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们看看一个外国人，诺布·特恩布尔先生在一本叫做《西藏》的书中对一个古老民族的看法或者叫意见：“实际上没有必要念书和写字，因为西藏没有世俗文学这类东西。有这么多的僧人好处之一是，在每个村子里，都有僧人朗诵经书……俗人所希望的智力发展，是想要懂得佛经，而这扇门对他们总是敞开的。对于方向很明确的人来说，掌握更多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
这本奇怪的书是在雪山草地上除了寺院教学以外，有了许多正规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时在现代教育更为发达的某西方国家出版的。时间是1968年。
如果，把时间倒退回去十多年，我们可以看到，若尔盖地区的人民就是那样生活的。
只是，这片草原与山谷中的人民真的生活在一片歌舞升平的乐土，佛教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吗？
让我们看看那时的情况。
若尔盖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北部，北与甘肃接壤，东西与松潘南坪毗邻，南与红原县为界，西南与阿坝县接壤。西边是尚未变得浑浊的黄河，隔黄河与青海相望。全县幅员1020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关于这样的海拔高度，早期的西方探险者是这样描述的：“几千年以来，这里的人们以一种极为奇特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在海拔极高的高原上，生活着与外界影响完全隔绝的人们……他们还要在人类所知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生存（一个人在西藏能够又得冻疮又受日炙）。”
若尔盖县人民政府提供的材料不直观，但却是科学的积累。在海拔3500米的高度上，年平均气温为71，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33.71。无绝对无霜期，昼夜温差在201左右。长年无夏。
解放前，若尔盖并未形成西藏式的封建庄园经济。基本社会单位是“寨子日科），若干寨子之上是“部落学卡也未有县的建置。从明清迄于民国时代，都归松潘管辖。清雍正元年0723年），四川提督岳钟琪因西宁之役（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由松潘出黄胜关，招抚班佑等十二部落，同年清廷又授班佑为土千户，余下十一部落巴细、阿细、上作革、合坝、辖曼、下作革、物藏、热当、磨下、甲凹、阿革为土百户，这十二部落均在今若尔盖县境，故有若尔盖十二部落之称。
其实，若尔盖境内部落尚不止此数。如铁布沟的降扎、占瓦、热耳、崇耳等四部落就不在此数之内。
十二部落是一种概略说法。
全区人口接近3万。
全若尔盖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县境内分为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两大水系分水处也几乎就是草地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
民主改革前，在唐克、多玛、纳摩三个牧业区的每个部落都有一定的疆域，其它部落不得逾越，否则会引起冤家械斗。从自然地理条件上讲，若尔盖各部的牧场一般都很平坦，河流纵横，草质优良。是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县境东南部多沼泽地，约占当地总面积的20%。西北部的部落，如唐克、辖曼等部落都有长100公里左右，宽约50公里的大草场。即或是那些浅丘陵地带也是优良牧场。牧草有禾本科类的鹅冠草、燕麦、牛毛草、水草；豆科类的苜蓿、野豌豆、杂三叶；菊科类的白蒿、细蒿；莎草科类的三棱草。对草场破坏最大的是旱獭和地鼠，但土官和喇嘛禁止牧民除害，他们说这是伤生害命。
牧民们都实行夏秋游牧，冬春定居放牧的生产方式。游牧季节，牧民住牛毛帐篷，随畜群不断迁徙。冬春季则住在冬房。冬房是固定建筑，地址选择在向阳、背风、暖和、水草丰美的山谷和小盆地中。冬房四周是冬草场。冬房形与帐篷颇为相似，系木架结构。草原四周的森林提供了建筑材料的来源。冬房顶是木板铺成，上面再敷压泥土。四壁也是木板筑成，里外再用牛粪严敷。
一般来讲，越靠近农区，冬房的建筑就越讲究。但总的来讲，都是相当简陋的。每当游牧季节到来，冬房就无人居住而坍塌，而杂草丛生，等到初冬牧民返回冬房后又重新修理。有些牧区，出牧时就把房架拆下来埋入地下，等冬天返回时再盖起来。
每年春末夏初，各部落的土官和老民有权决定迁出冬房的日期，本年的游牧路线以及各个寨子在远牧点的住址。搬迁一般都以寨子为单位集体行动，不能争先恐后，否则要被土官和老民处以罚款。
据调査，在尼玛先生后来作出非凡贡献的红星乡，前热当坝部落，如果哪家有病人，大家都会帮助搬迁。如果寨子里死了人，则要等上七天才能开始搬迁。每到这时寨中都要请喇嘛念经，以保佑人畜平安。
由于缺少文化科学知识，牲畜的饲养管理是比较落后的。一般都按主要牲畜牛、羊、马分群放牧。也是由于文化科学知识的贫乏，畜种培育与改良是一纸空白。
