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一书的荣国府中，赵姨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她说主子不像主子，说丫鬟不是丫鬟。在现实生活里，这类不上不下的半吊子式的人物，也是时有所见的。你说她是主子，她知道自己不是主子，会认为你在拿她开心。你说她是丫鬟，她当然知道自己不是丫鬟，会认为你太小看了她。
生活中的这种人很难侍候，开会她坐哪里，发言她排第几，吃饭她放几桌，乘车是硬是软，很难拿捏。高了不是，矮了更不是。而且，这类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人，还不那么自觉，很以为自己是块料。
其实，她是一个有她不多、无她不少的人物。
荣宁二府都这样看她，但她却不这样看，她认为自己很重要，至少应该重要。无论如何，她是贾政的小老婆，小老婆也是老婆，她不会赞同公孙龙“白马非马”的逻辑推理。她要是写杂文，肯定从理论上求证是可以与王夫人分庭抗礼的。因为王夫人万一得了心肌梗塞死了，她是最有资格升为正老婆的，而正老婆是所有当小老婆毕生追求的至高境界。如果不是这个贾政老婆的特殊身份，而是别的什么人，譬如做那个撒酒疯的焦大老婆，譬如那个卖假药的王一贴老婆，也许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向命运抗争了。
惟其不平，才要革命。在中国，最爱革命的是农民。历史上无数起义，都是地里种庄稼的泥腿子，把锄头一扔，就铤而走险去把皇帝拉下马了。因为革命的道理，千千万万，不平等是最值得革命的。愈处于底层的，愈受到压迫的，愈感到不公平的存在，也就愈能找到揭起义旗的充足理由。
譬如虚名，对正常人来说，有，也好，无，也可，但对某些类似农民的人来说，简直性命交关，他觉得应该当上什么闲职，而没有当上，他觉得应该得到什么空衔，而没有得到，其实是镜花水月的事，也当真得要命，于是，便会亢奋为一股虚火。劲儿一上来，比内分泌失调还难受，不安，折腾，出虚汗，心跳过速，一副天丧予的德行，一定要压倒谁，一定要摆平谁，一定要争到什么名目、地位，才肯安生。否则，只能是寝食不安，上闹下跳，左右作践，到处活动，东奔西跑，诉苦鸣冤，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化人尚且如此，何况赵姨娘是这样一个不甘于不重要的状态，而要改变自己命运的绝不肯安分的女人呢？
男人不安分，便要闹事，女人不安分，更要闹事。但男人闹事，成则为王败则寇，而女人闹事，十之八九，无不以出丑告终。赵姨娘在荣国府里，老是做出不顶屁用的反弹，老是弄出些贻笑大方的举止，老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辱亲女愚妾争闲气”，结果遭来更多的屈辱，便成了一个经常出丑而讨人嫌的角色。
这种人，在文学史上，也不鲜见。写不出东西，或写不好东西，其实那是很正常的事。每个时代，称得上大师的终究是极少数，自封大师者例外。大多数都是过眼烟云，写过一阵，写过几篇作品，留得下就留下了，留不下也就拉倒，尽到责任，问心无愧，也就算完成任务，然后，创作力衰退了，江郎才尽了，连放个屁也不臭了，不必为之痛心疾首，那就封笔好了。木匠有拉不动大锯的一天，铁匠有抡不起大锤的一天，为什么作家就没有放下笔的一天呢？
兴起打打太极，懒时睡睡早觉，清晨练练书法，晚上搓搓麻将，钓鱼养鸟，种花栽草，读书看报，颐养天年，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快活呢？但有的作家，即使再写不出一个字者，也绝不与文坛告别，坚决笔耕不辍。名分这股虚火，使他不甘心于林下雌伏，总要产生与同辈，与晚辈决一长短的雄心，哪怕一饭三遗矢，也斗志昂扬，哪怕愈斗愈败，也不肯认输。而愈败愈斗的结果，就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收拾他的文学劲敌或假想中的敌手了。这种文学上的总是悻悻然的赵姨娘辈，便是文学总有热闹的原因。
问题不是赵姨娘不该闹，任何人，受压迫，都会奋起反抗，都应该予以革命，这是正常的属于物理学上的反应。但是赵姨娘既缺乏站出来与劲敌较量的资本，又缺乏最起码的与对手一搏的勇气，因而不能，也不敢正面反抗；可是，做到逆来顺受，永远不反抗，她自忖作为贾政的老婆，这名分也让她不肯善甘罢休。正如一些过气作家一样，还觉得自己当令，还在名片上印上这个理事头衔，那个委员名称，还要在荣国府里卖一份好价钱地招摇，自然，难怪平儿对这位老人家，就有“着三不着两”的不佳评价了。
因为她不能像另外一位周姨娘那样，淡泊无为，退让不争，守拙本分，甘于寂寞。这位被人尊敬的周姨娘，未必读过老庄，但生活使她明白，无望的挣扎，还不如一动不如一静，否则，徒取其辱罢了。但赵姨娘不懂这一点，非常地想报复，以致罔顾一切，以致失去最起码的理智，说她是报复狂，大概不错。所以，中国农民革命最直接的成果，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将所有不顺眼的一切横扫干净。
因此，诉求于更阴暗的捣鬼手段，便是一部分没有多大出息的中国人，最热衷采用的既省事又省力，而且不露痕迹的克敌制胜之道。而卑劣者的报复，尤其要从最阴险毒辣处下手，往死里整，绝对不怕残忍、野蛮和失却人性的。赵姨娘与马道婆勾结在一起，制造的这起大观园里的巫蛊事件，就是下流革命家的典型案例。
