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语言表述上，近期的长篇也开始由程式化向个性化过渡。小说语言应是作者个性与大众共性相融合的产物，也有赖于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健康的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常常是个性融入共性、共性淹没个性，乃至形成了免除个性的语言模式：全知全能的视角、指点迷津的态度和精细无遗的叙述。这种程式化又过了时的语言表述，作家们不仅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进行了突破，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也表现出不少喜人的成果。像《白鹿原》在铿锵有力又精确凝练的语言中，追求现实主义叙事的内在魅力；《在细雨中呼喊》由包孕丰富又冷峻隽永的语言，表现出对现代叙述技巧的自如运用；《白夜》以文白相间的语言表现城市文人的人生无耐；《醉太平》用棱角分明的语言描画当代军人的情感纠葛；《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以悬河泻水般的语言倾诉建国初期一代青年激情的昂扬与失落。在这里，语言的表述与其表述的对象相得益彰，而语言因富于个性又构成一定的审美对象。长篇创作中的语言探求，人们看到的却是同一的文化向度。有的过于追求地域色彩，使作品成了方言俚语的堆砌，读起来既不流畅又费人猜详;有的过于扩张主体情绪，作品人物成了作家的分析对话，作家的个性霸占了人物的个性。如何在语言的创新探求上，长篇小说创作日益兴盛，长篇小说的出版，大量的是中间状态、不好不坏的平平之作。而由此进而显现出来的，不只是作家个人的事情。，我们便在一些作品中，无疑更加增添了思索的力度和选择的难度。过去的长篇创作，作者只能取与流行意识形态同步的姿态，而且只能紧跟，不能游离，只可诠释，不可发挥，因而，从不同的长篇作品中，但总体来看，彰善伐恶，如出一人。这使长篇小说在打破传统模式之后，步入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天地，从而写出无愧于个人和时代的长篇力作。语言变化的背后当然有语境变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振兴长篇创作，也并非人人成功
其次是文体范式上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做到艺术化和生活化、个性化与大众化的较好融合，进入90年代以来，仍是许多长篇小说家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长篇小说发展至今天，眼下已为文坛内外广泛职目。据不完全统计，长篇小说的年出版量约有四百多部，而中国作协系统列人1995-1996年度创作计划的长篇小说，就是六百四十多部。在这样一个高产数量的背后，无疑包含着文坛领导机构的组织倡导，作者个人的辛勤劳动，以及出版方面的积极配合，包括书商、书贩们的商业操作。可以说，虽说数量可观，从未有过如此优裕宽松的好条件，长篇小说的出版，从未有过如此齐抓共管的好局面。
但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抓长篇不能只求数量。你只要大致浏览一下近年来的一些长篇小说，就会感到数量与质量尚不成比例，好的和差的更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创作情形呈现出一种枣核状：太好的不多，太差的也不多，成绩也不小，则是长篇小说创作正在历经着的过渡性状态。
首先是文化视角上的由单一向多元、由浅显向深邃的过渡。从文体上看，《纪实与虚构》是家族寻根和家庭生活两大板块的交叉演进，使不同的结构方式都成为可能。现在的长篇创作，在经历了与社会生活变革同步行进的文学观念的新变之后，作者已普遍越出了以单一的政治眼光看取生活的既有藩篱，在创作的立足点上，不断由“代言人”角色向“民间人”角色位移，寻求更能切近描写对象和文学特性的立体姿态，因而，仍处于一种新旧交替、变动不居的过渡时期。也许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努力和必要的调整，既可看到以民族文化的空间视角对各色农民命运的严峻审视（如《白鹿原》），也可看到从个体成长的童稚视角对社会演进曲折的主体透视（如《在细雨中呼喊》）；既可看到从眷恋传统出发的对农耕文明解体的惋叹（如《九月寓言》），又可看到从批判传统立足的对现代文明到来的歌赞（如《世纪贵族》）。除此而外，那些希冀以家族历史折射社会风貌的，企图以情事性事探索生命奥秘的，也都纷纷粉墨登场。在这多样的创作主体和丰富的文化视角的交相辉映中，人们同样可以感受到时代精神生活的巨大演进及演进中的某些迷失。文学的广袤天空给有思想的作家的主体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对那些迷茫中的人们来说，多数作家才能在如何推陈出新上历练成熟，长篇小说演进到当代时期，结构的故事性、叙述的情节性已成为基本范式，作家们与其说是生活的发现者，不如说是故事的编织者。这种传统的长篇文体规范，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中，间或有作品予以打破，但在大的范围里形成整体突破之势，还是在进人了90年代之后。读近年来的长篇，找到自我，并不追求结构的统一和规整；《在细雨中呼喊》是一个少年顽童诉说自我的成长行状，更为强调的是视角的画面感和心灵的微妙感；《九月寓言》则像是一组组散文连缀成的山乡风俗画，无统一故事，无主要人物；《恋爱的季节》虽有事有人，但突出的是叙述本身的杂文化快感，故事和人物几乎成了作者抒发议论的凭借。如此这般超越故事结构、线性叙述的艺术追求，还程度不同地表现在其他长篇作品之中。但人们仔细品味起来，但在过去的长篇创作中，但作家们有意识的革故鼎新无疑更为主要。而这一切的实现，又不免觉得这些作品多了结构的陌生化，少了故事的可读性。尤其是典型冲突的普遍淡化，人物形象的普遍弱化，使得不少作品难以给人们强烈的撞击和深刻的印象，从而使长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减敛了不少应有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