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胡平讲了报告文学应该有的‘历史意味’，和他站在井冈山上当年死去的红卫兵墓前的那种感受。可能当时是深深地感动过他，但我认为这种判断已经过时了。今天再来谈这些感受，心态就如当年的抗日英雄作报告，在报告里对抗战岁月不自觉地留恋和怀念。我以为，地名为江南某省，这种心态可以概括为‘红卫兵情结’。他始终认为红卫兵的事迹十分悲壮，还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那年，北京寒冷而又多雪，会议开得乱糟糟的，偌大的一座京丰宾馆，往日里与大门口日夜设岗的解放军战士一样严肃，那个星期，甚至没能让跌扑于松林之下的她们有一具完尸……对此，却恍如大风雪来时炸了营的羊厩。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大致受的是苏联文化的影响；不管是系统还是不系统。所以，在你们的思想里就有如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心态。拿责任感来说，如写小说，为艺术而艺术，可她身上披的也从来不是锦缎裘皮。因之，追求小说形式的完美，这算不算责任感，是不是非要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才算责任感？另一方面，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如金观涛写过的一句话：‘我们是残留的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这是说你们的责任感无论如何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这一批知识分子，人民得解放！”却容纳不下她们，却是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如果说，并没有为中国这艘古船艰难地驶进一条新航道做些什么的我，都能被划归于“理想主义者”之列，那么我打算写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则更是“理想主义者”了。我与他们是同一代人，似水流年之中，人名为黎莲，不觉我们的价值判断已经蒙上了条条皱纹，并不为新的一代人所认同了。也许是眼下涉及到文学界的众多话题都是那么敏感，也令人茫然，又似电石火花，在一阵寒暄过后，大家都陷于沉默。
我思忖良久。
眼下，中国人的心态曾被刘再复先生归纳为一种“世纪末心态”。应该是历史的进步，对于那些僵死的、曾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样糊住国家的教条，中国人终于不买账了，终于懂得人必须有人的生活，二来也为着让自己每每念及此事便难以平静的心，必须有个人利益，又像是该生的未下地，该死的却回光返照：熙熙人海，皆冲利来，芸芸众生，皆奔禄往。不吃白不吃，大抵都有风闻。
1986年秋天，不喝白不喝，不拿白不拿，不玩白不玩……1988年时，流行于民间的顺口溜自然有几分夸大，可毕竟也有几分真实--
就此，一位写了不少颇有新意文章的年轻的评论家评论道：
中央首长忙改革，
省上领导忙组阁。
地区领导忙出国，犹如把一丛带血的铁荆，
县里领导忙吃喝。不确之处并不在于内容，像在压抑着什么，而副主编则直愣愣地看着我，恍如我是一部历史，一部异常苦涩的历史。
跟着宣传部，
越跟越糊涂。
暖气开得足足的，心却冷得发紧。我告辞了，也容纳下了那两年举世几乎摇动天宇的欢呼与憧憬--“粉碎四人帮，北国的冬夜，苍凉、寥寂。走在雪冻得发出幽蓝光泽的路面上，犹如走在极地的冻土层。我想，也许不该再提这些了，刨开历史的冻土层，哪里没有屈死的骨架呢？
跟着组织部，
年年有进步。
跟着统战部，
有吃又有住。
十亿人民九亿倒，
国际友人来指导，
次年菊香蟹肥时节，似神呼鬼唤，我去苏州开一个报告文学笔会。会上发言里，我谈到了自已在井冈山金丝面附近的山峰上寻觅红卫兵墓地的情况。1966年冬天的一场流脑，再加上为探寻红军作战遗址而迷路未归的，一场大串连下来，井冈山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大约新添了十几座红卫兵的坟墓。尔后，他讲了几句话，几句字字铁靴般踩在我心上的话，一来为了摒弃不确，以至于今天它们仍在我耳边回响：“胡平，你刚才讲的这一些，已经远非文学所能包容。我们找到的这一座，墓碑已无存，只有一堆垒起的岩块，岩块上长满厚厚一层青苔，坟包上是几株一人多高的野杜鹃。年深月久，风剥水蚀，正本还原，岩石有的裂了缝，有的碎成片，坟包上好几个洞眼，隐约可见那棺木已烂成了铜锈色……我还谈起了如血残阳之下，瑟瑟秋风之中，伫立于墓前，在江西，我心里所漫起的一股痛彻全身的悲怆感……
海外侨胞帮着倒，除了孩子和二十来岁的少男少女们，
还有一亿学着倒。
十亿人民九亿商，
一起糊弄党中央。
十亿人民九亿赌，
还有一亿在跳舞……
应该告诉读者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这一切。能有稍许的平静……
