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由这一年开始，胜利主义和爱国热情相辅相成。爱国主义式的自我鼓励，在经济讨论中的地位一直十分突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异现象，那就是资产价格的暴涨。这一年，美国正式接过日本人的棒，迈入一个泡沫膨胀的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股价和房价在内的资产价格先后迅速上涨，美国经济出现了所谓的“资产价格通货膨胀”（或“存量资产通货膨胀”）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基本特征在于除了资产价格猛涨之外，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基本保持稳定。
泡沫
下图是由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J.Shiller）绘制，展现的是美国自1871年1月到2000年1月实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影响）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以及同一时期相应的实际标准普尔综合收益的变化走向。罗伯特“希勒教授指出：“不难看出，当今市场的表现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确如此，如图所示，自1992年开始到2000年为止，股价近乎直线上升。
1871年至2000年股价收益率
资料来源：罗伯特“希勒着，《非理性繁荣》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威德默在其所着的《下一轮经济危机》里也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道琼斯股票平均指数从1928年到1982年升高了300%。然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道琼斯股票平均指数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再度升高了200%，这一增长速度是美国在前54年的增长速度的4倍，而花费的时间却比以前少70%。以1994-1999年为例，1994年年初该指数还在3600点附近徘徊，但到了1999年，就突破了11,000点大关。也就是说，短短5年内，以道琼斯指数为代表的股市价格就整整翻了两番。
当然，正如野口悠纪雄教授所认为的，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股价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上涨。要判断这一时期的股价上涨是否异常，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进行比较。
当时美国的事实是，一些基本的经济指标却并没有同幅度增长。罗伯特“希勒教授所掌握的数据显示，美国国民个人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在这5年内增长幅度不超过30%；如果再剔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这一数值还要降低一半。此外，企业的利润增长亦不到60%。
有学者认为，测量整个股票市场规模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它与该国经济整体的规模相比较。美国应以其股票的市场价值和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年度总产出为计算标的。
根据历史数据显示，从1925年到1994年年末，美国所有股票的总价值是整个经济产出价值的一半左右。虽然股票市场的价格有时候会高涨，并且远超出这一平均水平。例如，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之前，股票价值一度就达到GDP的81％，但这是此后的66年里这一比值所达到的最高值。按照统计学的平均取值法来看，自1925年以来的70年里，美国股票的价值平均相当于GDP的55％。
然而到1995年9月，这一数值迅速上冲，击破1929年的81%这一历史最高位，达到82％。此前的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但这却仅仅只是一个大泡沫时代的开始。
1996年，股票市场总价值与经济总值的比值，从前一年9月的82%增长到了100％。这也就是说，美国的投资者将上市公司的价值定位于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经济总产值同等的水平。但随后的一年，市场创造了另一个纪录，达到了GDP的120%；1998年，该数值更是上蹿到140%了；1999年则突破了170％的水平。在市场达到顶点时，美国股市的市场总值占全国经济产出总值的比值已经高达183％了。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被定价为美国经济价值的一半，而是扩张为全世界经济总值的一半。这一定价与历史经验数据中国家所认可的正常定价的极限，有着惊人的偏离。如果市场与它的长期平均值相符，2000年它就应被定价为5.3万亿美元。但事实是，亢奋中的投资者将它推高到了17.7万亿美元这个珠穆朗玛。
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是美国乃至世界史无前例的一次失常。假使我们用泡沫规模与该国经济规模的比例来衡量泡沫，将这个比例与历史数据相应比作比较，仍可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事实证明，此次泡沫的比例超过了400年来金融资本主义市场中所有的狂热数据。对此，榊原英资（EisukeSakakibara）博士——这位可爱的“日元先生”就直率地说，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泡沫.com（bubble.com）”之中。
