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学校和教师
1913年春季，正是20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他又是以第一名被录取的。校长看到他的作文卷后，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都编入一级，后来又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的5个班，毛泽东在第八班，全班共有同学30人。因此按学制，他在第一师范多读了半年书。毛泽东跟湖南第一师范有过为时7年的密切关系：自1913年春季至1918年夏季的5年半时间，在一师求学；自1920年秋季至1921年冬季，又1年半，在长沙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时，他的社会职业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并兼过师范部的国文教员。
湖南的师范教育始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师范馆”于长沙的黄泥。不久改设三路师范：西路在常德，南路在衡阳，中路设立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的“城南书院”旧址。辛亥革命后，以路界名称不好，三路未毕业的学生并入优级师范；中、西、南三路师范改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这是第一师范的由来。
城南书院是南宋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江相望。朱、张讲学最盛的时候，来听他们讲学的达几千人。他们都是南宋的理学家，两人往来密切，在湘江过渡的渡口，后来就称为“朱张渡”。
然而五四前夜与南宋时代究竟相隔七八百年了，这一段老故事，人们已经忘记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5年半时间中，正是国内连年内战、湖南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紧，以及国际上“协约”、“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大战的时期。就封建统治阶级的昏暴和遭致外族侵略的危机来说，北洋军阀与赵宋朝廷毫无二致。可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湖南已经出现了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书院坪第一师范的附近，就集中了当时长沙仅有的黑铅炼厂、电灯公司和造币厂等几个大工厂。1917年正式通车的粤汉路武（昌）长（沙）段的火车，日夜经过学校的后面。这时宋朝的理学已经不大为当代青年所关心了。新旧思潮的斗争在全国正日趋激烈，几千年来的孔门伦常圣道，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所有求进步的中国人，都焦急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五四前夜，终于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
湖南本是一个落后的省份，一个闭塞的山国。可是在交通逐渐发达的近代，又是南来北往的走廊。由于落后和闭塞，封建主义在这里比在沿海省份有着更深的基础；由于在近代成了南北交通要冲，它又无法继续保持落后的闭塞的状态。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里就成为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之一。顽固派坚决排斥一切新的事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经因为坐小火轮回家奔丧，竟在长沙官绅中引起物议，几年不息。郭嵩焘曾经因为做了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并且写了一本《使西纪程》，主张改革，就被长沙的官绅指为汉奸。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在湖南遭受到的反对，也是一切省份中最猛烈的。可是，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争取实现民主制度的最热烈的斗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提倡变法救亡。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都是维新分子，与谭嗣同、唐才常合作，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同时办交通，开矿业，练民团，设武备学堂，出版《湘学新报》和《湘报》；又设“南学会”，会员达千余人，各县并设分会。谭嗣同、唐才常等借学堂、学会倡导新说，攻击清政府。在维新派活动的时期，全国设立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共51所，湖南即占了16所。因此，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这时，封建地主阶级学者、湖南有名的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率领顽固派党徒，自称“保卫圣道”（叶汇辑反对康、梁文字为《翼教丛编》），用各种卑劣手段向维新派大肆围攻，要求清政府杀康有为、梁启超，并用暴力驱逐维新派分子出境。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100余人。后来黄兴、宋教仁等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它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1906年在萍乡、浏阳、醴陵爆发了矿工和农民的反清起义。这些曾经扫过黑暗天空的先辈的闪光，此时仍在起着点燃心火的作用；革命志士的英雄业绩，使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感到振奋，前仆后继地涌进了斗争的前列。
第一师范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志在投考大学的，都不进这个学校，而进公立的或私立的普通中学；只有家境贫寒或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才争取进这个学校的机会，这样的青年是很多的。因此，要能考进第一师范，还必须具备学业优良的条件。当时国家的局面动荡不定，师范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并没有保证，这使得学生们在毕业前就必须为自己的前途打算。有些人为将来的职业而结合起来，也有些人为共同的志向而结合起来，学生的活动是很多的。
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后，就充分利用这个环境，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并刻苦锻炼自己。他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的好老师，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最后结成一个团体，为探求改造中国的真理而共同努力。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在毛泽东的带动下，第一师范成为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一个基地，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常起着带头的作用。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大部分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骨干，有许多也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和教员，如学生中有蔡和森（蔡林彬，蔡林是双姓，六班）、何叔衡（瞻岵，讲习科第一班）、陈章甫（陈昌，二班）、罗学瓒（荣熙，八班）、张昆弟（芝圃，六班）、李维汉（和笙，二部一班）、郭亮（靖笳，二部三班）、夏曦（蔓伯，十六班）等；教员中有方维夏和徐特立等。以上蔡、何、陈、罗、张、郭、夏、方等人，都已在革命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
