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论及晚明文学时，都不得不对“公安派”大书一笔。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读音zhong，第四声）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称之为“公安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继公安派不久，文坛上即出现了一个以继承发扬公安派之主张为己任的新的文学流派——“竟陵派”；明末清初，张岱、王夫之、袁枚等三名文坛骁将对公安派推崇备至，深得其文学精髓；明朝灭亡后，“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袁中郎全集》传入日本，并在那里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日本公安派”，左右着当时的日本文坛。影响所及，直至今日，在日本、朝鲜等地，有关公安派的学术研究活动仍在继续。
然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年代，公安派却大倒其霉。清廷为了禁锢进步思想，下令查禁了一大批书籍，袁宏道的一封书函、一首诗歌因其中有“华夷”、“犬羊”等语，虽是针对当时觊觎中华的蒙古族而迸发的愤怒之词，而属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便神经质地以为在影射、咒骂他们，于是，袁宏道的作品被列入抽毁、查禁之中，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及声名受到了严重的贬抑与冷落，长达二百年之久。直至清朝灭亡后，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才重提公安派，特别是陈独秀，更是以公安派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对其诞生与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20世纪30年代，因为一大批知名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刘大杰等人对袁宏道的推崇，公安派大为“走红”。一时间，袁宏道的文集大量刊行，各种介绍性的文字竞相跃上报刊，竟掀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袁中郎热”。也正由此，引发了一段文坛公案。当时，鲁迅认为这股“袁中郎热”有失偏颇，便撰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林语堂、周作人、施蛰存等人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两相交火，论争颇为激烈。对于六十多年前的那桩公案，在此我们无意评判其谁是谁非，但这一争论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公安派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寂寞与冷落。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安三袁才又开始不断地为人们所提及，其着作在国内、台湾、香港等地刊印出版，评论文章散见于国内外诸多报刊，研究专着也出了不少，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公安派的学术中心“湖北公安派研究会”。公安三袁的小品与随笔，更是受到当代读者的青睐，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好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他们的作品全集如《袁宏道集笺校》、《珂雪斋集》或《袁中郎随笔》、《袁伯修小品》、《游居沛录》等多种选本。
公安派之热，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共十本，其中一本就是介绍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丛书编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三袁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一任务。
我撇开案头其他工作，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对公安派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积累资料，认真构思，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努力，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但是，却有一件事情萦绕心头，使我迟迟难以下笔。
我虽然在故乡公安县生活、工作了二十五个年头才离开非常遗憾的是，却从未到过三袁的出生之地。我在那儿当过农民、教师、干部，对那块土地可以说是熟悉得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没有到过公安三袁的出生之地，没有感受那块地方的氛围，没有体验其生命与创作的源泉之所在，对他们的描述我便感到难以达到真实的把握。
为此，我专程回了一趟故乡。
公安县位于湖北、湖南两省交界之处，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在此交汇接壤，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畴，南端则为丘陵地貌。这里土地肥沃、河汊湖网交织，属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先到县城，三袁兄弟也曾在县城斗湖堤镇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袁宗道，他于1600年三十二岁之际，在城南的柳浪湖边生活、创作，一住就是六年。可是，在一座日益现代化的城镇里，昔日烟波浩渺的柳浪湖早已变成陆地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所覆盖，三袁当年之遗迹，已无从寻找凭吊。唯一可以沾得上边的，算是一块书有“袁中郎故里”五个大字的石碑了。此碑原由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宏道的生前好友、荆州太守苏云浦在柳浪湖畔所立。后来遭人毁弃，现在寻得到的，只是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重立的一块了。当然，城里还有借重三袁之名的三袁里饭庄酒楼，但这些由钢筋水泥构造的现代建筑，不过是今人纪念公安三袁的一种方式而已，与当年之遗迹已无半点联系。
