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船》，很容易把见素仅仅看作一个被痛苦扼住咽喉，几近迷狂，充满狭隘家族意识的复仇化身的。复仇和报应，也的确是他灵魂的火药库。仇恨煎熬得他脸色苍白，“我要夺回粉丝大厂”的欲望咬噬着他，以至身患“阳狂”，处于精神分裂和癫痫之中。抱朴“扶缸”，他却要制造“倒缸”；抱朴支持李知常安装“变速轮”，他却眼露凶光，威逼停止安装。他有个永久的疑问，那就是弄清母亲是怎么死的。他的仇恨太强烈了，以至卷向抱朴，恨他一天到晚坐在“活棺材”（老磨屋）里不动。这个人似旋风，如烈焰，他的贯穿线是行动、行动、再行动！他不停地熬夜“算帐”，阿拉伯数字象毛茸茸的兽，咬进他的皮肉，甚至在梦中，那锈蚀的砍刀也会飞起来，砍中赵多多的喉头。我们由此看到的似乎是恶与恶的拚杀。抱朴显然把这一切全归之于“撕来撕去”的争斗，因为，“你（见素）有过份的私欲”。但是，冷静下来看，这又何尝只是恶与恶的拚杀昵？小说第七章“兄弟夜话”，两个男子汉倾吐积郁，有多少力度！见素说：“人们只看到我们还活着，就投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活的！”他向封建专制残余的“血统论”，向扼杀人性的“恶”，喊出了愤怒的反抗之声！在这里，我真难以分辨抱朴的忍从和见素的狂嘶，哪一个更有力量。这叫“私欲”，那么它是人的觉醒还是人的沦落？赵多多展后是“自我爆炸”了，不然，抱朴忍从，见素又患“绝症”，赵炳如山一般稳固，我们该到哪里去寻找不带一丁点儿“私欲”和“恶”的力量来制服赵多多呢？抱朴既不愿与赵多多--赵炳对抗，自己拿不出什么象样的形动，又站在“彼岸”责备见素狭隘过激，那么要问：抱朴打算把推倒赵多多们的重担留给谁去挑呢？我很留心抱朴在书中与赵多多、赵炳的接触和态度，遗憾的是，作者似在有意绕避。只能从字缝中查出，对赵多多恶言的挑衅，他报以默然不语；对赵炳作出小葵改嫁跛四的决定，这刺向他情感深处的一击，他也不过徒唤奈何而已。当然，见素的家族意识是不值得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比他的对手们高多少；但他强烈的恢复人的尊严的意向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雄心，又在改变洼狸镇的稳态结构上起到了实际的瓦解作用。抱朴一再强调“粉丝大厂不姓隋，它是大家的”，表现出更宽广的脚怀和高远的目光，在这一点上他超越和否定了见素；但他忍从，不敢行动，缺少社会实践这个重要环节，因而他终究又是空想的、软弱的。他还没有达到如鲁迅先生所说，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革新的破坏者”。如果说作为行动者的见素和作为忏悔者的抱朴，是两个“力”，究竟谁在推动生活前进上“力”更大些呢？这是一个悖论，实际是“恶”和“善”的两难困境。我一直疑心，也许在最初构思中抱朴和见素是一个人，作家无法调和“魔性的贪欲”与“求爱的善欲”的冲突，便把他们分解了。抱朴后来接过了弟弟的帐本，这是比他的大量宣言更有力的举动，但我们仍有理由指出他做得太少了。不过，从见素到抱朴，作为否定之否定的更高人生境界的攀登，我们强烈感受到作家上下求索理想人格和理想改革家的巨大热情和急切心情。
《古船》的作者确实凝注于人物个体的痛苦、冲突和超越，但却决不停留于此。假若《古船》只是以苦难的展示和人的主题宣告结束，假若它只是以刻划人物为极限，且其思想内涵可由这几个人物囊括以尽的话，它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触及我们更长阔的思考了。那种恩格斯在讲到现实主义时指出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式的作品是有的，且同样可达高度成就，但《古船》不是这类作品。《古船》显然融合了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一方面大量运用象征扩大意蕴，另一方面，它的人物是具象化和抽象化，确切性和广延性，实指性和宽泛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它主要不是刻划性格特征，而是把人物符号放大，如涟漪般映带更广更深的社会历史内容。作家这样做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把人的主题推衍、扩大、上升为民族的主题。这两者自然是密契无间的，但毕竟后者大于前者。在这里，作家的确受到《百年孤独》的明显影响。“民族的主题”，这是个多么艰难、悲壮、诱人的主题！近年来“寻根文学”的起因和初衷，不就是通向这一主题的吗？不过，大量作品都“虚化”了现实政治经济斗争的如麻纠葛，即使写“文化”，政治文化这个领域也鲜有人去涉足。贾平凹商州系列的主题是民族的，但那“切口”主要在伦理道德：《老井》深沉厚重，但那“角度”主要是通过人与自然的搏斗史来写民族的忧患和新机。真的，象《古船》这样正面迎视几十年政治经济复杂斗争的作品太罕见了，这需要怎样的坚毅和勇气！对此，我们理应少一些苛责，多一份理解，更需要的是严肃的探讨。