小人暗中作祟，防不胜防，真是很可怕的。
这就是王昆仑先生评价赵姨娘时，所剖析的道理了：“被压在绝望的深坑底下的动物，她会在阴暗中猛然给人以致命的狠咬一口，只有处在最卑弱的最苦难的地位才会想突然飞到最高的地位上去，这种妄念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诅咒，厌胜，魇迷，蛊毒，是中国神秘文化中最阴暗的一支，有其久远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对于文明的接受程度，远逊于愚昧迷信的影响力，直到今天，种种伪科学的气功大师，到处招摇撞骗，种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气功术数，昌盛于中华大地，种种神乎其神的特异功能，能被人虔信不疑，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发生在汉武帝征和二年的巫蛊事件，那样大张旗鼓，从上至下的深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现在，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举办带功讲座，出售带功录像，膜拜者居然像看皇帝新衣地信以为真。二十世纪都快要结束的现代人，尚且如此蒙昧，那么在纪元前，人们相信用纸人或木偶，书上仇敌的名姓和生辰八字，加以符咒祝诅，尖针扎刺，便可置死的巫术，果真灵验，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汉武帝刘彻此时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他是中国皇帝中活得年龄比较长的一位。但老皇帝到了晚年，好像也是一个规律，往往失去早年的英明伟大，渐渐地不清醒起来，昏聩糊涂，倒行逆施，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汉书·江充传》）在这以前，“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这实际是汉武帝晚年的一场互相倾轧、排斥异己、巩固地位、杀戮对手的宫廷权力斗争，“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均见《资治通鉴·汉纪》）于是，不能坐以待毙的太子，只好举兵反，杀江充，武帝发兵追捕，五天后，太子不敌，自杀。
王昆仑先生谈论《红楼梦》书中这回“压魔法”时，提到“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于中国社会。它每每成为争皇位报私仇或谋人财富的一种极可恐怖的手段。”就是指这次巫蛊事件。
因此，凡动用这种手段从暗地里整人，基本都与极高的欲望，也就是权力的争夺有关。赵姨娘为什么加害于王熙凤和贾宝玉，这种妄念也是与她对于政权的渴望分不开的。因为王熙凤手中掌握的是荣国府的经济权，而贾宝玉则占有荣国府的继承人权，只要去掉这两个人，赵姨娘才能得到名至实归的结果。按说，她应该以王夫人为敌才对，尽管她觊觎正老婆的位置，并非一日，但是，她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贾宝玉不复存在，王夫人没了倚仗，虽是正室，也等于白搭。而她这个侧室，却有成了荣国府惟一继承人的贾环，那她的风光还少得了吗？所以，她不是随便信意判决这两个人死刑的，而是缜思熟虑的结果。
马道婆，是一位以迷信为职业，专门贩卖黑暗的妇女。在旧社会所谓的三姑六婆中，这类女巫式的人物可算是神秘文现象的代表，也是整个社会阴暗层面里最污秽的充满脓血的毒瘤。古代就不去说了，即使后来的中国社会，在欠文明、欠开化的偏闭地区，在文化程度相对低下的人群中，她们有广阔的生存空间。特别是社会处于衰败没落时期，这种神秘文化的发展更呈泛滥趋势。所以，古人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同样的，探春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在《红楼梦》一书中，活跃在荣宁两府的占星问吉、卜卦算命、禳解除祟、驱邪降魔的职业迷信分子，人数如此众多，活动如此频繁，都表明这大家族已经到了“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崩溃前夕。
从赵姨娘与马道婆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卑劣的报复和卑劣的手段，是怎样一拍即合的。因为建立在共同的卑劣心理基础上，这才有以下共同语言。
赵说：“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这一份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
马说：“我还用你说，难道都看不出来。也亏你们心里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妙。”
赵说：“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还敢把他怎么样呢？”
