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江西敌军金汉鼎部于12月中旬迅速攻占长汀，并气势汹汹地向新泉逼进。新泉既为交通要道，便无险可守。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撤往群山环抱的古田镇，“在新泉整训的基础上，安安稳稳地开它三两天会。”
回顾当年的风云变幻，新泉镇镇长吴志坤先生在2004年5月22日于新泉镇政府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仍唏嘘感叹，遗憾不已。
1929年12月20日，红四军全体战士4000多人进驻古田，四个纵队分散在不同的四个村庄。
朱德所在的红军司令部设在东兴堂，距松荫堂不过50米，也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建筑。前委、司令部毗邻，有什么事情也好互通声气。由此可见，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擦与磨合，已进入新的融洽期，这种亲密关系此后再也没有疏远与中断。
松荫堂与东兴堂今日都未住人家。缺少人气，屋内便有一股霉味异味。而东兴堂前，更是堆着杂物，低洼处蓄满了积水。
从松荫堂、东兴堂到古田会议旧址廖氏宗祠，得走一段较长的崎岖山道。路边的民居，墙上刷满了红军标语。大多自然是后人重写上去的，也有当年留下的极其珍贵的“绝版”。纪念馆的专职解说员告诉我们，他们将利用此处的独特资源，建一条别具特色的标语墙长廊供游人参观。
与年久失修的松荫堂、东兴堂相比，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的廖氏宗祠则显得明丽亮堂，特别是那高高耸立、赫然醒目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更是将其衬托得庄严神圣。
廖氏宗祠为一四合院平房建筑，建于1848年，又名万源祠，乃古田第一大姓廖氏家族所建。青砖白墙紫瓦红柱，做工考究，风格古朴。木梁斗拱、大门窗户上，或刻有精致的彩绘图案，或写有“福”、“喜”、“耕种”、“礼仪”等字样及长幅对联。
1929年底，雪花在寒风的搅动中漫天飞舞，高山大地银装素裹一片洁白。与天寒地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廖氏祠堂一片热烈沸腾，12月28日至29日，意义深远的古田会议便在这里隆重举行。
跨入廖氏宗祠，穿过前院，便是当年的古田会议旧址。室内依旧保持会议召开时的情景：正面墙上挂着党旗、马克思与列宁的画像及一幅写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主席台上，摆放两张拼在一起的四方桌及一条长凳，桌上放着一把大茶壶、四个小茶碗；主席台右侧及会场四周的地板上，至今仍留有一块块斑斑黑迹，据说是会议期间天气寒冷，代表们烤火取暖留下的。
尽管古田会议的酝酿与筹备充满了曲折与波澜，而会期却只有短短两天时间。改变个人命运、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也就那么短暂的一瞬，比如滑铁卢战役，诺曼底登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阿姆斯特朗跳出登月舱落在月球表面，等等等等，概莫如此。
120多名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及地方干部代表、妇女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会议是务实的，议程安排相当简洁，不像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某些会议那样繁缛冗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的核心与精华，便是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经过长期思索、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几番风雨几经磨难，红四军终于在思想上、认识上达成了统一。此后，毛泽东要将古田会议的原则精神由红四军推向全军、全党、全国，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又得进行一番艰难努力乃至曲折斗争。
古田会议结束，便是1930年新年。为此，红四军在会址右侧的草坪上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军长朱德在官兵们连拉带拽的“起哄”下“请”到台上，给大家演唱了一首即兴创作的革命歌曲。
70年后，仍是廖氏祠堂前，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前来老区慰问演出。谁料天公不作美，演出当天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五万多当地群众撑着雨伞，穿着雨衣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演员们临风沐雨坚持为大家演出，就在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登上舞台时，奇迹出现了，还在刮风下雨的天气，竟突然放晴，云缝间射出几缕灿烂的斜阳，天空中挂起一道绚丽的彩虹。于是，当地老百姓就说这是毛泽东的魅力，是他老人家在“显灵”。
古田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毛泽东及古田会址的“神话”与传说，在当地老百姓眼里，毛泽东简直就是一尊神，只要他当年呆过的地方，都笼罩着一层祥瑞。
面对某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普通民众一时无从解释，便赋予浓厚的神话色彩。“文革”时期的造神运动，很大程度是我们脚下这块广袤土地的“特产”，是几亿民众共同“导演”的结果。
毛泽东不是神，他是一位有着血肉之躯的凡人。
