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年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漫的暗黑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激，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他们几乎无暇顾及甚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一百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她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充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灵魂！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争取和男性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
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70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50年代初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战烟平熄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场所。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此例。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环境。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人的细微、敏感、温情、婉转顿然使世界辉煌灿烂起来。从中国新诗史来看，在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集团式的大批地涌现则是晚近20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在每一个女性诗人身上，她们笔下涌现的，却是让人振奋的厚重的质感。
诗从一般的社会层面返回到性别。当今的女性诗歌创作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伸延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比起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中国当代的女性诗歌向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和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环境的把握和思考，不仅涉及婚姻、恋爱、家庭，而且涉及她们关于自己身体的、性的、以及与生殖机能（如妊娠、分娩与哺乳等）有关的感受和观念。这一切，往往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
“女人的环境导致她喜欢在文学和艺术中寻求解放。她生活在男人的世界的边缘，看到的事物和一般不同，而且由特殊的观点去看，对她来说，是感情的来源。她的兴趣被暗藏在事物中间的成份所吸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
如今我们生活的多采而丰富的进界是男女两性创造的，但就情感和想象而言，女人的创造超过了男人。男人粗犷，女人细腻；男人简约，女人委婉；男人可以沉厚，而女人却能轻柔的让情采飞扬。这样，在诗这个倾向于心灵的世界里，女人的发挥往往令男人望尘莫及。基于对女性艺术创造力的估价，也基于对当前女性诗歌创作展示的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想法就这样形成了。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外一批有实力的诗歌批评家，这样，此刻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诗歌批评的实绩。
1996年12月1日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