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股市资产价格的这种异常飙升，罗伯特“希勒教授当时就不客气地指出：“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股价如此大幅度地增长是没有理由的。”卓曼价值管理公司（DremanValueManagementLLC）的主席大卫“卓曼（DavidDreman）也曾感慨过：“这真的是一代人的泡沫，它真的比郁金香热还要疯狂。”
在本“拉登实施他们的打击之前，美国资本市场的崩溃和经济的衰退就已经开始了。2000年3月，过度膨胀的股市泡沫终于自我毁灭了，崩溃的股市将经济拖进了衰退期。
统计数据显示，与美国国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所造成的损失相比，2000年的股市崩溃才是让美国损失最多的“战争”——在股市达到顶点的三年后，这一崩溃让股东损失了7.8万亿美元的财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按照今天美元的价值，也仅仅只是让美国花费了3.4万亿美元而已。也就是说，由1996-2000年所形成的互联网泡沫，其破灭的成本相当于两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即使是如此巨大的财富损失，放在此后为解决这一债务问题而引发的房地产泡沫面前，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疯狂的房子
当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格林斯潘立即意识到美国的总需求正在迅速下降，基于对经济全面衰退的担忧的回应，从2001年9月起，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直到2003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降低到朝鲜战争以后50年来的最低点——1%，并维持了近一年的时间，直至2004年6月再次加息。当然，这一政策的另一层含义亦不容忽视，那就是，当时的格林斯潘正全力配合小布什政府，为其随后进行的对阿富汗、伊拉克及整个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筹措经费。这点可从如此之“巧合”的时点中见端倪——在2000年年中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就已破灭，但美联储尤迟迟不见采取行动。反倒是9“11事件发生后，美联储立即作出了回应。
l%的基准利率和2%的通胀率，意味着美联储实际上给予那些借钱的人补贴。特别是，美联储以基准利率隔夜拆借给银行，银行能够以1%的利率从美联储借款，这也间接降低了更大范围市场内的资金成本。
再加上，包括中国、日本等在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汲取1997年“外汇储备不足”而导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后，主动积极地积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日本、中国利用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债息上升，与之对应的美国长期利率下降，这更进一步降低了资金成本。
大量的低息贷款使得银行借贷轻而易举，他们疯狂地使用“杠杆”。华尔街从美联储那里借入大量的信贷，赚得盘满钵满。投资者们看到以后，也想分一杯羹。可因为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股市低迷，但同期房屋价格的增长却颇为亮眼，1999年房屋价格的增速为5.2%，2000年为7.6%，2001年为7.5%，2002年为7.6%。于是，华尔街就想到拉拢投资者和房主，利用房贷来发财。
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某一家庭要买房子，先要存够一定比例的首付款，然后再和房贷经纪人联系，通过房贷经纪人找到房贷公司。房贷公司则根据该家庭的收入情况、信用度等信息，来决定是否该放贷给他们。如果这个家庭条件符合要求，那么房贷公司就会放款给他们。于是，这家人就拿到了这笔房贷，买到了房子而成为房主。房贷公司收取相应的利息，而经纪人则从这笔交易中抽取一定额度的佣金。重要的是，因为房价事实上一直都在上涨，这让各方都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有一天，房贷公司接到华尔街某家银行的电话，银行家在电话里说，他想买下房贷公司手头的这些房贷。基于华尔街银行家给出的价格非常诱人，房贷公司就爽快地将这笔房贷转给了他。银行家凭借从美联储或其他机构借来的数以千万乃至更多的钱，买了成千上万份的房贷，再将其打成一个漂亮的“包”。每个月他都可以从这个“包”里得到房主还的房贷，然后他召唤评级公司这些金融巫师施展魔法，将这些房贷按照信用程度切分为三部分：安全的、及格的、有风险的。然后将其重新“打包”，并美其名曰“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CDO）”。
随着房价的上升，投资者对其持有的这些债务抵押债券，特别是那些风险甚高同时收益亦非常高的产品很是满意。与之对应的是，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生成，“信用便急剧扩张，人们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因为他们似乎在赚取巨大的收益”。在这样的一种循环机制下，泡沫膨胀得越来越大，其营造出的繁荣幻觉也让轻率的爱冒险情绪成为一种流行。在一片繁荣的景象中，人们冒险的情绪被彻底激发出来，于是他们想买更多的债务抵押债券。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受到前期成功效应的鼓励，再次找到房贷公司，购买更多的房贷；房贷公司则找来经纪人，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房主。可经纪人一时找不到买房的人，因为那些符合申请房贷条件的人，都已经有了房子。但他们还是有办法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愿意更多地提供或取得信用，最后就连那些根本没有资格获得信用的人，也开始有人愿意提供信用给他们了。这时，那些事后被人们视之为害群之马的、与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各路人马开始粉墨登场了。
