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一种明智的交易，在婚姻里，情欲已不那么颠狂，而是较为深沉，也有所减弱。爱情不愿意男女双方不靠它而靠别的东西维系在一起，当它混在以其他名义——比如婚姻——建立和维持的关系中，它就变得无精打采，因为在婚姻中，联亲、财产的分量与风韵、容貌同等重，甚至更重。不管人们口头怎么讲，实际上人们不是为自己结婚，而主要是为传宗接代，为家族而结婚。婚姻的用处和好处关系到我们的世系，远甚于关系到我们本人。故而，我认为这事由第三者来操办比自己亲手操办更好，按别人的意思办比按自己的意思办更合适。这一切与爱情的常规真是大相径庭！
有些人以为把婚姻与爱情连在一起，就能为婚姻增加光彩，我觉得，他们的做法与那些为要抬高德行的身价便认为高贵身份即是美德的人毫无二致。婚姻与爱情，德行与高贵之间有某种相似，但却有很多不同；没有必要搅乱它们的名字和称号，把它们混为一谈对两者都不好。出身高贵是一种长处，把它列入考虑的因素是对的；但这种长处取决于他人，而且可能降落在一个品质恶劣、毫无能力的人身上，故而它远不及美德受人敬重。如果要说它是一种美德，那么它是一种人为的、表面的美德；它取决于时间和命运，并随地域的不同而变换形式；它有活力，但并非不朽；它来自出身，正如尼罗河来自发源地；它属于整个家族谱系，因而为某些人所共有；它有连续性，又有相似性；它重要，又不很重要。博学、强健、善良、美貌、富有等长处都能进入人们的交往，而高贵的出身只能自己受用，对他人毫无用处。
好的婚姻——如果世上存在好婚姻的话——拒绝接受爱情的伴随和爱情的特性，而是力图体现友谊的性质。婚姻是一种温馨的共同生活，充满忠贞、信赖，以及无数相互间的有益而实在的帮助和责任。“任何女人一旦品尝了这种婚姻的滋味，任何女人一旦由婚姻之烛把她和所爱的男子结合在一起，
便不再愿意处于丈夫的情人或女伴的地位，当她作为妻子在这个男人的感情上占据一定地位，那么她的地位是体面的，稳固的。
美好的婚姻那么罕见，正说明它的宝贵，它的价值。假如好好缔造，好好对待，婚姻实在是我们社会再好不过的构件。我们少了它不行，然而我们又贬低它、践踏它。如同鸟笼一样：笼外的鸟儿拼命想进去，笼内的鸟儿拼命想出来。苏格拉底被问及什么更合适，娶妻还是不娶妻，他回答说：“不管娶妻或不娶妻，总会后悔的。”这种看法成了一种俗套，与其相应的还有所谓“人之于人，不是上帝，便是豺狼”的说法。要缔结美好的婚姻，需要汇集很多良好的品德。当今世下，婚姻更适合头脑简单者与平民大众，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被享乐、好奇和无所事事的生活搅得如此之乱。
爱情与婚姻是两个目的，各有其不同的路线，无法融合。一个女子可能委身于某个男人而又绝不肯嫁他，并不是因为财产地位，而是因为男人本身的问题。很少有男人娶了原来的女伴而不后悔的。
伊索克拉底说，雅典城令人赏心悦目，如同男人出于爱慕而追求的一位贵妇；人人喜欢来这儿散步，消磨时光，但没有一个爱她是为了娶她，就是说，在那儿扎根和定居。
伊索克拉底还说，爱情和婚姻的目的各异，但可以在某种方式下互容。婚姻的好处在于它的功利性、合法性、体面性和稳定性，它给予的欢乐是平淡的，但却更无所不包。爱情仅仅建筑在男欢女爱的基础上，它给予的乐趣确实更销魂、更强烈、更刻骨铭心，而且因难于得手而变得更炽热。爱情需要刺激，需要烹调。没有箭和火的爱情就不再是爱情了。婚后的女人给予得太慷慨，以至夫妻间的感情和欲望磨得迟钝了。
我们千方百计诱骗女人，挑逗女人，我们不断煽动和刺激她们的想象，而后我们又大呼：淫荡！老实说，我们男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害怕妻子行为不轨给他带来耻辱甚于怕自己道德败坏而丢脸的；没有一个不是关心妻子的良心甚于关心自己的良心的；没有一个不是宁愿自己是小偷、渎圣者，或妻子是杀人犯、异教徒，也不愿妻子的贞洁程度稍逊于自己的。
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
一个年轻人问哲学家帕纳提乌斯，圣贤坠入情网是否恰当，他回答说：“别管圣贤的事，只谈不是圣贤的你和我吧；我们自己不要卷入这种令人过分激动的事，它会把我们变成他人的奴隶，还会使我们自轻自贱。”哲人的话有道理，谁若没有足够的勇气承受爱情的冲击，谁若不能用事实驳倒阿格西劳斯那句“理智与爱情不能并行不悖”的名言，那么他就别去体验爱情这种急风暴雨似的东西。
我们让爱情主宰我们的生活的时间愈短，我们的生命就愈有价值。看着被爱情主宰的人们的行径吧：完全像黄口小儿那样幼稚。谁不知道，受制于爱情的人行事是多么违背条理和秩序？在学业、训练和机能的运用上都变得无能了。爱情是受没有生活经验者统辖的天地。“它无规无矩。”诚然，充满意外和混乱的爱情更令人神魂颠倒，连其中的过失和事与愿违的结果也是奇妙的，令人回味无穷的。只要爱得强烈，爱得如饥似渴，理智和谨慎都无关紧要了，你看爱情像醉鬼般摇摇晃晃、跌跌绊绊、疯疯癫癫；谁若用明智和巧计引导它，便是给它戴上镣铐，谁若要它听从老年人的教诲，便是限制它神圣的自由。
