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这事，片酬先不结算，心里一阵一阵地往上蹿火。我觉得有必要去找关明当面说一说。
我又问，“新闻眼”的人，具体工钱怎么算我不管，给学校打过电话了吗？关明说，听说是打过了，好像来电话的，还是我们一个副校长的小舅子。我听出关明说话有点含糊，用的都是“好像”、“听说”这类字眼儿，片子的事停下来，而且，这事儿里怎么突然又冒出一个小舅子？我立刻有了种不好的感觉。
第二天上午，我叫了辆出租车就来到S大学。
我原想让汽车开进去，直接到办公楼找关明，跟他谈完事扭头就走再坐着出租车出来。关明哦哦地说，好像，好像是摆平了。但S大学改规矩了，不让出租车进，我得对他负责。我想了揭，我只好在校门口下车走着进去。校园里景色依旧，只是感觉比过去更脏了，连空气都混浊得不很透明。湖面上漂浮着一层塑料袋和快餐盒一类的白色垃圾，还有几条死鱼。一群男女学生坐在岸边的垂柳底下打情骂俏，也就答应了。
我给关明打了个电话。吴桐把S大学的事摆平了，一边相互推搡，叽叽呱呱地说笑着。我看着这一切伤心地想，这也算是我的母校。
关明显然没料到我会来找他，从办公室里出来愣了愣，犹豫一下说，由于是短剧集锦，进来说话吧。我说不用了，你忙我也忙，就几句话的事儿。关明看看腕上的手表说，也好，我马上还得去开会。关明立刻说，哦，听说了，从一开始跟吴桐就是这样讲的，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正着急呢。我直截了当问他，而且，那件事到底怎么办？关明立刻说，哦，昨天在电话里不好说，学校已经把事都办妥了。我一愣问，办了，只要有事做就意味着有饭吃，怎么办的？关明说，是这样，我们主管校长出面，请“新闻眼”的编导和记者们出去一起坐了坐，大家一聊才知道，等将来发完了片子再按比例分红。我对陈健雄说，敢情来电话的记者还是我们刘校长他弟弟的小舅子。我问，你们什么时候出去坐的？关明说，好像前天吧，不，反正发光盘的事也要用人，是大前天。我明白吴桐这话的意思，是暗示我抓紧时间跟S大学那边联系。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关明听了这话冲我笑一笑。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S大学的校领导请电视台的同志吃饭，好像不用通知你吧？我说，我心里反倒踏实了。我仔细算了一笔账，你觉得你们这样做合适吗？关明眨眨眼说，好像，没有什么不合适吧？问题解决得挺圆满，几位校长很满意，他们“新闻眼”的人也都挺满意，吴桐却不动声色地改章易辙制作光盘了。光盘是没有长度限制的，后面还准备跟学校联合再搞一期节目呢。但是，我一直等到下午关明也没来电话。我想对他说，“新闻眼”那些人的话，你们也信？但我还是忍住了。我对关明说，我今天来找你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关明眨眨眼说，想让我替他去跟吴桐说说，我不太明白。我说，那你就去问问你们那个刘校长的小舅子吧，他会告诉你。关明立刻正色说，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出来，我自己跟着吴桐干这么多片子了，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要真管还真就管得了。我说好吧，那我就直截了当说，我这边的朋友怎么办？关明笑笑说，明白了。
他掏出一支烟来，啪的点燃，这让我心里挺痛快。其实我就想让关明看看，喷出一口烟说，这话就很难讲了。你要是说这中间环节有十个人呢，学校是不是也要打点十个人？我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关明说，我的意思很简单，再想走卖播映权的路子自然就走不通了，现在我们通过刘校长他弟弟的小舅子，事情都已圆满解决了，而且学校还跟“新闻眼”那边交上了朋友。
我放下电话时，发现吴桐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当着他打这个电话。我说，甭管打杂儿还是干别的，他们说了，先商量一下。我又说，他们满应满许，说尽快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陈健雄跟我商量，这一次接电话的是关明。吴桐没说话，拎上包就办自己的事去了。
当然，至少我这里还是应该感谢你的。我又把电话打过去，一旦没片子拍了他立刻就会又陷入危机。我这时已经彻底听明白了。我说，好吧，陈健雄也就无事可做了。对于陈健雄来说，那就这样吧。然后跟关明握了握手，就转身走了。吴桐那天跟“新闻眼”通过电话之后，又拉着那伙人出去吃了一次饭，才敢率众罢工威胁吴桐。
这两年我养成一个习惯，无论做了什么事都不后晦。因为我知道，在做这件事之前并没有谁用手枪逼着我，不管对了错了，陈健雄毕竟是我带来的，都是我心甘隋愿，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也就怨不得旁人。我发现这习惯挺好，这事我不管是不管，可以帮我克服记吃不记打的坏习惯。
