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条军规成事在人不在天
A.成就大业的基础在于精通用人之道，尤其在于爱才。历史上成就伟业的帝王，其基本可行的用人之道就在于君臣相得、上下合作。人才如领导者的左右手，缺人才者如缺胳臂之人，难以有成就。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历史上的用人之道为鉴，则可以知道优秀的企业家和普通老板在看待人才问题上的巨大差另J。
B.许多老板都津津乐道于谈论千里马多么杰出多么难得，但是自己却不愿意当伯乐，或者学伯乐的能力。企业的老板们也都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自己不去做培养人才的工作；如果他们都只想临时挖人，那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性的想法。
C.儒家和法家在用人上的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儒家重在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法家却认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发现人才。所以，法家的缺点是不会培养人才，儒家的缺点是缺乏竞争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是，他们的方法却都各有所长，值得借鉴。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是儒法结合的人物。
D.真正的人才一定是有才之人，有才者也有怪脾气或者直言不讳的脾气，他们不会奉承，所以经常不被重视或者不受欢迎。优秀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价值的真正挖掘，就是努力发挥他们的长处，即不在乎他们个性上的直率或者张扬，如唐太宗对待魏徵；或者虽然不满意他们的某些做法，但是还是能够尽力让他们发挥才会巨。
【论道】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之人是否比古代风流人物实干，完全取决于环境、制度以及领导者用人的见识与热情。在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如何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系统化制度，是制胜的关键要素。当然，没有一种现成的做法可以照搬，但是，有许多智慧可以借鉴。可以说，在实践创造性转化方面可以做出很多探索性的创新努力。一方面，当代的企业家可以学习历史，看古代君臣关系学等；另一方面，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君王将相的层次上，而是需要提升到具有独立人格的能人如何相知、相处乃至相得益彰的境界，上。
1.刘禅与诸葛亮
刘禅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无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还是从当时三国中各国君臣关系的角度来衡量，刘禅的贤明与任人信人，诸葛亮的忠诚与为臣之道，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阿斗刘禅在历史上恶名远扬，特别是乐不思蜀的故事和他对诸葛亮掣肘的故事反映了他的主要弱点。不过，他在与诸葛亮的关系上也有独特之处。刘禅将国事全部托付给诸葛亮，一般不滥加干涉，充分发挥诸葛亮的治国才能，从而使蜀国出现“两川之民，忻乐太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米满仓廪”的兴旺发达景象。刘禅在位40余年，基本未有大的失德之处，这是相父诸葛亮的功劳，也是刘禅的政绩。因而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此外，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言：
“朝廷今年始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诸葛亮称刘禅是“天资仁敏，爱德下士”的明主。当然，这是诸葛亮的过人之处。
刘禅以接班人善待元老，表面上看是依赖诸葛亮的能力，其实不尽然。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永安病笃，召诸葛亮于成都，嘱以后事。当时刘禅正留守成都，未在病榻前。刘备临终前与刘禅之弟刘永言：“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刘禅即位后，遵从其父遗训，以诸葛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从上述历史事实来看，如果刘禅是一个疑心重、小肚鸡肠的昏君，其父嘱托诸葛亮“君可自取”之类的话，会令他寝食不安，即便明处不能裁抑诸葛亮，在暗处也会时时加以掣肘，不会听任诸葛亮总揽内外。终诸葛亮一生，刘禅的这种信任丝毫没有动摇过。例如，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刘禅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闻知诸葛亮死，刘禅“哭倒于龙床之上”，“连日伤感，不能设朝”。诸葛亮灵柩运到成都，“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放声大哭”。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诸葛亮去世后仍一一遵从其临终遗言，可谓是“任之生前，信之殁后”。诸葛亮临终安排蒋琬、费祎可寄以大事，刘禅遵而不改。董允、姜维后来主持国政，也是尊重诸葛亮用人意愿的体现，最能体现出刘禅对诸葛亮信任的事情，就是在诸葛亮死后刘禅怒斩李邈一事上，据杨戏《季汉辅臣赞》载：“（后）十二年，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邀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李邈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就上疏乘间构衅，用心险恶。
刘禅将李邈诛杀，可见他对诸葛亮之信任。
当然，诸葛亮也是忠心耿耿之士。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故陈寿《三国志·先主传》评曰：“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全心全意辅佐刘禅，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例如，李严曾怂恿诸葛亮加九锡，加爵称王。诸葛亮严词拒绝，“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尽管诸葛亮有条件、有能力取得最高权位，但他对刘禅忠心不二，体现了诸葛亮人格之崇高，品德之纯正。
诸葛亮职尽臣道，出师请命，小挫请贬。他还每逢大事都上表请示：
出师有表，弹劾群下有表，请求自贬有疏，绝不骄横跋扈、凌驾于刘禅之上。正因为如此，唐人尚驰说道：“至于职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岂周公赋《鸱鸮》之诗，成王启《金縢》之诰，此虽大小有异，托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下不兴流言，苟非诚信结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则莫能至是。”尽管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但仍谦虚谨慎，虚怀若谷，“集众思，广忠益”，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正己而后教人，从不文过饰非，推倭搪塞自己的不足和错误。诸葛亮身居高位，执掌蜀汉大权27年，但他清心寡欲，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洁身自好，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添置财产，做到了“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到头来全部的家产仅为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临终前又遗命薄葬：“因山为坟，家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诸葛亮一生尊重人才，爱惜人才，把选拔、使用人才放在治国的首位。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不计门第出身。被诸葛亮选拔的人才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割据集团。既有荆楚人士蒋琬、董允、宗预，又有蜀地人士李恢、马忠、王连；既有刘备的部属！
