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学堂也有不少学生战死海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既然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其培养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何去何从？不唯北洋水师学堂，就连洋务派苦心经营长达30年之久的自强事业，也因此而毁于一旦呵！悲愤之余，严复不禁为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他从奔走个人功名的科考迷梦中挣脱而出，奋笔疾书，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四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
在这些论文中，严复批判韩愈的“君权神授”论、“圣人创世说”，疾呼国家之危急、形势之严峻，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提倡“自由、平等”观念，阐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原则，要求引进西学，创立议院，希望通过适合国情的渐进变法，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对科举制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汲汲追求一变而为猛烈抨击，视“六经五子”（“五子”指孔子及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华风之敝”的根源，剖析八股摧残人才的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由自身的感受与认识，严复将废除科举八股制度视为国家变法维新的第一件头等大事。
四篇掷地有声的论文如同序幕，开启了严复正酝酿着的宏伟大业——“盗取”西方文明“火种”，“煮”华夏民族之“肉”，以达强国富民之效。
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
《天演论》为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讲稿，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内容相当深奥。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赫胥黎又于第二年补写了一篇导言，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该书内容。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生物学上划时代的伟大贡献，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为能量守恒定律与转换定律、细胞学说）。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推崇，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他以达尔文学说为基础，在讲稿中指出生物从古至今，都在发展变化，这种变化缘于“物竞”与“天择”，并将这一有机界、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用于人类社会。
严复没有直接翻译达尔文的作品《物种起源》，而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译介赫胥黎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因为赫胥黎已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生物界推而广之，认为弱肉强食的动植物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
面对列强瓜分、亡种亡国之危局，清廷尚未真正觉醒。“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者、智者自能生存，弱者、愚者必遭淘汰，这是中国古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进化公理”。严复翻译介绍《天演论》的目的，就是要棒喝、警告晚清当局，唤醒广大民众，以求上下一心，奋力抗争，救亡图存，保种救国。否则，中华老大帝国将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出局，陷入亡国灭种的惨境。
《天演论》名为翻译，实为著述，严复选取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中的序论、本论两篇，意译其主要内容，并依据国情及传统文化予以取舍，原文中凡与自己观点有出入者，严复或加案语进行反驳，或按己意进行改写，以警醒当局，力求自强。
严复对“天演”一词解释道，所谓天演，是指宇宙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变动”，而是由单纯到复杂，由流变到凝聚，由笼统混乱到定形分类。因此，《天演论》开宗明义，指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长期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并借赫胥黎之口，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退化论”、“不变论”与“循环论”。
《天演论》的主要理论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及社会进化规律，这也是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容。自然万物存在着谋求生存的严酷斗争，人种的竞争同样残酷无情，即使同种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强者胜，劣者汰，既要保群，就要变革图强。严复在译文中，赋予古代“人定胜天”思想以新的内涵，那就是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用以鼓舞国人奋勇前行的斗志。
