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大渊那个时代，以十四世纪的人类社会为标准，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堪称广博，国人的西方地理知识不仅比同时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丰富，而且，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还多。
到了明朝中晚期，国人的世界视野，已经撤退到爪哇，爪哇以远大抵若有若无，似云如烟。往事如烟是集体遗忘的证据，当年大批或官制或民绘的世界地图已不知去向，没有人关心甚至没有人相信它们存在过。
泰西无人知道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横行海上一个世纪，也骚扰了明朝近一个世纪，朝廷不准其朝贡，边防却又无能制止，商人海盗麇集边境，传教士活跃内地京城，虽坊间议论纷纷，可士林中连最饱学者，也说不清他们是谁，来自何方，只一律统称“佛郎机”，或“红毛夷”。
在撰修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明史》“四国传”中，表述的欧洲国家观念仍一片混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视为南洋国家，靠近满刺加（今马六甲）、吕宋或爪哇。顾炎武可算当时饱学之士，在他著名的经世致用之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写到“佛郎机”时也不免人云亦云，让后人喷饭：“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
不仅不知道泰西，连两百年前郑和远航所到过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楚了。
历史衰落到如此地步，记忆苍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就只能将前人的事迹神魔化：《西游记》问世于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不畏万难、远徙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行亦神亦魔的传奇；与《西游记》几乎同时还有一部《西洋记》，系根据郑和七下“西洋”演义，书里三保太监已变成一个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的虾蟆精。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为英雄的人的事迹已经微不足道，他的所有的努力与成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周宁：《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2004年6月2日博客《百家杂谈》）
另一方面，则对漂洋过海来的外国人尽力妖魔化。
与汉唐时代对“大秦”的风土文明不仅引为同类，而且颇有些向往截然相反，“佛郎机”在明朝朝野间的形象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家伙，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喜烹食小儿，活脱脱一个番鬼形象。
连他们出现在当朝文书中的译名也丑陋不堪，诸如别都卢、疏世刺、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
还有称“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在何方不知所云，却言之凿凿该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
渲染其怪诞诡异，既可以排斥异类，又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使外来的威胁与自身对这种威胁无可奈何的尴尬，都变得可以接受……往往是西方的侵扰冲击越激烈，国人关于西方野蛮的想象与传说就越活跃。（同上）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有容乃大，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利玛窦神父，却错过了那个好年代。此时在国人的眼界中，帝国膨胀，世界缩小，大明皇朝际天极地，帝国之外，不是蛮荒大漠，就是莫测的海洋，几个三瓜两枣的小岛，加起来还不如帝国的一个省大。
朝野共同的这种自我感觉，让利玛窦神父啼笑皆非。他还不能啼笑，他也是长身高鼻，猫眼鹰嘴，且来中国后自报家门是意大利人，但《大明会典》记载的西洋诸国里并无意大利，他在官方的眼里身份极为可疑。他在肇庆、南昌、北京等地各呆了几年，不得不处处谨小慎微，不敢造次，努力适应大明的国情——
他带来的世界地图里，中国被推到东方一隅，这与明朝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世界中央不合。而且，他们不能理解大地是球形，并由陆地和海洋所组成。利玛窦只有抹去日本福岛上北纬37度至38度之间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使围观于地图的人们神情上总是十分雀跃，恍若古化石里的昆虫再度震颤起金黄的翅膀……
他出门经常穿一件深紫色绸质的长衣，衣襟、袖口上镶了浅蓝的色边，腰间两条带子一直飘飘欲仙地垂到脚上。再乘一顶自己买的绸绒遮盖的轿子，去和士大夫和官员们见面，在彼此一次次的打躬作揖后，他常常正襟危坐，听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宣讲本朝的英明伟大，以及仿佛提领了宇宙和人生法则的理学经典……
在公开场合，总是显得宽容与谦恭的这位神父，私下里却写下了他颇为尖刻的真实看法：
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中国札记》）
少数满族贵族统治大多数汉族人民的清朝，实行了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从清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年）的四十年间，其闭锁程度已经达到了“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的地步。
马克思在分析这一原因时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康熙之后，“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虽被解除，但对沿海人民出海仍有种种严格规定。关于渔民出海的规定是：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福建省可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20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关于商船出洋贸易的规定是：出洋贸易的海船，双梁桅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工水手及随船人员不得超过28人；所带口粮按路程远近，每人每日只准携带食用大米一升、备用米一升；对于航海所必不可少的备用物品，如铁钉、油灰、棕、麻等，每船可带数量也均有限制。（见胡思庸：《清朝的闭关主义和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其规定之苛刻，可谓古今中外找不到先例。
乾隆朝向来被圣诞树般披挂成清朝的盛世之最，可它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与排斥，也可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在康熙朝，尚有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四地为通商口岸。1759年，乾隆下旨限定为广州一地，规定外国商人到广州后，其买卖必须经过政府特许的商人组织“洋行”进行；外商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必须接受洋行的监督与约束；外商在广州时只准在洋行修建的所谓“夷馆”中居住，除在每月规定的日子里可以到规定的地方游散外，不准离开“夷馆”。
此外，还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五、六月入境，九、十月间必须出境。不准外国人携带妇女到广州，不准他们像中国官员绅士那样乘坐轿子；严格禁止外国人雇用中国人和中国人向外商借贷资本，等等。
1793年，一个已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派出了特使以为乾隆祝寿之名来到中国，要求清朝在对外贸易上作出重大改变，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特使马戛尔尼勋爵转给乾隆皇帝一封信，信中说到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互利的商贸往来。在乔治三世看来，英国每年帮大清销售了非常多的“Chinese herb”（直译为“中国草”，当时还没有茶叶这个单词“tea”），你们能不能帮我们也销售一些货物呢？总不能老要我们送白银给大清，而自己却长期处在巨额逆差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