又有刘表的部属；既有刘障的旧部李邵，又有外部投靠来的姜维等。
当然，诸葛亮也有过于武断而凌上之处。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日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一方面表达了对刘备的耿耿忠心；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种种不和谐的信息。例如，诸葛亮一再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居然把“宫中府中”放在同等地位，这不是严重地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礼义和官场的秩序吗？诸葛亮对刘禅的口气和语感，“亲贤臣，远小人”简直犹如一个严峻的父亲在冷酷地调教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诸葛亮大举北伐之时，正是刘禅青春韶华之际，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使其以一个“见习”
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可是，诸葛亮常驻于汉中，醉；于北伐，却不一心一意地辅佐和教导刘禅怎样治国，刘禅怎能对他没有意见和看法呢。须知，诸葛亮的最终使命是辅佐刘禅执政而不是代替刘禅执政。因此，刘禅与诸葛亮也不无矛盾，如在第六次伐前，面对诸葛亮“扫清奸党，恢复中原”的决心，刘禅委婉地表示了反对继续北伐的意见。后主览表曰（“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
孔明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進周出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乃顾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孔明曰（“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刘禅也只得听任其裁处，率百官到城外为其送行。
刘禅与诸葛亮矛盾最尖锐的一次是在第四次北伐之中。刘禅听信苟安散布的“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为帝”的流言，再加上宦官“可诏还成都，削去兵权”的怂恿，后主下诏，宣孔明班师回朝。蒋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师以来，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后主曰：“朕有机密事，必须与丞相面议。”即遣使赍诏星夜宣孔明回。使命径到祁山大寨，孔明接人，受诏已毕，仰天叹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
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诸葛亮回朝后，问明真相1.采取果断措施（“将妄奏的宦官杀之，余皆废出宫外。”又深责蒋琬、费祎没有完成他托付的重任。但是，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情绪是在诸葛亮死后才逐渐地显露出来。后主下诏为诸葛亮建庙，似为追念先贤，其实远非如此。按当时习俗，为死者建庙不算什么，所谓“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诸葛亮死后，各地人民纷纷要为故丞相立庙，刘禅不准。有人就提出，各地立庙固然不必，在成都立庙一处总可以吧，但刘禅仍然不答应。结果老百姓在大街小巷因时节私祭，无法禁绝。后来在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的反复劝导下，《诸葛亮传》记载：“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
刘禅勉强答应立庙于沔阳，并规定祭奠诸葛亮只能到这座庙里去，不能私祭。诸葛亮庙远离成都，又有几人能去？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这并不是因为刘禅对诸葛亮不满，而是因为庙祭事关名分，不容逾秩。
诸葛亮具有现代职业经理人的诸多特点，而刘禅则像个开明的老板。
总体上说，二人的关系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由于刘禅对国家战略缺乏驾驭能力，全部委任诸葛亮，也有造成诸葛亮武断决策之后果，特别是六出祁山、六次征伐造成的国库空虚也是导致蜀国早亡的重要原因。
2.曹操唯才是举
什么是企业家合理的用人理念与方法呢？估计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不过，企业家在用人时，无疑可以借鉴曹操的方法和理念。至少，尽管曹操是个文武双全的领袖，但是他的顾问参谋团队的人数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可以说，真正的聪明人总是需要听取其他聪明人的决策建议。
在历史上存在两种主要的人才观和人才使用方法，儒家和法家都重视寻找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过，儒家重视品德的优先性，而法家更重视才能一些。儒家的做法是相马和养马，以培养人才和教育作为主要方法；法家则重视建立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主要的做法是通过赛马来选材。曹操秉承的法家用人观，基本上是一种在竞赛中选拔人才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做法有点疏于培养人才，但是也有用人可选择的余地。
在人们的印象中，曹操是个枭雄，也是个多疑的人。可在用人方面，曹操是个豪杰之士！而且是用人不疑。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爱才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荀或从袁绍那里投奔曹操，曹操称赞他是张良。荀或还推荐了比自己大的侄子荀攸，更推荐了大谋士郭嘉。曹操得到郭嘉之助后很高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早已知道刘备是未来与自己争天下的英雄，但是他似乎没有早点把刘备杀掉的打算。而且，他喜欢关羽的程度，他尊重谋士诸人的程度，都反映了他的爱才情结。曹操有一首诗，最后的两句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一直以自己为领袖，希望建功立业，并且付诸实践。他的做法就是相信人才归向决定事业胜负，并且虚心接纳人才。我把曹操的爱才与用人的哲学和方法归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重视竞争与激励。法家的哲学基础是人性恶，不指望人们主动行善。但是可以以激励来促使人们积极进取，促进竞争。因为人们可以认识好坏利弊。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假设，人是理性的人，是一个错误的假设。而凡是假定人是坏人的人，一定比较重视怎么做好事情，怎么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管理上的漏洞。所以，管理学一定要像法家那样假设人性是恶的，人们并不是理性地懂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曹操的做法是给人们去表现，再根据这些人的特点来决定是否重用；而只要符合一定的基本条件，他就重用；同时在鼓励手下的竞争中去激励优秀者。
第二，用人不疑。凡是投奔曹操的有才之人，都得到了重用。而且，重用的时候也就不再怀疑，就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由此可以看到，其实曹操还是信任很多人的，远不是人们所谓的猜疑心重。这也就是用人不疑。
第三，爱才。爱才是曹操最典型的做法。这种做法的具体体现是想方设法留住人才。此外，曹操并没有因为重视家族成员而歧视外来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