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起工业题材小说之衰，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这些评说看来都不箅低，其实还并未真正到位。《乔厂长上任记》的更大贡献，还在于把当时小说创作的走向由反思过去引领到直面现实，使文学创作在整体上完成了历史的与艺术的双重过渡。此后，“改革文学”以各种形式和形态行进着，演变着，嗣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目下的“主旋律小说”，其实都是“改革文学”的承继与发展。
20年后的今天，蒋子龙又写了长篇改革题材小说《人气》，读后令人激动又令人感慨，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感受便是蒋子龙在不变的执着追求中的艺术新变！而这一新变又以在人物性格、作品题旨的不确定性的营造最为难能。
回想当年读《乔厂长上任记》，作品之所以让人震撼，让人难忘，不仅在于写了乔光朴的大刀阔斧，写了某电机厂的改革初起，而还在于写了乔光朴因与童贞的爱恋给他带来的小麻烦，以及电机厂由冀申等构成的消极力量给改革造成的大困难，带着麻烦又迎着困难，这就有了忍辱负重的意思。因而，改革家和他的改革事业，顿时让人觉着距离很近，而且不免为他揪心。这种注重对人物的不规整性和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的描写，如果说在《乔厂长上任记》里还只是牛刀小试的话，那么到如今的《人气》里已大成气候，作品的人物、故事、题旨，几乎依仗着这种不规整性和不确定性，平添了相当的丰富度、深刻度和厚重度。
作品中的一号人物简业修，在区建委主任的任上遭人诬告，被关了13天班房，当无罪释放再任市房改办副主任时，他从自我心态到工作状态，都含带了更多“民间”的色彩，以与体制内的其他干部迥然不同的干劲与精神，投入到事关重大的危房改造工作，把艰难异常的危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又有滋有味。用传统的眼光看去，简业修现任公职，又办公司，既不离婚弃家，又不放弃婚外恋，端的是公务员中的一个“另类”。但正是这个“另类”干部，上成为市长市府的得力帮手，下成为平民百姓的贴心公仆，为梨城以危改为中心的城市改造与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简业修这个形象因不同故常而引人人胜的话，那么梨城市委书记来明远这个人就因其不可捉摸而让人生畏。来明远给以卢定安、简业修为代表的“房改派”制造了诸多的障碍，但他打出的每一张牌，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维护安定”、什么“加强治安”，以“革命”的名义反对改革，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抑或是两者都有，作者一直没有明示。这种模糊性的处理，让人越看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人物复杂性和改革的艰巨性由此一并和盘托出。性格构成的非清晰性，同样还表现于市长卢定安、女教授夏尊秋、老市委书记杜锟等人物。这样一群有个性又有城府的人物的冲撞与对垒，势必使矛盾的纠葛格外尖锐激烈，更使冲突的走向氤氲不明。
比如，高雅而聪颖的夏尊秋在个人情感上，是钟情吴虚白，还是心属简业修？比如，危房改造的工程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是最终成功还是后又搁浅？比如梨城的几大班子的选举，是卢定安操得胜券，还是来明远如愿以偿？以上这些让众多作品人物绞尽脑汁也让读者揪心不已的事件，作者都没有给出明晰的答案和些许的暗示，一切尚在进行，进行中又充满各种可能。整个作品在各种氤氲的气氛和混沌的状态中，让人为作品中的人物忧心忡忡，并延伸开来联想和思索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改革情景。
从趋向上和全局上讲，改革者的胜利和改革事业的进取，都会是必然的。但在有些地方和有些时段，事情并非像预设的那么简单，而文学作品涉及现实改革，更不必报喜不报忧，言利不言弊，但我们最近看到许多改革题材作品，包括一些获奖小说，多是分明的人物、确定的胜利，“改革”几乎是无坚不摧、无险不渡的“直通车”，这种立足于并传扬着“改革决定论”的作品，文学性既差，思想性又弱，除了给一般读者一种廉价的快慰之外，实在不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我看重蒋子龙的新变，欣赏《人气》的新意。当然，一部《人气》无论如何都难以改变现实题材创作的直白浅露，但这样的作品的出现，至少给人们以某种启迪和某些希望，说明现实题材尤其改革题材作品，完全可能写得丰富一些，深刻一些，艺术一些。
1999年10月15日晚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