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不承认，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就是有看头、确实有嚼头。在京城某名牌大学法学院，导师一边做研究、带弟子，一边办公司、当律师；弟子-边当学生、做学问，一边打短工、“泡”女人。一段重要的人生求学之旅，就这样从嘻嗜哈哈的闹剧开场，闹着闹着就走向了凄凄惨惨的悲剧。客观地看，称得上通俗不流俗，轻松不轻飘。仅此而言，《桃李》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就颇值得人们关注。从显见的层面看，张者的《桃李》不只描写了其他作品较少涉及的高校校园的研究生生活，在题材上占有补苴罅漏的先机，还在于他毫不手软地撕下罩在名牌高校身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从一个局内人抖搂隐秘内幕的角度，把某法学院导师与研究生的最为日常的人生状态揭示给人们，而且不藏不掖，纤细无遗。在高校以外的人和观念传统的人看来，某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邵景文和他的男女弟子们的治学生活，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导师在治学授业的同时，把很大的精力用于开办律师事务所和打官司；并以一个官司百万元的收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此外，他一遇到女色便把持不住自己，先后沉溺与梦欣、董小令的情感勾连不能自拔。而他的众多弟子，除过女弟子柳条因暗恋他而洁身自好外，博士生（师哥）老孟先跟甄珠好后又跟姚璇纠缠不已；硕士生中，师兄王莞先“泡”上董茵，后又迷恋“一条河”；师弟李雨和蓝娜卿卿我我，并在学校的树林里就把她“办”了；三师弟张岩先是钟情于一个声讯小姐，后又因嫖娼受到处理；师妹甄珠先和老孟好，后又移情老孟的同室雷文。从作品中看，除为数不多的几次导师讲授案例箅是与治学有关外，其余大多是在“泡”吧、喝酒和谈情说爱。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是以治学的方式恋爱，或以恋爱的方式治学。
从作者作为邵门弟子的一员设身处地地替师哥、师弟、师姐、师妹着想来看，学习与恋爱并举并重，并非为邵门弟子所独有。研究生作为学习生涯中的最后一环和步入社会的最先一环，确实有必要解决好婚恋这一终身大事。正因如此，在某名牌高校，才有“毕业前把女朋友搞掂”的流行趋势，才有找对象“本科生太小，博士生太老，硕士生正好”的流行说法。事实上，这样一个说来重要、看来好玩的事情，真正进人之后才发现把握起来十分的不易。王莞、李雨、张岩，都是处心积虑地又恋又爱，结果都不了了之；老孟更是因失恋变态走火人魔，以一把火“完成了还雷文的生命置换”；而道行深厚的邵老板，最终也因先爱后弃惹恼了梦欣，惨死在绝望的梦欣的刀下。不管你以怎样轻松的心态，怎样嬉戏的姿态，人生都要把它原本郑重又沉重的本相显露出来。邵门弟子中活下来的人，都对此有着深刻的体味，尽管“目光胆怯了”（张岩），“沉默寡言了”（甄珠），“痛苦不堪了”（柳条）。
高校也是社会，求学也即人生，尤其是面对商品经济浸淫的挑战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之后。校门、学门，都是人生之门。你置身其中，你就是在演练人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这是张者以并不严肃的口吻告诉人们的一个严正的道理。
“老板”在并无胜箅的情况之下，竟然先后打蠃了两场官司。“师兄”在评价此事时颇有心得地说：“打官司也和唱歌一样，同样的词可以唱出各种的调和不同的曲。”这种领悟确乎实在，但却游离了法理。正是不尽合理的东西频频地变成了现实，潜伏于身体深处的欲望统统要在生活中兑现，才导致了法学学人在研究法理的同时，也在大钻法律的空子；知识学子在商品大潮把一切都变为消费的时候，不是保持应有的距离与聱觉，而是寻找各种理由随波逐流。这种出现在《桃李》之中的当下高校的后现代图景，要比那些邵门弟子的个人悲欢更为让人惊异。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倾向性的社会存在，而且是不该堂而皇之出现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张者的《桃李》以它有意识又有意味的反讽，给了人们必要的揭示和重要的提醒。
张者的文笔是亦庄亦谐的，但读《桃李》，却让人笑不起来。以轻松述说沉重，以戏谑揭现庄严，这份从容、机智与老到，在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中，显出了张者不凡的艺术功力。饶有意味的是，那个作品的叙述人“我”，总在现场又总不现身，姓甚名谁一概不知，这使“我”在实质上起到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双重叙事的特殊效能，这也可说是叙述角度上的一个有意出新。还有，作品的语言，学生腔里夹杂着痞子味，书卷气中混合着市井气；尤其是对有关“看书”、“唱歌”这些通常概念的另类诠释，正话反用中显示出作者对正在形成的学园俚语的敏感与熟稔。这些都在叙述上给作品平添了鲜活与生动，使得作品不求品位而自有品位，不讲意蕴而自有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