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
以学生生活为中心的学校是『活学校』，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不死不活的学校』。
教育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
陶行知，学名文濬，1891年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苦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前来读书。有一天下大雪，他赶到私塾时，老师已经开讲，便站在门外听老师把课讲完。这件事感动了私塾里所有的人，并在当地传为佳话。
1905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开始学习现代文化知识，接触西方民主思想。1908年，崇一学堂因堂长回国而停办，他被迫失学。第二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博习馆（预科），不久该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他成为金陵大学文科的一名学生。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返回家乡，担任徽州议会秘书。半年后，他又回到金陵大学继续读书。从此，他积极宣传民主思想，热心于社会活动。1912年，他因为研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知行”。1913年，在全校考试中名列总分第一，获江苏省教育当局的奖励。1914年，在金陵大学校长帮助下去美国留学，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第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孟禄、克伯屈、杜威等著名教授，主攻教育行政、教育哲学和教育社会学等专业。1917年，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回国担任教授，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课程，1918年代理该校教务主任。
五四运动以后，陶行知积极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是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27年，他在南京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自任校长。1930年4月，国民党当局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由，派兵抓捕师生，查封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逃往日本避难。1931年，陶行知返回上海，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申报》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创办“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等组织，继续从事普及教育活动。1934年，他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提出“生活教育”的思想，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念。他认为：
中国数千年错误的教育传统是“先知后行”，或者说“先学后做”，即王阳明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正确的教育应该是“先行后知”，或者说“有行才有知”。因此他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以表示与传统教育的决裂。
1936年，陶行知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受该会委托，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名义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并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1939年7月，为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他在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1945年，他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进一步推行民主教育。1946年5月，陶行知回到上海，准备筹办上海社会大学。与此同时，他在中共领导下积极参与左翼知识分子发起的“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运动。不久，李公朴、闻一多遇害，陶行知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
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称他是“万世师表”。远在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人也在唁电中说：“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可见无论是延安的共产党人、还是纽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他给予很高评价。著名学者梁漱溟说：“他本是游学外洋，回国后做大学教授的人，竟然脱去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投身乡村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其实，当年与陶行知志同道合者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他们带动下，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个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
关于陶行知的贡献，日本友人斋藤秋男的话比较准确。他说：“我非常推崇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鲁迅先生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比鲁迅晚生10年的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儿童才能，开发儿童智力。……解放儿童的思想，发挥儿童的才智，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他不愧为’救救孩子‘的勇敢的实践者。陶先生提倡儿童解放，是为了达到大众解放，达到民族解放，最后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
陶先生的目标是远大的，境界是崇高的。他心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全世界。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这番话让我想起陶行知关于“教人求真”的追求和“会考杀人”的呐喊。这一切，都与他的民主思想有关。
一 投身于教育事业
大约是1932年，陶行知参加太平洋会议后写过一篇短文。文章说：
“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这句警语的意思是：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就只是人的生命。”这句话对陶行知刺激很大，因此他气愤地说：“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
为什么中国人的生命就那么卑贱、那么容易“废掉”呢？陶行知认为这一切都与中国的教育有关。
其实，早在1914年，陶行知就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教育，才能消除人民的贫穷和愚昧，让他们变得富裕和聪明；只有教育，才能清除政党的偏见，给老百姓精忠报国的机会；只有教育，才能摆脱伪劣的“领袖”；只有教育，才能消灭残暴的统治；只有教育，才是建设民主共和最重要的手段。因此他认为，“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就是对人民“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1916年，陶行知在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推荐下，获得利文斯顿奖学金。为此，他致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J.E.Russell），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投身于教育的愿望。他说：“三年前，我就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自己留学美国的最终目标。但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及时来校就读。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的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种）真正民主制度。