在《古船》里，那个颠狂潦倒的隋不召忽然谵语般的说：“洼狸镇病了！”真是出语惊人。事情正是这样，《古船》的思想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刺取我们民族的痼疾上有不少深刻发现。因爷爷赵炳是个绝妙的创造，这已有很多评论者作出了精致的剖析。其实，何止这个神色肃穆，道貌岸然的赵炳呢，环绕着他的“积世虔婆”似的张王氏，神异邪辟的郭运，“铁爪”般凶恶的赵多多，甚至抱朴、见素、含章，他们共同构成一种稳固的文化形态，一个由血缘共同体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谁都不能不畏服赵炳，甚至赵炳自己也不能不畏服历史指派的那个“赵炳”。我不准备重复赏析这个善恶兼备，“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的人物性格多么复杂，我只想强调这个人物现代形态上的意义；因为，这正是作品惊人的政治光采所在。在当代农村，封建阶级已被消灭，它在今天还能不能派出自己在政治上的继承人？所有制已大为改观，它还能不能转借劳动者乃至“革命者”继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封建势力留给我们的是否只限于风俗文化伦理道德领域，它在政治领域还有没有余威可贾？《古船》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赵炳其人，在家族，“辈份最高”；在政治上，是“最老的党员”，把家族与政治集于一身。视其所为，家族利益是圭臬，革命利益是幌子。《古船》以极大的生活真实力，写出赵炳象河流中冲不动的顽石，从土改到“文革”直到经济改革初期，都难以动摇他的地位。他甚至受到保护--当然是璐那让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左”的政治路线的保护。他一点也不希罕那个权力的物质符号“印把子”，他很明白，他的权力是历史的巨大浮力和人心的渗透力。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才是向着民族苦难的“内核”逼进着。当然，“毒人”赵炳决非永世长存，他和他所凭依的家族意识，家长制意识，终究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根本改变生活方式而被彻底铲除，抱朴和见素的投身经济改革，不是已经引起了他从未有过的恐惧吗？
当我们愈是进入《古船》思想艺术的内核，就愈益感到：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济改革与人的进步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只有正面解析它，才会扫除《古船》评价中无可把握的迷惑。这里，我用尽量简扼的语言谈些提纲式的意见：
一、《古船》写激烈的阶级斗争，集中在土改：而土改部分又集中在十七、十八两章，就字而言，不过二万，并不很多。但是，由于这一飓风般的突变，成为主要人物动机的远因和起点，又因这两章中腥风血雨密布，残酷斗争相续，它的份量又很重，所以关系到小说的思想评价。是否作者夸张失实呢？我查阅过不久前出版的《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发现山东土改反复很大，确有“乱捕乱杀现象极为严重”，“根据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办”，“自大鲁南会议后，全省停止乱打乱杀现象”的记载，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不断发出纠正错误的指示的记载。据说张炜在创作前查阅过很多档案。估计在生活的真实上作者是有充分依据的。对我们评论《古船》来说，重要的不在“事实”，而在作者的把握和评价。我认为，土改部分的描写，惊心动魄地写出了在正义的大革命中，小生产狭隘意识，家族意识若不加控驭的任其泛滥，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同时挖掘了“左”的思想的早期隐患，它的生根于小生产意识的土壤。作品提醒人们，“左”的思想倘不加防范克服，将会从外在转为内在，成为渗入民族心理素质中的新生恶质，成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作家并不想否定和反对阶级斗争，他看到这是不可超越的必由阶段，从他对还乡团的疯狂报复和地主的劣迹的叙述可以明显感到。作家在今天重写土改，是试图用一种新的意识，即把它作为人向自由境界漫漫长途跋涉的一个苦难阶段来看，所以重点不再象以往的作品那样，强调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根源，而是转换视点，强调即使在正义的大革命中，仍然伏藏着历史的惰性，民族的惰性和人的惰性。