人气不减当年。他坦言说：“博鳌亚洲论坛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全球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是中国的吸引力使大家都希望到中国来看一看。”在他眼里，博鳌亚洲论坛特殊的使命就是怎样能够在全球国际经济论坛竞争的格局中保持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亚洲的、中国的平台。博鳌亚洲论坛在发展思路上首先确定了论坛永恒的主题：亚洲寻求共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寻求共赢有很多方面，关键是发展，而且发展的方式是合作，通过合作来寻求发展，通过亚洲合作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谈到论坛的品牌意识，龙永图说：“很难量化一个论坛的品牌价值，但是据我的观察，博鳌亚洲论坛的品牌现在已经有相当的分量了，因为它对全球最优秀的跨国公司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就说明它本身具有很重要的品牌价值。当然一个品牌是需要培养的，一个品牌可能今天还被人非常看好，但是如果不给它关注，就像一棵树一样，不继续给它浇水施肥的话，那它就长不好。”
博鳌亚洲论坛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品牌，甚至是亚洲的品牌，除了因为博鳌亚洲论坛是由亚太地区20多个国家的知名人士组成的理事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龙永图的努力和奋斗。面对世界各国的朋友，龙永图说：“我觉得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大的舞台，如果说过去的舞台是在中国的话，现在舞台在亚洲，我就喜欢不断地超越自我。”
不断地完善自己是建立在不断地学习基础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随时给自己“补充电量”。作为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则更应如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自身学习，是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的任务和要求。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党员干部应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求知欲去努力学习，并把学习作为干好工作的第一需要，成为学习的带头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曾说过：“学过了的东西，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发挥作用，是难以预料的。如果把知识比作植物的话，各种知识的地下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连接起来。所以我认为广泛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学以致用，这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不过，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学习只有不断地坚持下去，才能跨越自己的极限，进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对党员干部来说，应当不断强化“学习就是一种需要，学习就是一种责任，学习就是一种创新，学习就是一种奉献”的学习理念。最好是将学习由外在的要求转化成内在的自觉，把学习变成自己的一种兴趣，一种精神需求，一种生活方式。
做事谨慎，危机面前不自乱阵脚
民调对我们稍有利，不过这还不够。唯一起决定作用的是三号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去投票现场。
——奥巴马
做事谨慎深思熟虑临危不乱
谨慎，是一种对外界事物和自己言行密切注意的为人处世理念，也是一种接受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求得新发展的科学态度。论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的意思是：谨言慎行。康熙曾经说过：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慎，即贻百年之患。对为官之人来说，谨慎体现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作风和一种品格。有的人没做官之前，或者是没有升官之前，态度总是恭谨谦和。但是，一旦做了官或是升了官之后，思想就开始飘浮起来。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有许多的过人之处，于是人前人后吆五喝六，不再谨言慎行。其实，一个人越往高处走就越应该谨言慎行。
金融危机给奥巴马提供了反超并拉大与麦凯恩距离的机会，同时也向奥巴马提出了挑战。在关键的时候，民主党高层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提出如果麦凯恩不回到参议院的话，民主党议员就不会投赞成票。这就正中了麦凯恩的下怀，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本来就给信心满满的麦凯恩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正需要一个理由来离开选战战场，由于麦凯恩在参众两院跨党派联合上拥有很高的威望，民主党的邀请不但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同时也表明了他的“崇高地位”不可撼动。
于是，麦凯恩一改过去美国经济基础稳固的说法，声称美国陷入了完全的经济危机，而布什总统的方案已经在参众两院陷入了僵局。为了拯救经济危机，保证民众福祉，他向奥巴马提出倡议：立即停止竞选活动，回到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共商大计，推迟原定于周五晚上举行的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
麦凯恩以退为进的策略，立即让奥巴马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如果奥巴马拒绝倡议，就是不顾美国经济危机安危，不顾选民利益的政客，他现在所做的任何宣传也就没有了意义；但是，如果奥巴马接受倡议的话，就会被麦凯恩牵着鼻子走。而且，更加深入一点来分析，如果麦凯恩回到华盛顿能够打开僵局的话，那他就由“越战英雄”摇身一变成为挽救经济危机的英雄，而奥巴马最多只是一个配角而已。
