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左宗棠移营距龙游城五里处的新凉亭，部署对金华外围的进攻。他下令从北、西、东三面猛攻汤溪，以打破金华与汤溪等地的掎角之势。但汤溪太平军顽强拼搏，血战数日，守住了该城。
太平军作战顽强，在左宗棠的预料之中，但对汤溪攻剿不利，还是让他非常郁闷，他便在两军的相持中寻找新的突破口。
恰在此时，曾国荃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天京，李秀成率十多万太平军驰援天京，抵达天京城南，展开了雨花台大战。而洪秀全也多次催促李世贤回援，李世贤见一时无法迅速击溃左宗棠，便丢卒保车，派兵扼守金华、龙游、汤溪一带，阻挡楚军东进，自己则在这一年闰八月（1862年10月）上旬奉命统领7万精兵驰援天京。
这样一来，浙江太平军的实力大打折扣，在重点设防的汤溪、龙游等城真正能作战的留守士兵仅仅数千人。统帅李世贤的远去，使留浙各支太平军缺乏统一指挥，士气低落，甚至一度出现了投敌变节的行为。
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左宗棠乘机调整战略部署，计划等攻克龙游、汤溪后，缓攻金华，急攻严州，以便在金华北面的严州打开缺口，形成对金华的围困之势。
九、十月间，左宗棠分军数路进攻龙游、汤溪、兰溪、严州等地，同太平军交战数十起，双方各有胜负。左宗棠深知攻下龙游、汤溪、兰溪三城的重要性，尽管军队伤亡很大，还是坚持硬攻。因为龙游、汤溪两城是金华的要道，攻下这两城后，就可以攻金华，而兰溪水路直达严州，攻下兰溪，就可攻严州了。
同治元年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调整主攻方向。他认为太平军严州像犄角一样，地势外通皖南徽、宁两郡，内达杭州，地形十分重要。于是，他派遣魏喻义率领精兵猛攻严州。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严州落于左宗棠军之手，金华北面的屏障已失，攻下金华似乎唾手可得了。
左宗棠令魏喻义攻克严州后，沿钱塘江东下；另一路攻金华、诸暨、萧山，不过，他的最终目标是杭州。同时，攻克宁波的中外混合军也渡过曹娥江，向绍兴进攻。
在这危急关头，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十多万太平军增援金华。而且负责节制金华一带太平军的忠神天将李尚扬亲赴汤溪前线指挥反击，多次扑向左宗棠大营，太平军在金华战区仍然还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太平军个别将领的变节行为，使左宗棠轻易攻取汤溪，并俘获了李尚扬等主将。十二日，龙游、兰溪的太平军看到大势已去，便主动从两城撤离。不久，太平军援军与金华守军便也从金华逃走了。
这样，左宗棠不战而得金华，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同治二年正月，左宗棠率军一鼓作气，半年时间不到，接连攻陷严州、汤溪、龙游、兰溪、金华、永康、武义、东阳、义乌、浦江、诸暨等地。更可喜的是，严州西北的军事要地桐庐也被攻了下来。桐庐失守，太平军在杭州上游的重地仅仅剩下富阳一城了，浙西防线全线崩溃。
浙东方面，太平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绍兴太平军将领陆顺德弃城逃往杭州，由法将德克碑率领“常捷军”（中法混合军）进入绍兴城后，开始大肆抢掠，不仅洗劫居户、席卷库银，还对入城的清军搜身。左宗棠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上奏清廷，请求陆续遣散洋兵。
进入绍兴城的德克碑因抢劫发财，又借攻下绍兴城，向地方索款十一万两，还要求增兵千人。左宗棠不得不令史致谔筹款，但坚决阻止他增兵，并上报总理衙门，设法驱逐这个贪婪的外国人。
总理衙门知情后，也气愤无比，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于是，向法国驻华公使交涉，法国公使打算换实德棱。左宗棠打听到实德棱比德克碑有过之而无不及，便再次上奏，干脆解散混合军。
杭州未破，左宗棠知道清廷还要借洋人之力，是不可能答应他的奏请的，所以，对奏疏石沉大海，也不足为怪。
不过，左宗棠的严厉态度震慑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德克碑。
此时，将被取消混合军统带的德克碑赶紧到严州大营求见左宗棠，希望能有缓和的余地。
左宗棠告诉他：“大清并不需要借助外力，要想继续留任，必须听从节制，不许节外生枝，不许增兵。还有，仪容礼貌也要照例大清将士而行。”
德克碑害怕被驱逐，只好听从命令。第二天便剃掉了大胡子，并以属下的身份向左宗棠致礼。
太平天国灭亡后，“常捷军”便被裁撤掉了，左宗棠奏办福州船政局，德克碑成了造船厂的“洋员”，为左宗棠做了不少事情。
这当然是后话了。
可以说，楚军的进攻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既然局面已经打开了，那么左宗棠的楚军就会势不可挡。
叫板大清国策
在这里，我们再插话说一说借师助剿。当时，这是一个人人都乐意为之的事情。因为借洋人之力打了胜仗，就可以向朝廷邀功求赏，是百利无一害的事。那么，左宗棠为什么要竭力反对这项大清的国策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联军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借师助剿”的背景下，浙江战场也出现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军的局势，进一步使太平军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左宗棠进入浙江后，在浙西同太平军打得如火如荼，而对浙东沿海太平军所占据的地盘却望尘莫及。英、法侵略军瞅准了这一时机，决定插手肥沃的浙西地区，但如果没有内应的话，人生地不熟，不见得能捞到什么好处。于是，他们选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原宁绍台道张景渠。