他虽然是一位与普通人一样充满五情六欲的凡人，也有着这样那样许许多多的缺点与失误，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时代伟人。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无论革命处于怎样的低潮险境，还是个人遭受何种排挤打击，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始终葆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一股昂扬的激情与充沛的活力。最能代表这种情愫的，便是他的诗词，那种吞吐日月、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不知激动、感染过多少读者。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也曾挥毫留下了两首激情豪迈、脍炙人口的诗词。一首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另一首为《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的著作、诗词曾在“文革”时期作为主流强势话语深深地楔入了我的学生生活，他的大部分诗词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包括以上两首。而那些著作，也有不少篇章记忆犹新。其中有一篇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信，印象更是深刻，因写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主要针对林彪“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有感而发，于是，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写于井冈山某地。当我确凿无疑地站在毛泽东当年创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协成店时，才纠正了盘踞心中长达20多年之久的错误。
协成店位于古田镇赖坊村，距古田会议会址廖氏祠堂约一公里。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进两厅，面宽三间，建于1922年，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称之为店，而不叫楼或房，原来这里是上杭县白砂镇商人傅光甫经营土纸及木材生意的商号店铺。
如今的协成店掩映在鳞次栉比的村落房舍间，暗红色的外墙，紫瓦铺就的屋顶，二楼砌着一道高可及腰的白色护栏，护栏下雕有龙纹图案。一眼望去，其结构、面积、气势一点也不比周围新建的民居差多少。据有关资料介绍，当年房主耗费巨资修造此楼，历时三年。可以想见，当年的协成店该是多么地华丽而气派，它不仅吸引了当地百姓的眼球，其魅力更辐射至周围许许多多的客商。
然而，一栋位于闽西崇山峻岭间的楼房与店铺，生命力再强，也只能兴盛于特定的时期；影响力再大，也无法超越有限的空间；随着社会的剧变与岁月的淘洗，恐怕早就逸出人们的视野了。
这一切，因为毛泽东的介入，协成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受到了历史的特别关注与垂青，由一栋普通楼房升华为一处革命遗迹与红色象征。
古田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便由松荫堂搬进了协成店。林彪于1929年12月20日率红四军第一纵队经新泉整训后移师驻扎赖坊村，早就入住于此。面对新来的贵客，主人傅光甫迎接不暇，马上让出楼上采光、通风最好的房间。毛泽东考虑到傅家女性全住楼上，上下出入颇为不便，就住进了楼下的一间小房内。
而这时，国民党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对红军进行闽粤赣三省“会剿”，各路敌军呈合围态势，咄咄逼人地向闽西扑来。面对强大的敌人，林彪感到红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希望相当渺茫，对革命前途不禁产生了怀疑。于是，便以新年献词为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张贺卡，文字虽短，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早在半年前于瑞金召开的一次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林彪便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其实，林彪的怀疑也是个人心迹的一种袒呈，当时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相比，力量的确过于弱小，弱小得简直不成比例。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如果不是内部发生争斗蒋介石穷于应付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如果军阀之间并非勾心斗角保存实力，如果蒋介石对刚刚诞生的红军引起足够重视亲自率兵围剿，以红四军简陋的武器装备及区区4000员兵力，势必危如累卵。而当时的林彪，还不到23岁，在同龄人中，自然属于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受年龄、认识等因素制约，林彪的短视与悲观也在情理之中。
当时的毛泽东，不仅在年龄上比林彪年长14岁，而且阅历丰富，视野开阔，理论成熟。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对革命的前途与未来，对武装夺取政权的信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坚定的信念与昂扬的激情对成就一番事业，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林彪旧调重弹，不仅是一种个人情绪的流露，其实代表了红四军的普遍思想。对革命的前途与命运产生悲观乃至怀疑，必将弱化红军的素质与作战能力，影响革命大业。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决意认真回复。
饶有意味的是，两人同住一村一院，林彪以贺信的形式表明心迹，而毛泽东呢，见信后也不与林彪面谈，而是以同样的方式——书信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