所以，奥巴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接受，他自己全盘的计划就会被打乱；如果不接受，又该如何来表明自己和选民的立场是一致的呢？
经过谨慎的思考和策划，奥巴马团队提出了三项挽救措施：第一是表明态度。奥巴马知道麦凯恩发出的倡议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所以，他说不应该将选举政治带入国会。但是，只要布什总统提议磋商，他自会尽责任参与。不过，他不同意停止辩论，他说这应该是由两党协商才能决定的事。第二是适度的回应。为了防止留人口舌，奥巴马参与了布什总统举行的协调会，并与财政部长和国会领袖打电话沟通相关问题。第三就是对共和党进行适时的谴责。由于在众议院第一次表决中，居少数派的共和党反而投了更多的反对票，这就表明了麦凯恩的协调能力有限，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能力。
经过这么缜密的思考和谨慎的行动，奥巴马又一次地扭转了劣势。不但避免了僵局的继续，还有力地给了对方一击。
做人也好，办事也好，总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这个时候往往会令人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表现出镇定自若的态度，临危不乱的气质，那么一定会得到组织和上级的赏识。
春秋时期，较强大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的地位，极力向外扩张，发展自己的实力，战争不断，而那些夹缝中生存的小国为保全自己就只好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了。郑国大夫烛之武就曾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在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中说退秦国围郑之师，瓦解了秦、晋联盟，而保住了郑国的社稷。
这一年，晋文公、秦穆公的军队包围了郑国。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范南。眼见秦、晋两大国兵围郑国，郑文公急得直冒冷汗，却苦于没有办法。这时，佚之狐想起了郑国大夫烛之武，便说：“如果能请烛之武去面见秦君，凭着烛之武的胆识、才略，一定会让围兵撤退。”郑文公听从了佚之狐的意见，派人去请烛之武。不料，烛之武不但没因受到君主重用而受宠若惊，反而很淡然地推辞了这件事。他说：“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一般人，现在老了，更无能为力了。”转身就要走。这时郑文公非常谦恭地请烛之武坐下，并诚恳地说道：“我不能早重用您，现在事急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呀？为国为己，您还是应允了吧？”烛之武看到郑文公果然有诚意，就答应了他。
夜间，烛之武让人用绳子系在腰间，从城上下来前往秦兵驻地，见到了秦穆公。烛之武对穆公说：“秦、晋两大国军队把郑国围住，郑国已经知道要亡国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如果郑国灭亡对秦国有利，那么您的部下来进攻是可以的。而现在您是越过晋国围攻郑国，这对您有什么好处呢？您何必用灭亡郑国的办法来帮您的邻国增加实力？您的邻国强大了，那么您自己的实力就削弱了。如果您放弃攻打郑国的计划，让郑国做您的东道主，秦国的外交使臣经过郑国，郑国可以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粮草，所以不攻打郑国实在对您是有好处的。况且，您不是不了解晋文公的为人，您曾对晋文公施过恩惠，他也曾答应给您焦、瑕等地方，可是他却早晨凭借您的兵力过了河，晚上就在那里筑起城墙，他是个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的人啊！晋文公没有满足的时候，他现在要以郑国为晋国的东方边界，又怎么知道，他就不想扩大西边的领土呢？愿您三思。”
秦穆公默默地听着烛之武的陈说，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许，待到烛之武的一番话说完了，秦穆公已经做出决定，立即撤兵，并与郑国结盟，派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代表秦国住在郑国，自己带兵回秦国去了。
知道了秦兵撤走的消息后，晋国的大夫子犯向晋文公请战，愿带兵去攻打秦国。晋文公沉思了一会儿，摇头说：“不可，不可呀，若没有秦穆公的帮助，我不可能返晋为君。依靠人家的力量强大起来了，怎么能反过来伤害人家呢？依靠人家的力量又去伤害人家，这是不仁；因一件事办错而失去了盟国，这是不智；用自相冲突改变统一步调，这是不武。古代以能制止战乱为‘武’，秦晋本想合作攻郑，若一下反目成仇，就是不武。我们还是撤兵吧！”就这样，晋文公的军队撤离了郑国的边界。郑国转危为安。
从秦晋联手攻郑、郑危在旦夕，到秦晋分别撤兵、郑转危为安，关键是烛之武的一席话打动了秦穆公。烛之武是抓住了秦晋的利害关系并加以透彻的分析，对穆公提出警告，使穆公为了本国的利益做出撤兵的决定。烛之武半夜出城退秦师，充分表现了他临危不乱的胆识和过人的聪明才智。
“三思而后行”，“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两句古语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经过反复的考虑，不能不假思索就随意地行事。现代主义先驱卡夫卡说过：您不需要审视，也不需要聆听，只需要静默，世界将在你的足下不停地旋转，以至于露出它真实的面目。他强调的就是思索，由于思索，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浅薄；由于思索，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失；由于思索，我们能够清楚了解自己前行的目标。
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多思考这几个问题：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什么时间、地点、场合做比较合适；做这件事会对与之相关联的其他事情有什么影响；而且特别要思考这件事情做完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这样经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事情才比较有把握，也不会出现大的失误和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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