若尔盖地区自然条件很适宜发展畜牧业，本身也是一个以牧为行，造成了畜牧业的停滞不前。幼畜成活率一般平均在50%到60%。左右，而大牲畜的死亡率也很高，因而牲畜存栏率日渐减少。
有资料显示，唐克部落华尔果和瓦溪洛两个寨子在民主改革前的1955年，全年牲畜死亡率达到8.89%。其中死于疾病的占4.5%。足以说明。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文化卫生水平极端低下所造成的恶果。而直到今天，还有人怀着种种企图，把这种状况描绘成一幅香格里拉的图景：和平、质朴、充满了透明无染的快乐，人民因而无企无求。
而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人人都会明白这片时间滞重不前的草原应该企求什么。
如果，人们确曾像是无企无求，那也是心灵不曾被智慧之光照耀而麻木，而被愚弄的结果！
再让我们来看一些实例。
1947年，索克藏部落因肝蛭病，全部落羊子几乎死光。
1950年，唐克部落俄哥寨羊瘟流行，除某户60只羊未死，其他人户羊几乎全部死光。
1954年，索克藏部落的牛群发生败血病，请喇嘛卜卦念经，耗费不少，但全部落牛仍死了十分之一，最后，连喇嘛寄放的牛也死了。最后，是政府派来兽医，才制止了疾病的蔓延。以上材料中，那些疾病名称都是后来添加的。从一份完成于1952年的调查材料，更能反映当时对于牲畜疾病的认识水准。
普通的牛病有一种眼睛流泪，耳朵下垂、流鼻弟口水、拉血的病症，若不及时治疗，两三天即死去，医治方法是赶到山沟内静养，不让狗惊扰，慢摱可以恢复。
第二种为“土气病”，五、六、七、八月吃草，肚子一胀，几天便死去。症状是牛身上出痘子，这种牛的肉不能吃，否则人的身上脚上也会出痘子。犯这种病的牛比较多，藏民不敢接近，是无法治疗的。
第三种病是肺病，症状是日夜呻吟，一天天消瘦而死，医治时，用针在牛腿子上放血可愈。但也要技术熟练，才能够奏效。
第四种病是口炎，夏季天热时、口疼舌干。疗法：用豌豆、胡豆面喷进口内，称之为“以火攻火”。
第五种为口蹄疫，或称蹄花病，走路时脚软易弯下。疗法：牛背上放血可愈。
其它不知名的病还有很多，只要传染开，会成群死亡……马的病症有瘟病，症状是发烧，出痘子。其次是下鼻病，症状是鼻涕长流，灌鸡蛋、尿便可疾愈。另一种病是咽喉病，或称土病，全身浮胂。
这是更接近于牧民对牲畜疾病的原始认识的一则材料，收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我在红星乡兽防站的院子里读到这些东西。院子里，手植的大黄在阳光下展开巨大的叶片。安静中不时透出繁忙而井然的气氛。不时有牧民前来取药。
尼玛先生的弟子，兽防站站长达哇告诉我，如今，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由于兽防知识的普及，牧民们大多能自己诊断，对症到兽防站取药就是了。当然这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解放已经四十年了。
如今，当年那些病都有了名目和对症的良方。
一般说来，流行于若尔盖地区的牲畜疾病主要有牛瘟、炭疽、败血病、胸膜炎、口蹄疫、鼻疽、羊痘、济癖、痢疾、肝蛭等。过去，不但对这些疾病缺乏足够的认识，医疗水平的低下就可想而知了。虽然本地富有药材资源，但本地人迷信在草原上动土，神会降祸于人，所以不得采集。所以，药物学及药材资源方面的知识也是一片空白。
封建迷信对人们思想的毒害可以再举一个例子，狼往往对畜群，尤其是羊造成很大危害。有时群狼肆虐，一次就咬死几十只羊。而牧民受封建思想束缚，见狼不打，而只赶走了事。
有关铁布、求吉两农业区域状况，和后文关系不大，为避累赘，从略。
总之，解放前的若尔盖地区盛行部落制，明清时即有十二部落之称。已有前述。实际上十二部落之外还应加上所谓的包座七房。这十二部落由一个根子发展而成，分别为：降札、热瓦、占洼、崇耳、热耳、热当坝、阿西、班佑、多玛、嫩洼、唐克、辖曼、幕。而包座七房，据传说也是同一祖先弟兄七人的分支，分别为：上包座、下包座、求吉、黄载、阿西茸、巴西、苟洼等。
以上这些互不统率的部落，各有自己的领域，独立的行政、司法、外交和军事、俨然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
部落中，土官是最高统治者，独揽一切部落大权。土官一般没有专设的衙署，平时在自己家里处理各种事务。老民是土官的助手，分别住在各个寨子，执行土官的命令。另有不常设的“玛根格里洼”，即带兵官。带兵官只在部落间械斗时，由土官指派勇敢善战的人充当，也有由土官在必要时自己充任的。
本区的每一部落，至少有一座从属于部落土官的寺庙。寺里的活佛、襄佐和温布多属土官亲属。任何部落土官，对寺院创建与发展都给予相当的重视。并令百姓有男孩的人家两个去一个，三个去两个，到寺院出家，促使其发达。寺院声誉地位提高，土官的声誉地位也就相应得到提闻。
查有关统计资料，解放初期，民主改革前，若尔盖仅唐克、纳摩、多玛三个牧业区即有8座寺院，共有僧侣2380人。其中达扎寺僧侣人数约占当地人口数的17%。纳摩格尔底寺僧侣人数更占到当地人口的20%之多。
而其中格尔底寺和卓藏寺已发展成为直接辖制部落的政教合一的寺院。
为了照顾后面文字的展开，我们似乎该谈谈教育和卫生状况了。但却找不出什么可写的。若尔盖县人民政府一份有关民族教育的专题报告中，用一句话进行了总结：“我县教育事业解放前十分落后，当时除了寺院文化和少量的藏文私塾外，无一所正规学校。”第一所正规意义上的小学，是1957年才在求吉创办的。