包括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房贷公司等在内的债务抵押债券产品制造商们发现，美国的房价仿佛只会升，不会跌。于是他们认定，即使是没有资格获得信用的人，一旦买了房子成了房主，哪怕他付不起房贷，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没有损失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人赶出房子并将物业收归公司，等到时机合适、价格合适的时候再将其售出。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一直上涨的房价，完全可以覆盖因为断供而造成的相应风险。
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只是这些金融机构，还包括低利率政策的主导者格林斯潘。就有关房地产业“投机过剩”的质疑，这位因“行动迟缓”而被伯南克和克鲁格曼讥为“格林斯潘桑”的时任美联储主席，在国会上保证：“虽然在新的房屋抵押贷款如海啸般涌来时，价格已经上涨了，但房产所有者权益的价值上涨得更快，因为房产的价值上涨了。所以，负债可能上涨了，但是资产价值也在上涨。净效应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处于良好状况，资产超过负债。”
被格林斯潘和那些制造债务抵押债券产品的华尔街银行家们所忽视的是，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产的价值就会随之下跌，但因房产而欠下的债务并不会就此消失，到时留给家庭的将是贬值的资产和固定的负债。遗憾的是，高收益往往使人们忽视了高风险的存在，他们在格林斯潘式的逻辑中继续前行。
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看来，只需提高新房贷的风险，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至于新的购房者，他们既不需要首付，亦不需要收入证明和任何相关手续。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么干的，他们不是把钱借给那些值得信赖的潜在房主（也就是所谓的优级贷款，他们的风险低，也就决定了其收益也很低），而是四处找人，并且是专找那些不靠谱的人，于是就出现了次级贷款。
在这样非理性亢奋的刺激下，2005年下半年，美国房地产推动的泡沫开始成为整个经济的泡沫。在这一年里，美国人均收入的增速从21世纪前4年的4%提高到了5%甚至以上，但同期房价的年均增速则是由2004年13%，迅猛拉升至18%。
对房贷投资这条链上的投资者而言，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大家都发财了。但是，毫无悬念，一些房主注定是还不起房贷的。信用继续在扩展，更多的人能够更自由地使用信用，也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场投机运动中。如果人们的需求与供给能力相等，那么这一切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可问题在于，人们获得信用的时间，远比房子的生产时间短得多，在这样的狂热中，供需结构失衡就成为必然。
伴随着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而来的，是房价的飙升。房价如此之高，以至于零首付及用“超优惠利率”支付贷款也超出了许多美国人的购买能力，房屋销售开始萎靡。更重要的是，2005年，美联储为抑制日益高涨的通胀压力开始加息，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从原来的5.58%上升到6.66%，上涨了足一个百分点。在这双重的压力下，购房者的月供收入比迅速地从原来的24%上升到37%。而那些低收入、享受次级贷款低首付“照顾”的房主，其月供收入比甚至高达40%以上。显然，这远超出了他们所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
当然，房贷在银行家手中就意味着，当这些低收入者无法按期偿还月供时，房贷公司是可以将其赶出屋子并将房屋收回的。然后，他们可以再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价位，将房子再次出售。这一切在最初的时候，的确是可以如此操作的。
但问题却在于，要将收回的房屋重新投放到市场上出售，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同时，收回抵押房屋也是需要支付法律费用的，无人居住的房屋又常常会朽坏。由于种种因素，将房屋从买房人手中收回的贷款方，通常只能得到原始贷款的一部分金额。更为麻烦的是，不仅只是这一批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力偿还房贷。被贷款公司收回的房子越来越多，再加上新开发和上市的房屋，整个市场上待售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多。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常识，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当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时，房价也就自然下跌，虽然房价最开始只是逐渐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