马说：“明不敢怎样，暗里也就算计了，还等到这如今！”
赵说：“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意思，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教给我这法子，我大大的谢你。”
马说：“就便是我希图你谢，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
赵说：“你若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得？”
马道婆不仅看到目前几许碎银子的好处，和长远的五百两借契文书的许诺，以及未来的“要什么不得”的诱惑，才愿意站在赵姨娘一边的。有其经济利益的驱动成分，但也有着生活在社会底层里，那种被压迫者对于上层强势力量的反抗情结，革命愿望。从她在贾母处的唯唯诺诺的居下服低的姿态，到赵姨娘这里随意自如的神色来观察，实际上她和后者更是心性相通，融洽一气。
这也是社会阴暗层面里的成员，更容易结成死党的原因。由于他们作为单独的个人时，无任何抗争实力，而且更缺乏对于自己的信心，显得萎萎缩缩。只有结群抱团，互为声气，党同伐异，互相奥援时，不但产生战斗力，自己的信念也大为增强，而变得强悍。这在很大程度上，有些和山野村庄旅行中所获得的体验相同。当一条狗发现你这个陌生人，朝你吠叫的时候，它也是心存忐忑的，一边进攻，一边也做后撤的准备。当村子里好多条狗都吼过来的时候，那有所恃仗的狗，便敢向你扑过来了。所以，什么“称兄弟桃园结义”，什么“拜把子契结金兰”，甚至包括青红帮、黑社会，多不为有知识者所青睐，而在文化偏下的阶层中则十分盛行，就因为看重这种弱者集群的聚合力。而越是低能无知者，狭隘愚昧者，盲目冲动者，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者，越是能结成死党。
于是，这两个女人达成默契，如果有香槟酒，肯定要关起门来干杯了。
“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又有借契，并不顾青红皂白，满口答应着，伸手去抓了银子掖起来，然后收了借契。又从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千万小心，不要害怕！”
看到这里，已经很难说清这两个人的神圣同盟，是谁更需要谁一些？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经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讲过，“联盟绝不是靠热爱维系的，是恐惧使他们彼此亲密起来。”马道婆有备而来，赵姨娘有求而去，都是在荣国府从王夫人到王熙凤的层层压力下自然而然的政治上的阴谋结盟。
这种剪个纸人，写上年庚八字，究竟有多大效验，姑且勿论，但在历史上确也不绝如缕，这大概和国人很容易被迷信鼓蛊的性格有关，也和国人中这种不敢真刀真枪正面交手，而惯于在背后搞阴谋的好事之徒甚多有关。所以，时有记载，如：
《陈书·皇后传》：“（张贵妃）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
《北史·恩幸传》：“（穆提婆）恐胡后不可以正义离间，乃求左道行厌蛊之术，旬朔之间，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无恒，后主遂相畏恶。”
《隋书·赵绰传》：“刑部侍郎辛擅，尝衣绯裤，俗云利于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
《旧唐书·程知节传》：“知节谓秦叔宝曰：‘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主乎？”
看来，随着时代的进展，连那位手持铜锏的秦叔宝，也开始怀疑巫术的可行性了。所以，再以后，巫蛊之术，遂告寝息，只是在穷乡僻壤间，社会底层中，为乡民愚妇小市民们所崇信了。然而，这种放暗箭、杀冷枪、施阴谋、用诡计，来残害自己仇敌的背后伎俩，自然是不会就此绝迹的。因为老一代相信巫蛊术的赵姨娘和马道婆，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已经发达的近代社会里，继之而来的新生代赵姨娘和马道婆，也仍是要组合在一起，搞小动作，下死绊子，秘密串联，张网下套，进行种种无声罪恶，所以巫蛊术是不会绝迹的。这些人，当然不会傻到再采用年庚八字、纸人木偶的古老方法，而是要采取更有效的现代行径了。诸如投书诬陷、黑信告密、落井下石、背后下刀等等阴暗手段，尽管有其与巫蛊共同的见不得天日的特点，但在下手的狠毒和杀伤力方面，赵姨娘和马道婆的一手，相比之下，真是有小巫见大巫的差别，只有对后来者折节叹服的份了。
因此，《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这荒诞不经的一段故事，却是有其使所有正派人，值得警醒的深刻寓意。因此，不禁想起伏契克的一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实在是所有善良的人，应该时刻牢记不忘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