而以前，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在寺院。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准上，寺院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文化中心的职能，而它在权力、经济方面的表现，所起的作用要更引人注目一些。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寺院里包含文化，和否认这些文化结晶与遗留的价值。在当时的若尔盖地区，乃至全部藏区，大量的男子出家为僧，并不是仅仅出于一个单纯地追求、向往学习文化，求得智慧，掌握某种技能的动机。这是一个学习者投人现代科学教育这样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那时，一个男子出家，大概因为他恰好是两个男孩中的一个，出家与否，不在于他本人的意愿，而更取决于生殖的秩序。如果存在一个动机，恐怕也是和僧侣在社会上的尊贵地位有联系的。在那样的社会形态中，如果一个男人不是生来就有贵族的骨血，要在社会上改变地位，出家几乎成了唯一的途径。一个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也说：“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寺院，在那里，有些喇嘛有点文化。有些相当伶俐的孩子，如果他们愿意，也有机会得到深造。但大多数只会死背一些必要的祷文。”
戈伦夫先生在他《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相当敏锐而又中肯地指出了寺院文化的弊端所在：“没有受教育，就不可能在政府中任职，也不可能去探索是否还有另外的社会形态。也就不可能打破僧人对知识如此严密的垄断。”
对于这一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一般是用“缺医少药”来形容的。但我们立即就会发现这个词可以形容出一种状况，而不能说明程度。
如果说，这是指现代医药技术，那么，解放前就根本不存在。
剩下的就是藏族传统医学。
而所谓藏医、藏药在当时也不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样一个独立而完备的学科，一种机构，在为民造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关怀人民的一个纽带，一个民族自治政策的充分体现与例证。
过去，它却只能作为寺院文化的一种依附。尽管经过世世代代积累，它已有了丰富宝贵的内涵。但既然依附于宗教，就必然更多以宗教的面目而不是医学本身的面目出现。
医生不是医生，而以僧人的面目出现。这样，他首先是一个僧人，然后才是一个医生。我相信，谁都会明白这其中会有多少矛盾与差别。一方面，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与东方所有传统医学一样，认为疾病和身体内部的不平衡和精神上的不平衡有密切关系，这是科学而辩证的一面。但同时，他又必须认为身体的疾病肯定是病人的“业”或前世留下的罪过，或者无意中冒犯了什么神灵的结果。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藏族有关医学起源的传说。
传说中说，在过去，有过一个很长时期的人类生存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并不需要摄取食物，而是依靠“三昧口——沉思的极乐来生活的。那些不吃不喝的人，本身就能发出光亮，所以天空中也就不需要太阳与星光，他们有着奇迹般的力量，体态优美地在空中自由飞翔。一直到了有一天，一个男人不知怎么吃了地上涌出的天然沥青，而得了不消化的疾病。另一个人回忆起在过去的某一“劫”里佛讲过的医书。书中提到要喝开水来治疗消化方面的疾病。于是就嘱咐那病人去喝开水。果然，那人就喝了开水而使疾病痊愈。而那个使开水成为药物治愈第一个人体疾病的本不是凡人，而是一个神叫做梵天。从一些宗教壁画上，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他的模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治病和迷信和一些宗教仪式混杂在一起。人们认为僧人是神圣的，他们的祈祷或咒语会使药物增加效力，到达它应该到达的地方。
这样的意识和局面，既影响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健康水平，同时局限了传统医学向更精深、更系统、更科学、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1952年秋，卫生部派出的卫生工作队深人若尔盖地区巡回医疗，揭开了这一地区现代医疗的序幕。
1953年，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该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