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曾经说过：“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要泄露灵魂的秘密。”我们从柯灵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所泄露的是真诚和坦荡，是无瑕的人品和傲然的风骨。
（第一节）失败的成功者——张学良
张学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其实掰指一算，张学良在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成就，但他的名字却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英明；西安事变，历史上唯一一个既不是为了领土之争也不是为了权利之争的战争，只是因为爱国，纵使最终被软禁了五十五年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曾用名李毅，1901年6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张学良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过的，学生时期也未进过任何正式学校学习，6岁的时候其父张作霖特聘台安县举人崔骏声为张学良开蒙，13岁从师金梁学文。
1915年张学良随父亲张作霖进入奉天，在家设了专馆，聘请了优秀的教师，学习国文和英文。十五六岁的时候是张学良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点。面对日俄的野蛮侵略，张学良选择参加了爱国储蓄、推销国货、救济灾民等反日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国的希望”的演讲教育，于是从此下定决心从我做起，立誓要拯救中国。这个阶段因为参加了网球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接触了普赖德等欧美人士，受到了外国师友的影响甚多，在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思想到行动开始向青年爱国者的转变。
张学良从19岁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20岁任少将旅长，22岁任梯队司令，24岁任军长，26岁任军团长。在此期间，张学良奉父命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诸多战争。在战争中，他看到无辜的百姓饱受着战火的痛苦，对此非常的反感，于是开始反对内战。他提出了“息内争，御外侮”，力主和平统一祖国，和平建设祖国以增强抵御帝国主义的实力的反帝爱国政治主张。
1928年6月4日，日本军队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遇害。28岁的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主政东北。1928年8月，他亲自兼任了东北大学的校长。其教育宗旨是“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的现代化”。为了办好东北大学，他礼贤下士，高薪聘请了着名学者到校任教，创立了校董事会，从严治校，实行学院制，强化各项管理，增添新学科，开拓新的领域，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装配实验室和实习厂，创造教学和科研的优越条件；同时还奖励优秀的毕业生，给其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也发展体育运动，健身强国，并且出资8000银元，资助刘长春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使刘长春成为中国参加奥运的第一个人。不仅如此，还增加了办学经费，由年经费72万元增至到160万元，解囊捐巨资，建设了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教授住宅以及罗马式体育场。
因为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到1930年，东北大学拥有六大学院24个专业，300名教授，3000名学生，已成为国内办学经费、教学、体育场所、校园占地面积及环境的一流综合性高等学府。
张学良不光呕心沥血办了东北大学，而且也办了同泽小学、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等多所中小学校，大力推动了东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了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想方设法想把东北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阴谋。1930年4月，爆发了蒋、阎、冯各派军阀的中原大战。9月18日，张学良发表了拥护“中央”、维护“统一”的号召，进行武装调停，避免了更大的内战的出现，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10月9日，30岁的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
也在这个时候，张学良提出了“统一告成，建设开始”的主张和号召，主建设新东北，促成了国家现代化，以消弭邻邦的野心。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东北期间与之强烈抗衡着，进行了工业、农业、林业、商业、文化教育、铁路交通、航空运输等多方面的有效建设，并且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效，为东北地方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
1931年，日本军队发动了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仍然主持着“长城抗战”。1932年，张学良任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张学良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回国抵达上海。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4月2日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5年12月，张学良抵达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一人只身前往上海，会见了李杜等抗日名将，探讨祖国新的出路。在此期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学良派专员携款到北平慰问参加运动的东北大学生，随后又派人营救出了因参加运动而被北平当局逮捕的东北大学40余名学生。
1936年2月，张学良和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见面进行了会谈，达成停战、互相通商等口头上的协议。4月9日，张学良和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见面会谈。双方达成了“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口头协议。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命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剿共”的立场，于是张学良进行了“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的通电。
蒋介石被迫许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军事诺言，“西安事变”对结束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的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纪念“西安事变”两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总理说张学良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4年之久，先后在南京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公馆、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寺、安徽黄山居士林、江西萍乡绛园、湘西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阳明洞、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台湾基隆、台湾北投复兴岗等地被幽禁。
晚年时期的张学良，心里还是念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期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他一直关心故乡的诸多情况，关心着他当年苦心兴办的东北大学，亲自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并且担任了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校董会名誉主席。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先生与世长辞。
张学良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的伟大和牺牲与他的人格是密不可分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牺牲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家庭、金钱，权利、地位、荣誉等。为了祖国的统一，他可以不做将军大帅，也可以不要富足的生活，甚至可以不要家庭妻子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发动“西安事变”，送蒋回南京而因此被软禁了54年之久也无怨无悔。正像他在送给东北大学校友张捷迁的诗中所说：“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王充闾是我国的一级作家，他和张学良都出生在辽河岸畔，在年少时期的王充闾的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纯粹的英雄，骑高头大马，手持双枪，所到之处的敌人刚刚听到其名就落荒而逃，当地的老百姓都以身为张学良的同乡而感觉自豪和骄傲。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军事命运上的一个转折点，张学良曾经说过，“把蒋扣留在西安，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就成了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但是王充闾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样一意孤行的行为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张学良毅然亲自送蒋归宁，向世人表明了他一不争权、二不争地，为了实现共同抗日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耿耿赤诚。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处处均是他不计私利、从大局着想的实证。他把这种正直、善良的品性升华为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终其一生，坚守不渝。既然如此，张学良为什么还会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东北三省沦陷于不顾？应该承认，由于个性的缺陷与认识能力的限制，他的爱国主义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把忠于蒋氏与忠于祖国画了等号。
张学良的这辈子是充满了很多“矛盾”的一生，他自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非常厌恶和反感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他的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羁，却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热爱他的祖国，向往着有一天可以落叶归根，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
而对于张学良为什么晚年不能叶落归根，外界也充满了无限的猜测，对此，王充闾说：“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除了轻信蒋介石和李登辉而未能圆此还乡之梦外，自身的考虑也占有很大成分，表面上，甚至于心态上，他对过往的一切，已经视为过眼烟云，淡然处之；但在实际上，作为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老派政治家，他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
“矛盾”中的张学良善良、单纯、幽默，张学良说：“我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张学良和其他的政治家、军事家有着很显着的差别，其率真、坦荡、粗犷，人情味浓。
王充闾说：“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张学良名列其中。
这也是张学良人格的体现，他爱着他的祖国，他希望世界和平，他厌恶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也爱着软禁了他半个世纪的兄长蒋公，他没有后悔自己发起的西安事变，即使被软禁五十多年，他也没有恨过他所敬爱的蒋公。如此伟大的人格，也许就是他被中国人记住的主要原因吧。
就像西安事变结束后，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对蒋介石说：“中正，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就像西安事变结束后，宋子文对蒋介石说：“不管汉卿做的这件事是否正确，至少他是磊落的，而你用的是流氓手段。”
就像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先生因此辞职回到了他的祖国。
他们都因张学良的人格而深深震撼着。
（第二节）一代国母宋庆龄
每一个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为之而震惊，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美到什么程度呢？美到让你一时间说不出话，需要沉静下来才可以。
宋庆龄（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于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里，她的父亲是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也是宋庆龄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期，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了民主主义的强烈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残忍的扼杀了，革命的大潮在慢慢退却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处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地和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了扞卫共和制度的旅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信念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们。
1927年8月，宋庆龄出国访问苏联，以后旅居欧洲四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并且研读了马克思的着作，和流亡欧洲的很多中国革命者研究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很快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也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而且她也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妇女和儿童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之中。之后，她担任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誉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很快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