▲三十六 不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我要求自己，敢于做的事情就要敢于说出来，不能够公之于众的事就不要去想。我最坏的行为和思想也没有丑陋到不可告人的地步。人们在忏悔的时侯都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在行动中还能够那样谨慎该是多么好啊！然而犯过失的胆量丝毫都没有受忏悔时的胆量的抑制。谁如果要求自己说出他所做的一切，那么他就会要求自己不去做任何不得不保守秘密的事情。但愿我的过分大胆能够带动人们去超越那些源于自身弱点的那种怯懦和具有腐蚀性的品质，从而走向自由。但愿我的这些毫无顾忌的文字能够把世人引向真正的理性！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毛病，研究它，批评它。如果向别人隐瞒自己的毛病，那么这个人通常也不敢把这个毛病向自己坦露。如果他的毛病被别人看到了，那么便会怪自己没有遮盖好，这种人即使是对自己的良心也文过饰非。
“人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毛病呢？那是因为他仍然是自身毛病的奴隶。人们只有在理了以后才能够述说自己所做过的梦。”肉体的病如果越严重也就越明朗化，于是我们可以发现，自己所认为的感冒或者韧带的扭伤原来都是痛风病。而心灵的病如果加剧了，那么就会变得更加糊涂。病得越重的人就越是感觉不出自己的病。所以要经常用无情的手将它们抖搂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把它们打开，把它们从我们的心灵深处挖出来。坏事和好事是一样的，有时只要把它们说出来，心里便会无比的舒畅。难道有什么过失，因为它的丑恶我们就不可以坦白地说出来吗？
我不能够忍受作假的行为，因此也就避免为他人去保守秘密，因为我没有勇气去否认我是知道的。我知道的事我可以不说，但是要否认我是知道的，我必定会感到非常为难，并且会因此而感到痛苦。保守秘密，应该是出于自觉的，而不是出于义务的。为了效忠君王而必须严守的秘密，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如果不是同时要求我说谎的话。有一个人求教于米勒的塔勒斯，问他是否应该郑重其事地否认自己有过亵渎的行为。倘若那个人来问我，那么我就会回答说，他不应当否认，因为我觉得撒谎比亵渎行为更坏。而塔勒斯给他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劝告，劝他发誓没有做过，并且是说得越少越保险。当然，塔勒斯的劝告并不是要那个人选择恶行，但是其会导致恶行的重犯。
虽然把自己的过失公布于世是有些冒昧的，但是不需要担心这些事会成为榜样而被后人所仿效，或者是成为惯例而被后人所依循。因为亚里斯通曾经说过，人们最害怕的风就是能够吹走他们蔽体之物的风。所以也就必须再找回那块愚蠢的遮盖世风的破布。有些人将自己的良心送进了窑子，却仍然保持着一副正君主子的姿态。连背信弃义者和谋杀犯也会赞成冠冕堂皇的法律，声称遵守法律是他们的义务。不管怎样，总不应该由不公正来控告不文明，也不应该由狡诈来责怪备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坏人往往并不就是傻瓜，他可以用体面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罪恶。然而这些美丽的饰物本来是应该镶嵌在光洁无暇的白壁上的，这样的墙壁才是值得保养和粉刷的。
胡格诺分子指责我们的忏悔是在私下里进行的，而且是只能够让耳朵听到的，正因为这样，我在忏悔时就要面向公众，无比的虔诚和坦荡。圣徒奥古斯丁、奥利金和伊波克拉特曾经向人公布过他们言论中的错误，而我呢，还向人公布了我道德品行中的一些过失。我如饥似渴地要让世人了解我，具体能够了解多深，对于我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是真正地了解，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并不渴望什么，只是非常担心被那些有机会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张冠李戴，把我看成了另外一个人。
有的人为了荣誉和功名而竭尽全力，那么他们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的表演，把其实的自我掩藏起来不让公众了解，这种人究竟是想得到什么呢？如果夸奖一个驼背的人说他身材非常好，那么他就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你是一个胆小鬼，而人们却尊你为勇夫骁将，你就应该想想人家说的是你吗？人家可能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某个人见到别人在对他频频敬礼致意，于是就喜不自胜，其实是因为人家把他这个最无足轻重的人当成了那一群人的头领了。