它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为中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建立一个能够实现正义和自由的理想之国，是陶行知投身于教育的真正原因。
二 对于教育的理解
1918年5月，陶行知留学归来不久，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述了他对教育的理解，并提出师范生应该具备的六个观念：
第一，教育能改良个人的天性，能使恶者变善、善者益善，能使国民识别领袖的正当与否，能使贫者变富、弱者变强，因此教育是最有效力的事业，师范生应该“专心致志，抱定主义，以教育为专门职业”。
第二，教育可以让愚昧的人变得聪明起来，让幼小的人快快长大，让落后的人迅速进步，因此教育是一种快乐的事业。
第三，与大学、中学相比，小学和幼稚园的教育尤其重要。因此，大中小学的教员应该是平等的，他们应该享受同等待遇。
第四，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主，应该以学生之乐为乐，以学生之忧为忧，以学生之苦恼为苦恼。如果教师过于威严，让学生把教师当作阎罗或判官，就会失去办学的基本意义。
第五，教育是改良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学校应该与社会有密切往来，否则大家就不会了解社会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不是寺院或洞穴，教师也不是僧侣或隐士。
第六，不要把学校当作人生道路的临时客栈，也不要把教育当作职业选择的权宜之计。只要进入师范学校，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终身大事，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与此同时，还要有“不要名、不要利，只要教育好；不怕难，不怕死，只怕教育不好”的决心，要有世世代代献身于教育的精神。
陶行知的这些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仍有重要的启迪。
1919年2月，陶行知在《教学合一》中指出，世上的先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只会教书，结果是把学生当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第二种不是教书，而是教学生，但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状态；第三种是把教和学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他认为第一种最糟糕，第二种也不好，第三种最正确。此外，他还提出教师一方面要指导学生，一方面还要研究学问，以便让学生“多得些益处”。
同年4月，陶行知以《第一流的教育家》为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教育的认识。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
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这两种要素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紧接着陶行知指出：“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小惊大怪。如同小孩子见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上了黑房，怕走进去。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于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因此，他希望教育界的同人要有大胆的“敢于探求新理”的理想，要有“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的精神，要有“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勇气，要有“把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地发现出来”的干劲。
这一年7 月， 陶行知对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发表演讲，就有关“新教育”
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因此新教育要用共和精神，在师生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注重启发、鼓励自治、唤起兴味、责成效率，“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使老师的责任“重在引导”，使学生明白，在学校里一定要“自己去学”，不要“坐而受教”。
关于教育与名利、教育与金钱的关系，陶行知的观点也值得注意。
1921年7月，他在安庆暑期演讲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1923年，他在《学问的要素——答程仲沂先生的信》中说：“我不承认财力是学问的要素。我以为，只要有志学问或是有志于女子的学问，经济的难关是可以打破的。”他还说“穷苦和学问是好友；富贵和学问是仇敌。那天天轻裘肥马，炫耀于同学之前的”纨绔子弟，是不会有真学问的。后来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日教育之商业化，亦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师生间之关系，纯为知识之贩卖。此种商业化之教育，不仅根本有悖于教育原理，抑且使师生感情日相隔离，不能打成一片。”
陶行知的这些观点，对于那些把教育与金钱和名利联系起来的人们，是很好的提醒；对于那些凭借教育牟利、甚至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人们，是严厉的批评。
三 对于学校的认识
陶行知是安徽人。南京离安徽很近，又是全国教育中心之一。五四运动后，安徽因学潮四起，所以当地学生到南京求学者源源不断。但由于受区域规定的限制，前来求学的安徽籍青年很难进入当地学校。1923年，安徽旅宁同乡会和旅宁同学联合起来，以恢复安徽人所办的“上江公学”为名，创办南京安徽公学，由陶行知出任校长。第二年年底，陶行知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提出自己的办学宗旨。他说：“我们学校最注重师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教职员在与学生同生活、共甘苦的过程中，一定要以身作则。让学生做的事，教职员应该一起做；让学生学的知人生识，教职员应该一起学；让学生遵守的规矩，教职员应该一起遵守。这样一来，师生之间才能产生感情，才能教学相长、互相促进，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他认为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能对学生的人格产生很大影响，是一种真正的教育。
陶行知还说：南京安徽公学是一所贫穷的学校，因此“用最少的经费，办理相当的教育，是我们很想彻底努力的一个小试验”。此外，他提出要用科学的精神来追求真理，研究学问；要用美术的精神来改造环境，“现出和谐的气象”；要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处理一切事情。随后，他还反复强调师生同甘苦共生活是最好的教育，是改进学校教育的一大关键。
1926年9月，陶行知为《微音》杂志撰写《我之学校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学校的理解和认识。
——学校是一个能教坏人变好，也能教好人变坏的地方。这地方既能叫人成龙，也能叫人成蛇；既能叫人多活几岁，也能叫人早死几年。
——学校要以生活为中心。以学生生活为中心的学校是“活学校”，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不死不活的学校”。
——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地方。大家要在同甘共苦中达到精神的沟通和感情的融洽，要共同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势，要在质疑问难中互相学习、互相感化。
——无论是校长还是厨师、校工，都各有各的学问。因此大家要虚心，要学而不厌，不断增进自己的学问。
——学校不是道观，不是寺庙，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
——要想改造社会环境，首先要改造学校环境。改造学校环境应当用“美术的精神”。如果学校师生不能共同改造学校环境，他们所谓改造社会环境就只能是自欺欺人。
——钱可以买许多东西，但是就如同买不来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花钱是买不来高尚精神的。高尚精神在自己身上。这种东西就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