县城离公安三袁的诞生之地孟溪镇还有三、四十公里，客车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行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孟溪镇。下得车来，很快就见到了大书的“三袁故里”字样，心中顿时涌过一股亲切与欣喜。时间已近正午，便寻了一家饭店，先将肚子镇饱再说。边吃边与店家攀谈，问到三袁故乡去该怎么走。店主甚感诧异：“三袁故乡？咱们这儿不就是三袁故乡么？”我说我要去的是他们的出生之地，那里埋有他们的坟冢，还立有墓碑。“这……这俺就不晓得了。”将店内所有人问遍，却无一人知晓。对此，我并不在意，到大街上去问，总该有人知道的。可是，我站在大街上一连问了十多人，不是摇头作答，就是含糊其辞。还是在公安县工作时，我曾听人说起过三袁出生之地就在离孟溪镇不远的某个村落。以三袁之名声，到了他们故乡，还有谁人不知其出生之地呢？所以我也就忽略了该村之名。没想到实际情况竟会如此。我站立街头，五月的阳光充满生机地照耀大地，望着眼前浮来浮去的人们，我心里不禁生出了几分懊悔。但是，既然来了，我就非得找到不可！突然间，就想到了我读公安师范时一个姓孟的同学，1983年毕业后他分回了故乡孟溪镇。只要找到了这位同学，我想他应该是知道三袁出生之地的。由他带我前往，既拜会了同学，又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可是，毕业后十多年后，我们从未联系，也不知他现在哪一所学校教书。那么，到镇教育组去查询，总该找得到的吧？一打听，教育组就在旁边不远处。到了那里，很快就查到了他的下落，原来他已离开孟溪镇，调到县城工作去了。怎么办？念头一转，我就直奔主题，向他们问询三袁故乡之所在。他们是文化人，不会不知道，我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回答。果不其然，他们都知道。三袁故乡位于孟溪村，离镇上大约七八里。并指着一旁的道路，告诉我应该在哪儿转弯，然后怎样怎样走。一口气说出了好多地名，我怎么也记不清，就说：“干脆，我到街上租一辆三轮车去吧。”“那个地方很偏，一般的三轮车主也不见得知道，这样吧，我跟你找一位熟人，他就是那个村出来开车的。”一位热心的老师便带着我来到旁边的站口，好几辆三轮车停着没有什么生意，他径直找到其中的一位四十多岁的车主，要他把我带到目的地。
柴油机发动了，三轮车驶出小镇不远，龙头一拐，便上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土路越来越窄，慢慢地就驶上了一条仅容车身的高高田埂。两旁是水田和堰塘，我坐在颠颠簸簸的车上感到惊心动魄的，真担心一个闪忽车子翻下田埂。道路越行越窄，大约行了近半个多小时，三辆车停在一家农民开的商店前，便再也无法前行了。停车熄火，车主朝前一指，说：“往这条路走，朝右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也就到了。”我问：“还有多远？”“不远，两里多路的样子。”
我还是搞不清楚具体的方位和地点，正在这时，过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他自告奋勇地带我前去。我非常高兴，说了好几句感谢的话，他说他正闲着没事，带我去转转不过是小事一桩。
一路上，少不了要问问有关三袁的情况，他懵懵懂懂的知之甚少。便谈他自己的事，他说他初中还没毕业，就下学了在家赶着一群鸭子谋生。
聊着走着，不过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
坦荡的原野上，兀然耸起一座山丘。山不高，但其四周全是平畴，一烘托，就显得颇有几分气势了。此山名叫荷叶山，山顶长着几棵稀疏的树木，山坡已辟为良田，种植着棉花水稻。当年，荷叶山附近的桂花台上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就诞生于此。桂花台到底是哪一块地盘，现已无从考证，唯一见得到的，便是缓缓起伏的山坡上，耸立着几个高大的坟冢。其中两座下面，即葬着一代文豪袁宗道与袁中道兄弟两人。袁宗道于1600年死于北京，袁中道在1624年卒于南京，但是，他们的灵柩皆运回了故里。因袁宗道曾当过明朝光宗皇帝的侍讲，光宗看在当年“侍讲读有劳”的份上，宗道、中道同时得到了皇帝的“御赐祭葬”。据说在“文革”前，他们墓前数百米远处，还立着一块近丈高的大碑，碑上刻着御赐祭文。碑与墓之间，两旁种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林荫夹道，形成一条小巷，颇有情趣韵味，当地人称之为“碑巷”。可惜的是，此景在“文革”中遭人毁坏，石碑也不知弃于何处。如今，宗道、中道坟前也立着一块墓碑，但这是1987年为迎接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而重新修复的。此碑间不长，但上面的字迹已经漫漶，认不真切了。
纵然身死它乡，也要葬归故里，这不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落叶归根”又是什么？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不知老二袁宏道怎不愿葬在故里。1610年，袁宏道病逝沙市，灵柩也曾运回了他的出生之地。却未归葬，一年后，却移柩葬到了离此约三十多公里的郑公镇法华寺。法华寺紧傍危水河，旁有白鹤山，那里当然也是一个幽雅宁静之处。可是，三兄弟同葬于风光明媚的故乡之地，就像他们生前所创立的文学流派“公安派”一样，作为一个整体永不分开，供后人凭吊，岂不更好吗？
想来想去，我只能解释为郑公镇那里有一座庙宇法华寺的缘故。袁宏道尚佛，他对禅学有过深入的研究，着有《西方合论》等佛学着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代禅学大师。也许，他还觉得对禅没有参够，想死后面壁佛祖吧！
我坐在荷叶山上，点燃一支香烟，悠悠然地抽着，以尽量放松自己，进入三袁当年的氛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