受甲午海战、马关和约强烈刺激，严复心中的激愤与忧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借翻译他国文字，以浇胸中块垒。边译边著，只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天演论》译稿。然而，对出版之事，严复则显得十分慎重，又经过多次修订，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正式出版。
《天演论》刚一印行，便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扔进一潭死水之中，震憾了整个中国。广大民众，早就不满于日渐衰微的满清朝廷，面对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战争与条约，于压抑苦闷之中，也在苦苦地寻找，以期图强振兴，一展盛唐雄风。然而，四周似乎全是关闭的门窗，只有老朽帝国的腐臭弥漫空中，看不到半点亮光。他们在等待，在盼望，在苦苦地寻找出路。就在这时，《天演论》问世了！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第一次挣脱了古老的“不变论”、“退化论”与“循环论”，第一次发现了中国自强的崭新之路。是的，《天演论》不仅阐述了物竞天择、强国富民的“公理”，还推崇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伸张民权，提倡民主，崇尚自由，强调发展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并涉及人口及生态变异等内容……这些从未有过的观念，给长期封闭的古老帝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与强劲的活力，给传统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奠定了出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此后，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都把进化论作为他们最基本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在《天演论》尚未出版时就借抄阅读，当即著文宣扬，认为“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康有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写道：“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反复宣传进化论，认为“优胜劣败，理无可逃”；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当年求学上海澄衷学堂时，使用的教材就是严复的《天演论》删节译本，一次的作文题目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鲁迅对《天演论》更是爱不释手，“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结构除了私塾学习的《四书》、《五经》及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就是在新学堂里读到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才较为系统地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当时读得最多，最受启发的，便是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直至1952年，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以严复输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亚丹斯密斯的古典经济学，穆勒的形式逻辑与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辈的社会论为代表，加上那时的自然科学，是‘五四’以前所谓新学的统治思想。在当时，这种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爱国英雄都受过进化论的薰陶与影响。《天演论》也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间一版再版，拥有30多种不同版本，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严复也因此被人称为“严天演”。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不再有亡国亡种之虞，加之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文言，虽则精粹典雅、声韵铿锵，但作为一种不再使用的古文，今天的读者已不易读懂，即使能够读懂，也颇费力气，难以通读。于是，《天演论》离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只要我们回首历史，就不能不正视《天演论》曾经卷起的巨大风暴，曾在华夏大地留下的深深印痕。如果没有《天演论》问世，没有新的思想观念作指导，没有一批批热血志士的奋斗，今日之中国，也许早就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了。而《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主要思想，不论何时何地，也不会过时。中华民族如果不思上进，不图富强，不竞争不求胜，随时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因此，严复那走向遥远天际与历史深处的背影，并未在我们眼中淡化，那复杂的思想发展轨迹，似乎永远向我们传递着某种发人深省的启示。
2004年9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编审吴世灯先生及福建教育出版社策划部副主任王广存先生的陪同下，我们一行从福州市区出发，前往严复故居及墓园所在地——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
与广存兄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故乡湖北工作时，两人就神交已久。为拍摄有关严复专题电视片，他曾多次到过阳岐。有他担任向导，自然是轻车熟路，收获多多。