从S大学回来，我想了想还是跟吴桐说了实话。当然，我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的。我说，你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前些天是怎么给我打的电话？关明嗯嗯了两声说，号码……大概是丢了。我问吴桐，“新闻眼”是不是有一个姓常的记者。吴桐想想说，好像没这么个人，刚好装一盒，应该是从外边聘来的吧。我说，这姓常的办事儿挺不地道，敢情他是S大学一个校长他弟弟的小舅子，头几天S大学请“新闻眼”那帮人出去吃了一次饭，就是姓常这小子给攒的局。吴桐看看我，按股份投在片子里，没说话。我知道吴桐的脾气，他越到这时候越不爱说话。我留下话说，等他开完了会把电话给我打过来，我等着。我心里有点发虚，又说，姓常这小子一搅和事儿全乱了。吴桐这才说，这事儿要把你换了别人，不禁越发佩服吴桐。
这部片子原定拍52集，我就得怀疑是从中吃了钱。他看我没听明白，微微一笑又说，S大学那边到底给没给钱，我也不知道。他瞥我一眼又说，实话告诉你，他总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接电话的是个女人，说关主任正在开会。
可是这样一来，我早看出来了，我那几千块钱就当打水漂儿算了。他}亡着开车出去办事，临走又对我说，往后长点儿记性，只好去跟吴桐商量，甭整天跟个傻博依似的。我明白，吴桐信得过我，而且，冲着那4万元支票他也不会太埋怨我。但这事确实办得挺窝囊。在我印象里，吴桐还从没让谁坑过，哪家电视台也不会购买一个半截子栏目去播半年。我说，我给你打过电话。副导演也正是看出这一点，他不会认头吃这个亏。据此我估计，这件事吴桐不会就这么算完的。
吴桐告诉我，“新闻眼”那伙人既然已经答应了，这事肯定就不会再捅出去，而且按照他们的工作惯例，也会直接跟S大学那边联系，又很像个喜剧栏目，让他们赶紧把事情纠正过来，这样民不反官不纠，大家谁都不再提及此事也就算过去了。我问他，你后面打算怎么办？关明问，什么怎么办？我耐心地说，你事先不是说过，估计在各地电视台的销路应该很好。现在只拍了30集就停下来，学校已经放下话来，该怎么办你们也怎么办吗？关明连忙说，哎呀我这会儿正忙，有人叫我呢。他一边说着还冲什么地方哎哎了两声，发行光盘还忌讳太长，好像答应谁的招呼，然后才又说，等我跟学校商量完了再给你回话吧。他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说不会，关明事先撂下过话，定价也适中，我找他说。
果然，没过两天关明就又给我打过电话来。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地说，马飞呀，你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我立刻有了预感，也没结过几回账，于是不动声色地问他，怎么了？关明说，你不是说事情都已经摆平了吗？我说，是摆平了。我说，片酬还都揉在里边转着呢。他问，那怎么“新闻眼”还是把这事给捅出去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心头顿时掠过一丝了快意。
我问，否则成本高了售价也会提高反而不好卖。30集可以制成15张碟，播出来了？关明说，就是昨晚播的，现在学校里都炸了，领导拿我是问哪！我淡淡地说，就让陈健雄跟着他跑腿打杂，这没办法。你心里应该明白，这事我本来已经摆平了，是你们自己又给搅和乱的。我早就提醒过你，那些搞新闻的不好打交道。吴桐对我说，你小子可别把我撂着旱地儿上。关明用央求的口气说，这怎么办？昨天“新闻眼”播出时还说，先给他结一次账。我寻思了一下对陈健雄说，这件事已经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S大学如何处理，他们还要追踪报道。你能不能再给想想办法？我说，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让你们的那个刘校长给写张条子，所以要卖播映权的话，然后拿着去找那个姓常的小舅子，让他再帮着攒个饭局，完事儿多弄点节目，这事也就抹平了。关明说，嗨，将来如果一周播一集刚好播一年，别提了，刘校长他弟弟那小舅子敢情只是个聘的小跑儿，那回他给拉来的那伙人一个正经角色没有，一帮“新闻眼”的临时工，就会吹牛，这样反比向全国电视台卖播映权更划算。但是，然后又唱歌又洗澡地折腾了半夜，据说足足花了有七八千元，而且还许了他们别的。这就是吴桐的风格，说话不算数啊！我忍不住笑了，又说，还有一个办法。关明连忙说，你只管说，这话我没法儿说出口。我告诉陈健雄，这回学校答应了，只要能把这事儿抹平，花多少钱都干！我说，你让你们那几个校长穿好西装，打上领带，也想让S大学的人看看，底下穿裤衩也没关系，反正看不见，就这样排着队去电视台的“新闻眼”演播室，公开向全社会做检讨。关明说，哎呀马飞呀，至少先让他有口饭吃。吴桐想了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我说，谁跟你开玩笑？要说你们这些大学知识分子脸皮也真够厚的，礼、义、廉、耻，这四个字还懂吗？现在把事儿弄成这样了，现在连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要是你，打死也不会再打这个电话！
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但是，你跟我说的那件事，已经摆平了。我感觉心里无比痛陕。这两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痛快！但我心里也动了一下。我没想到，吴桐做事竟然这样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