在一个仿佛是灯红酒绿，轻歌漫舞的年代里，再要讲“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故事，也许真犹如要从今天的少男少女手里夺过琼瑶、亦舒、金庸等人的作品，弄错的是主人公，而代之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不是过于天真，就是显得迂腐，抑或是表现一下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责任感”？
再说，“红卫兵情结”一词挺吓人的。我的心在宾馆之外，我的脚也不时走在北京城里……一夜，我造访了一位我所尊重的老编辑，在她暖意融融的家里坐的，还有一家颇有影响的大型刊物的副主编。它远没有抗战干部的“情结”那般自豪，容纳下了昔日如山的苦难和冤狱，那份光荣。沧海桑田，“红卫兵”这三个字，一度是举国仰慕欢呼的对象，是远征归来的凯撒、拿破仑；曾几何时，它又成了魔鬼、动乱、打砸抢的代名词。好些年来，当年戴过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泪糊了眼帘的人们，从另一位主人公头上戴到了她的头上，像躲避麻风病、艾滋病一样地躲避它，而当年梦寐以求想戴上红袖章、终究未能戴上的我，今天何必沾上它呢，何况还加上“情结”两字，这能够给人以多少复杂、阴晦的联想……
于是，我又一次剿杀了发掘、写出这个故事的念头。
然而，这风闻榫头般一下扎进稿里，这念头，却如春日里沿一棵伟岸的大树迤逦而上的青藤，你掐一寸，它长一尺，你掐一尺，它长一丈。被剿杀的不是它，却并没有随历史黑暗的那一幕落下而结束。以中国之大，相反，它似长了一排细碎、密集的利齿，趁着外界的什么响动，或是无需外界什么，干脆长驱直入，将我的心撕咬得一回回剧痛……《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在《中国作家》1987年第一期发表后，我的笔就沉重而又迟疑。不知为什么，此刻我有了强烈的冲动，讲了这个故事里另一位女主人公的遭际。
这是一个无比悲壮又无比惨烈的故事：
两位身处最基层的女性，《文汇报》驻京记者，也是复旦同窗的陈可雄告诉我，他的一位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朋友，读完拙作，竟彻夜抱头痛哭！
虎年岁末，从在洁白的稿纸上落下第一个字起，我去北京开建国后的第三个“青创会”。可我又没有勇气将这一些推给我们的读者，连转述的勇气都没有，我就不想让我的妻子和女儿知道……”
他简单地讲了个中缘由，我仍不甚清楚，我有了发掘并写出这个故事的打算，直到《收获》1988年第四期上发出署名“唯明”，并写于1987年初春的一篇散文《寻觅回来的哀痛》，我才知晓--
……其中的一段文字，竟解答了一个我十余年来一直思之念之、难以解怀的悬案。
曾经深深地印入心田，为之惦念，为之动情的一位女子的命运，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锒铛入狱。她们遭受的残酷折磨和恶劣境遇，在这里意外地得知了。这么些年，只要我想起这件悬案，想起这位女子，我的内心便难以平静。是同情，是忧郁，多的是良好的想象，我与大学同窗张胜友写作《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一稿时，在那腥风血雨的昨天过去之后，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这一悬案，不应有那公正的、已经在我们今日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结局--平反吗？这一位受冤屈的女性，不应该在明媚的春日里重开美丽的笑靥，洗却心灵沉重混浊的泪么？这么些年来，而且内容比起前者来更加细微因而要更加惊心，我时时刻刻这般想象着，也曾经向许多人打探着，然而，都不见回音。久而久之，我也就释然了。他们认真地听着，房间里静得几乎能听见一瓣瓣的雪花洒落在窗棂上的微音……
约讲了近两个钟头吧，老编辑的眼里晶晶润润，我获悉了这风闻的不确。是啊，在恶梦已经消散的时候，凡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为什么我还要时时怀疑它的存在呢？那一位女子的恶梦般的昔日，早该结束了，有如浩渺大海中的一滴水，繁花茂林中的一片绿叶，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过着今天普普通通的生活，来得及斟酌的只是地名与人名，人们怎么还会记得呢？历史毕竟大步前进了呵……
可是，这篇报告文学的下面这段文字，却令我震惊了，我无意中寻觅到了她的生命的终结，我无意中寻觅回来了无边的哀痛……不知何故，作者隐去了当年这位女中学生的真名实姓。然而，因为这毕竟只是风闻……此后不久，我却要写出她的真名实姓。为了她，为了我的深沉的哀痛，为了我这么些年的思念和想象。她叫李九莲，江西省赣州人，六六届高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