车出福州市区约半小时，就进入了阳岐地界。阳歧曾是乌龙江边的一个重要渡口，乌龙江绕南台岛向东注入闽江，汇入大海。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阳岐自宋代起，就十分繁荣。阳岐以一条溪水为界，分为上岐与下岐，一座石构小桥将它们连为一体，桥称“午桥”，栏板刻有“午桥古迹”四字，传说此乃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手迹。
严复在《梦想阳岐山》一诗中对穿村而过的小溪曾有过描写：“门前一泓水，潮至势迟迟。”每当乌龙江涨潮之时，河水便盈满小溪，两岸的绿树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水中，实在是美丽极了。
今日的阳岐虽已衰落，但一座座古旧的楼房与一幢幢宽敞的院落，特别是午桥旁耸立的一栋有着欧式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楼，仍刻写着当年的明丽风采，诉说着阳岐昔日的风流韵致。
阳岐村中，生活着一位与严复相关的老人，那就是他的曾侄孙女严培庸女士。严培庸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但身体健朗，思维清晰，仍热心致力于严复故迹保护、思想研究及诸多纪念性活动。先上她家访问，不巧的是，老人应邀去了南平市，也是参加一个有关严复的纪念活动。她的家属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的情况，便在广存兄的引导下寻访严复故迹。
漫步村中，走在不甚宽敞的乡路上，两旁的房舍，既有当年的旧屋，也有新修的楼房。但感受深刻的，还是当年作为一处重要码头所留下的繁盛痕迹，而今日现代化的冲击则显得微乎其微。恍惚中，那一条条依然古旧的街巷，似乎闪现着儿时的严复与伙伴玩耍的活泼身影。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严复9岁时从苍霞洲回到祖籍之地，父亲将求取世俗功名的希望一古脑地压在他的身上。那稚嫩的肩头，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他的大部分时间，肯定在刻苦攻读中与孤灯、书卷为伴。即使偶与伙伴嬉戏，也极为难得。
过午桥左拐，前行不远，便是严复故居大夫第。大夫第至今保存完好，1983年8月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阳岐严复故居”。房屋两进，属砖木结构，前面有一个天井，后面是一座庭院，由迁至福州的始祖严怀英建于唐朝末年，明代重修。走进屋内，里面住着几户居民，弥漫着一种乡居生活的简朴、闲适与从容。来到第一进西边披榭的严复青少年读书处，房门紧闭，内里结构及陈设不得而知。当年的严复，是否经常闭门掩户，将自己关在屋内，刻苦攻读不已？
严复虽向往西方，但立足点却在中国，采取“拿来主义”的实用态度，借鉴西学以改造脚下古老而沉寂的土地。严复主张渐进，反对激进，在汹涌澎湃的暴力革命浪潮中，他背流而驻，专心教育。严复提倡君主立宪制度下的“民主”，对皇帝抱有幻想，维新变法运动时发表长篇政论《拟上皇帝书》，寄希望于满清朝廷。就在戊戌政变前夕，严复因清廷设经济特科被举荐，受到皇帝召见，光绪帝就办理海军、开办学堂及严复的变法主张等与他进行会谈、了解。尽管一周后光绪帝即遭慈禧囚禁，但严复对这次召见十分看重。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从中获利，意欲恢复封建专制称皇称帝，严复竟参与“筹安会”，为洪宪帝制鸣锣开道……
严复最初的攻读，就是为科举作准备，虽多次落第，仍乐此不疲地醉心其中，有着难以挣脱的“科举情结”。只因四次落第，身受其害，才著文予以抨击。如果他是一名获利者，态度又会怎样呢？即使反戈一击，当光绪帝采纳设置经济特科这一变相的科举选才制后，严复受到几个官员的推荐与皇帝的批复，便异常感动。而经济特科毕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举，直到1909年，年仅4岁的新皇宣统突然颁布一道圣旨，赐严复进士出身，伴随他大半辈子的“科举梦”，才在56岁这一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有学者认为，严复思想转轨起因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英文为媒介，奉西学、西制为圭臬，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却让他感到了深深地失望。西方文明连自身都不能挽救，又如何拯救中国？然而，当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严复带头列名发起成立孔教会，认为“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奉“孔子为中国救主”，与早期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严复思想的后转与退缩并非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严复内心世界的变化轨迹，是否也像眼前这扇紧闭的门扉，难以窥其堂奥？
其实，只要我们细心搜寻、严加剖析，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严复精通英文，但最初掌握，最得心应手的的语言却是古文——创作、翻译全用文言文，并将这种古老语言的张力发挥到了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当文言版的《天演论》初一问世，便有人作为国文范本教授学生。以至新文化运动反对八股文，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时，思想一直开放激进的严复却无法理解，认为文言文不可废除。文言形式在中国存活的几千年时间里，承载的多是儒家典籍，长期浸润其中的严复对其迷恋，就不仅仅在于形式了，那依附其上的内容，会不知不觉地融入他的血肉之中。
严复主张渐进，不赞成暴力革命，“五四”运动，他因生病住院没有参与其中，对学生的正义行为也不能理解，明确反对学生参预国家政治活动。严复的渐进既表现在拥护君主立宪，也反映于个人性格之中——优柔寡断，不做决绝之事。其实，严复参加为袁世凯当皇帝服务的组织“筹安会”，很大程度是在杨度的鼓动下被迫加入的。袁世凯派亲信送来4万元支票拉拢，严复毫不犹豫地退回了，可对未经同意就将他列入筹安会一事却保持沉默。毕竟，他与袁世凯有着近30年不错的交情呵。后来，严复虽然认识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及不可为之，但总是碍于情面，不便公开声明退出，只好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凡与筹安会有关的活动，都称病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