1927年5月“马日事变”之后，第一师范毕业的和在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的，现在尚无精确统计，据估计总数在百人左右。学校当时停办一个短时期后，也就搬离城南书院的旧址了。1929年国民党政府重办第一师范时，认为老第一师范专出“暴徒”、“过激派”，为“端正趋向”、“挽回风气”，竟然另觅校址，班次也从头开始，并且在编《校友录》时，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名字都删除了。从此这个学校被国民党反动分子一手控制，青年的生气被扼杀殆尽。1938年长沙大火时，第一师范旧校舍全部被焚。为了纪念这所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按原来规模重建校舍，并扩大了范围。
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确算一个办得认真的学校，这与当时教育现的一点儿朝气有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厂，曾经颁布过一些较有革新意义的教育规程。因此，第一师范的“校章”中关于教育方针一项，“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识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科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暂定国文为各科联合中心”。但是，这个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面，却又规定了许多烦琐的封建的规矩，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35条“不得”。如“不得经营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之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备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这些“不得”，就直接违背着前面所述的“教育宗旨”。不过这些规章制度的执行，也往往因人而异。虽然那时的公立学校常为守旧派所控制，但遇有思想较开明的人任校长时，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宗旨”，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如1913年在日本留过学的孔昭绶第一次任校长时，用人唯才，聘请思想进步的徐特立、杨昌济等担任教员。1916年，孔昭缓第二次任校长时，在课程和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都有些新的措施，如将农场和工厂实习进一步制度化、创办学生志愿军，等等。
这个学校当时确有许多优点，除图书丰富、校舍宽大外，特别重要的是有思想开明的好教员，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教育界也受欢迎。1949年，毛泽东同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还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在这个学校里，毛泽东遇到了好几位很好的老师。刚入校时他最敬仰的是黎锦熙。他在1915年9月6日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到黎锦熙，“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见倾慕之深了。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4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李氏芋园做编辑人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一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3期即停刊。
4岁的年龄差距，对于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算一回事的，对于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却是颇有关系的，就如同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同四年级的学生一样。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记下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芋园的事。这日记虽然写得极其简略，没有记下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看到谈话涉及的方面。他们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指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黎锦熙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极感兴趣，于是向毛泽东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群学肄言》是英国斯宾塞的著作。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作《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道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日：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全书共十六篇，从第五至第十二这八篇，分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
第五篇《物蔽》。讲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物）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蔽）。这些因素，例如载记传闻多有乖谬，认主观之变为客观，成见、私心、处境不同而见有明暗，以间接之知为直接之知，肤浅的观察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此外还有时间空间的因素。书中说：“物蔽也，固常有也，知而谨为之所，足矣。”
第六篇《智》。讲的是智力受到的拘束。其中举例谈到：以己度人之不足恃，因果难稽，物理之繁，非心能之简者所能副，世事纷纭复杂，变化万端，浅见者囿于习惯，以己见判定是非，可说是智力受到的一大拘束。作者并且预言，后世必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篇《情瞀》。讲的是因感情引起的愚暗。例如卞躁者以公理之不可胜而怒之，人心竦于势力，久处于积威权势之下者，难与言一群之是非，史家也因为崇尚权力而详写帝王将相，而不注意平民生活等。
第八篇《学诐》。讲的是教育方面的偏颇。有两种教育主张：“其一曰为已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认为战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为己之教必不可终行。为人、为己，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篇《国拘》。讲的是褊狭的爱国心。爱国人同此心，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人同此蔽。因为能够爱国，国家得以存在，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会惑乱人群的心理，这是社会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爱国之过与为己之私，同出于一源，然为己之私易见，而爱国之过难知。怀有褊狭的爱国心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