这样的眼光，正是宏观的现代意识的表现。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千万代作家只能用一种固定的眼光来写历史。但是，张炜在把握历史的长途与历史的阶段上，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如果隋抱朴的忏悔意识多少能够反映作家的观念的话，那么“不是恨哪一个人，是恨整个的苦难，残忍”就无疑带有抽象的人道色彩。作家真诚地追求善，真诚地希望超越苦难，这值得尊敬；可是，“苦难”不管作家怎么恨它，它该来的时候还要来，克服它不是靠“善”，只能靠“历史发展的杠杆”，靠社会实践，说得再“冷酷”些就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并非唆人作恶之恶，而是正确认识“恶”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抱朴行动不起来，缺乏斗争性的根源也在于此。所以，作家的态度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雨果在《九三年》中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二、作家主体这一深刻矛盾又在描写经济改革中流露出来了。应该说，表现“改革”张炜是很深入的一个。目前文学表现改革深不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并不真正了解经济领域，只好在外围徘徊。如此看来，《古船》中“算帐”的情节实为难得的有力笔触。但是，作家心目中的期望“改革”，是没有“恶”毫无“私欲”，人的道德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完全合一的境界。这可能吗？现在谈到改革中某些道德退化现象；简单的把原因归结为剥削阶级思想残余和国外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并不全面。因为，商品经济的求利原则本身除了激发个体意识，也还会刺激竞争意识和私有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论证过的。抱朴研读《共产党宣言》，似乎并未读懂资产阶级把骑士的热忱，宗教的虔诚全淹没到利己主义的冰水中然而仍然体现了当时历史进步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古船》的理想人物抱朴缺乏巨大的实践力量。赵多多并不是被哪一股现实力量打倒的，他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败笔并不是作家写得匆忙或构思疏漏，而是作家的自我矛盾所致。倘若赵多多不是死于非命，赵炳不仅是在一把利剪下溃败，而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斗争的较量中露出败相，那么抱朴的形象会更加丰厚。当然，承认“恶”的历史作用，并非抱着黑格尔式的“理性的狡猾”，听任“恶”去盲目碰撞，梦想“撞”出一个美妙境界。不，这同样是个错误的，是泯灭人的历史主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抱朴的研读《共产党宣言》，提高历史的自觉，认识历史的规律，使这一形象拥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几乎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都被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困扰着。正是雨果自身的矛盾，使他写出惊心动魄的《九三年》。过去的文学如此，今后的文学大约也是如此。倘若作家自身的矛盾灭绝，作品也就无以产生了。作家有他激情燃烧的理由，理论家也有指出他激情中内在矛盾的充足理由。这是否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之间永远无望克服的“二律背反”呢？
百年千年孤独的马贡多镇被一场飕风从地球上刮跑了，洼狸镇却在经受了生关死劫，凄风苦雨之后站定了脚跟。作家不但写了洼狸镇的四十年，而且在写我们古老民族的近代心史。终于，历史让抱朴接管了粉丝大厂，地下河又重现了。“河水不会总是这么窄，老隋家还会出下老洋的人！”这不是作家心中的幻影，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现实。《古船》既有民族心灵的深掘，又留出很多正在我们时代展开的难题。所以，在社会改革的舞台和文学的舞台上，它都堪称一块厚重的基石，一次长篇小说审美意识上的大幅度扩展和变迁，一首雄浑的序曲！
一九八七年四月，写于京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