张景渠因为失守宁波而被革职，左宗棠奏请史致谔取代了他。而张景渠被革职后，心有不甘，总想着有一天能够翻盘，把自己失去的东西再捞回来。
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张景渠从定海招募了一批海盗，与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和英舰队司令刁乐德克密商后，在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10日）联合进攻宁波。英军出动六艘军舰，400多名中外混合军，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宁波。
我们知道，左宗棠一直反对“借师助剿”，尽管张景渠与洋兵联合夺回了宁波，他也没有恢复其职务。相反，李鸿章却上奏朝廷，以为张景渠攻占宁波有功，应该官复原职，并发还被抄没的家产。左宗棠听到这件事后愤怒地上奏：“张景渠求助洋人攻占宁波，并非臣意，借助洋人之力是多费周章。洋人入绍兴后，多方挟制，经臣据理力争，才俯首听命，愿受节制。”
虽然“借师助剿”是朝廷强调执行的一个国策，但左宗棠对这一政策还是颇有抵触。但朝廷都是默许“借师助剿”的，左宗棠一个巡抚即使一万个不乐意，也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宁波虽然攻下来了，但宁波的防守全靠英法兵，因兵力不足，英国侵略者刁乐德克仿照上海常胜军（原名洋枪队），在宁波募集军士1000人，以英人为教练，组成中英混合军，分为常安军和定胜军，通称“绿头勇”。宁波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与法海军军官勒伯勒东募华勇1000人，后增到3000人，由法国军官任教练，名为常捷军，通称“花头勇”。就这样，在那个特殊时期，五花八门的中外混合部队纷纷成立了。
宁波是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港口，在军事上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过宁波既可以输入粮食、军火等重要补给品，又能够取得海关税这笔重要收入。所以，左宗棠一向对宁波都非常重视，委派自己比较信任的史致谔署理宁绍台道，并且指出：“浙江的军饷全是来自宁波，若想在这个地方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就要有人在这个地方主持大局，依靠别人，结果是有目共睹的。”
宁波如此重要，太平军自然不想就这么白白丢失。所以，在几个月后，太平军反攻宁波，试图再夺回这块丢失的肥肉。
面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李鸿章派华尔的常胜军从上海前往宁波增援。清廷同时也命令左宗棠派兵前往宁波，和华尔协同作战。左宗棠回奏道：宁波远在海边，暂时无法派兵。借助外国兵力虽然能暂时保住孤城，但不是长久之计。表明左宗棠打心眼里还是反对“借师助剿”的政策。
结果，华尔的常胜军和宁波的驻军配合，不仅守住了宁波，还接连攻克了余姚、慈溪、上虞等地，但华尔在进攻慈溪的战斗中受重伤，不久就死掉了。以后常胜军改由英国人戈登统领。
外国的洋枪洋炮对付清军很厉害，打太平军也威力不小，清廷尝到了眼前的甜头，便忘乎所以，把外国军队看得比亲爹还要亲。
当法国人勒伯勒东组建“常捷军”时，法国公使就照会清政府，已经免去勒伯勒东法国水师参将军职，专任中国军职——署理浙江总兵，听命于浙江巡抚及宁波道台。
这侵略者还真不“见外”，把别人家当自己家了。
更可笑的是，清廷竟发布上谕：命左宗棠给勒伯勒东以总兵札凭（任职证书）。左宗棠心中一万个不乐意，他对这道上谕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宁波距上海近，距臣军远，勒伯勒东札凭应由李鸿章就近发交，更为妥当。因为左宗棠深知李鸿章在上海积极鼓吹“借师助剿”，主张借助洋人的兵力来弥补大清兵力不足的局面。这种人是很乐意做这种差事的。
不过，左宗棠虽然远在浙西，但他是浙江省的巡抚，这种事他是推脱不掉的。无奈，君命难违，他只好遵旨办事，给勒伯勒东发了札凭。不过，他还是借此机会在奏折中阐述了自己对洋兵、洋人的看法：
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骛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可见，左宗棠认为：耗费国家军饷来养洋兵，从长远看是有很大害处的。洋兵日益强大，大清军队弱小，这种养虎为患的做法，后患无穷。最明智的做法是遣散已经组建的洋军。
清廷看到他的奏折后，批示道：利用洋人的弊端，朝廷早已考虑到了，当前要务，是与洋人配合，剿灭太平军。
左宗棠的谏言虽然无法打动当权派慈禧太后，但他在思想上无法接受这种政策。所以，左宗棠对“借师助剿”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不仅没有把“借师助剿”的事态扩大，反而在他的权力范围内，想尽办法处处限制甚至遣撤洋兵。