一天，马其顿国王阿盖拉于斯在街上走的时侯被人泼了一身的水，看到的人都说国王应该惩办那人。但是他却说：“是的，不过，他并没把水倒在我的身上，而是倒在他以为的那个人的身上了。”有人警告苏格拉底有人在诽谤他，苏格拉底都回答说：“他诽谤的不是我。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在我的身上丝毫都不存在。”对于我来说，谁如果称赞我是一个优秀的船只驾驶员，或者是夸我很谦虚，或者是很洁身自好，我是不会领他的情、向他道谢的。同样的，如果谁骂我是一个背信弃义者，或者是窃贼、醉鬼，那么我也不会认为是受到冒犯的。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才会被虚假的称赞而陶醉。我不会，因为我看得清自己，我研究自己直到最深处，我知道什么是属于我的，而什么又是不属于我的。我宁愿少受一些赞扬，只要能够被世人正确地认识。人们可能认为我在某件事情中表现得非常明智，而我也许恰恰认为那是愚态。
▲三十七 论交谈的艺术
依我看，训练思想最有效合乎情理的办法是与人交谈。我认为交谈是比生活中任何别种行为都更令人愉快的习惯，因此，我如在此刻被迫作出选择，我相信我会同意失去视力而不同意失去听力或语言能力。雅典人，还有罗马人，在他们的柏拉图学园里就曾以保留语言练习课为荣。在当代，意大利人还保留了这方面的某些痕迹，以我们的智力同他们的智力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作法对他们十分有利研学书本，那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有气无力的运动，绝不会使人兴奋，而交谈却能使人一下子便学到东西，得到锻炼。因此，我一旦和一位厉害的对手，一位强硬的辩论者交谈，他会紧逼我的两侧，会从左边和右边戳我，他的想象力会刺激我的想象力；嫉妒、光荣感、思想集中会推动我，提高我，使我超越自己，而在交谈中意见一致则绝对令人讨厌。
同精力充沛思维有规律的人交往可以振奋精神，而同思想低下性格病态的人持续不断的往来则会降低人的思想并使思想衰退到难以言喻的程度。任何一种传染病都不像这种情况蔓延之严重。对此，我的经验足以使我明白其中的严重程序。我喜欢争论，喜欢与人交谈，但只限于少数的人，而且只为自己而争论而交谈，原因在于，我认为，无论是作此表演以引起贵人注意，还是争先恐后卖弄自己的才智和饶舌，这都与一个体面的人极不相称。
说蠢话在本质上是坏事，然而不能忍受蠢话，为蠢话而气恼而受折磨（我就有这种情况），这是另一种毛病，这毛病在令人厌恶方面不下于蠢话，因此，现在我愿意非难自己。
我很容易与人交谈与人争论，而且交谈争论都很随便，因为任何意见在我身上都难找到一处适合穿透并深深扎根成长的地盘。任何建议都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任何仪仰都不会使我不快，无论这类信仰与我的信仰多么背道而驰。我认为，再无聊再荒谬的思想似乎都能配合人类精神产品的产生。我们这些人可以判断事情但无权作出判决，所以我们看待不同的意见是从容不迫的；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判断那些意见，我们却能宽容地听取那些意见。
因此，反对意见既不冒犯我，对我也无损害；它们只会使我得到启发，得到锻炼。我们爱躲避别人的矫正，其实应当主动迎上去并参与矫正，尤其在这种矫正以交谈的形式而不以教师爷上课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反对意见一来，有人不看意见本身正确与否，只看对方提反对意见提得有理没理，而且一味考虑如何摆脱那些意见。我们对反对意见不伸开臂膀，却张开爪子。我可以容忍朋友的粗暴冲撞：“你是个蠢人，你胡说八道。”在文雅的人们之间，我也愿意大家表达思想大胆，说话推心置腹。必须增强听话之音的能力，并加以磨砺，以抵御对别人话语中客套浮夸之声的偏爱。我喜欢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往牢固而大气，我喜欢友谊能以朋友交往中出现尖锐猛烈碰撞而自豪，有如爱情中总会出现互相攻击和带血的轻微抓痕。
友谊如无争吵而只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友谊如惧怕冲撞而且缩手缩脚，这种友谊便不够强劲不够丰满。
有人与我对立时，他会引起我的注意而不是我的愤怒；谁阻挠我，谁教育我，我就向谁走过去。寻求真理应是双方的共同动因，他会回答些什么？愤怒的偏颇情绪已袭击了他的判断力，昏昧已先于理性攫住了他。这些办法或许都有用：大家用抵押品作赌注以解决争端，或以双方损失的物质标志供争论双方考虑，从而使我的仆役能对我说：“去年，您因无知和固执已有二十次损失一百埃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