闽浙总督的野心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军伙同常捷军攻占绍兴。时隔3天后，左宗棠一军又攻占杭州上游的桐庐，直逼富阳。二月，左宗棠将大本营移到严州（在浙江上游），在这里调度指挥前方的军队，因为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取浙江省城杭州。
三月十八日（5月5日），鉴于左宗棠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清廷任命他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手中的权力更大了，可以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此时，楚军也有3万多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什么优势，但兵将团结一致，士气正旺。
而太平军方面已经危在旦夕，在金华、宁绍两大战区失陷后，失去屏障的杭州便危险了。为了力保杭州，李秀成便决定在杭州西南的富阳屯兵，派杭州守将汪海洋亲临富阳，准备和楚军决一死战。为了胜算大一些，还从江苏调派陈炳文部驰援富阳，并命他统帅杭州战区各军。
左宗棠本以为太平军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没想到在攻打富阳时受挫，5个多月都未能前进一步。太平军大队人马防守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其他原因也对楚军极其不利：
为了牵制楚军东进的步伐，皖南太平军分两路由皖入赣，攻取左宗棠的后方。为了确保后院不起火，左宗棠只得调刘典一军八千多人回建德，转向皖南。这时，左宗棠直接指挥的3万兵力分布很不集中，除王开琳、刘典两军一万多人部署在皖南外，还有万人分别驻守下游的桐庐、新城和上游的遂安、淳安以及金华、衢州、严州等地。所以，楚军虽然号称3万多人，实际上只有蒋益澧一万多人进攻富阳。
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因为瘟疫流行，楚军先后病死四千多人，偏偏军饷又比较缺乏，要命的是左宗棠也得了疟疾，楚军陷入困境就在所难免了。
左宗棠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而李鸿章的淮军却联合英人戈登的常胜军，一路披荆斩棘，已经在七月十五日（8月27日）进围苏州。
一个小小的富阳就阻挡了楚军前进的脚步，这也未免太丢人了。
为了不落在同行的后面，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决定借洋人之力，啃下这块硬骨头。
八月初七日（9月19日），左宗棠一军同德克碑的常捷军向富阳大举进攻，德克碑用大炮轰开城外营垒，于是，在第二天便攻占了富阳。
虽然攻下了城池，左宗棠的脸上却没有半点喜悦之色。毕竟，借洋人之力打胜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心中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扫清太平军的外围堡垒后，楚军就兵临杭州城下了。杭州的得失对太平军能否在浙江立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太平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攻，但没什么实际的效果。于是只好在杭州城的四周挖掘长壕，准备坚守。
左宗棠在十一月从严州进驻富阳，并到余杭前线视察。十二月，左宗棠下令攻打杭州和余杭两城，面对楚军的攻势，杭州与余杭的太平军分别在陈炳文、汪海洋的率领下奋力抵抗。
由于太平军拼死抵抗，杭州虽然被围攻了两个月，但还是没有攻打下来。不过，太平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仅在杭、余一线紧张，整个形势都变得十分严峻。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李鸿章的淮军攻占了苏州。其实，这是李鸿章白捡了一个便宜，因为淮军没费什么力气。太平军的守将郜永宽等刺杀了慕王谭绍光，投降了淮军，所以，长江下游的主要城市苏州才落入了淮军之手。
同样是带兵打仗，怎么自己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左宗棠郁闷了，怎么淮军的速度这么快，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李鸿章这小子插手浙江的事情。于是，他上奏：“苏州既然被攻克，攻克杭州也是转眼的事情，海宁、嘉兴之贼不足为患，李鸿章所部可以缓攻嘉兴。”【左宗棠究竟多彪悍】
朝廷巴不得早点消灭太平军，才不管是谁攻克了杭州，所以没理会左宗棠的上奏。而李鸿章也很不知趣，邀功心切，命淮军程学启部由苏南进入浙北，在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1864年3月25日）攻入嘉兴。
左宗棠着急了，生怕淮军在浙江夺得首功，于是改变了既攻杭州，又派遣精兵援皖以堵天京后路的做法，急忙调黄少春部由皖返浙，集中全部兵力猛攻杭州、余杭二城。
兵败如山倒，太平军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乍浦、平湖、澉浦、海盐、海宁、嘉善、桐乡等地的守将陆续变节，致使杭州变得孤立无援。
太平军的变节和战败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杭州城内的守军也开始动摇了。
军心已乱，败局已定。
左宗棠的好运虽然来得晚了一点儿，但终究也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