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将此书视为传统意义的学术专着，它只是一种散漫的随想。这几年我逐渐觉悟到：我们根本无法穷尽世界，也根本无法进逼历史，甚至连较为全面充裕的描写和叙述都难做到。在这匹其大无比的象面前，我们只是笨手笨脚而又愚蠢地自信的盲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触及我们可能触及的那一点，由这一点生发出我们的想象和判断。我们只能是表现自己的所知、所感和所欲。历史本身不会说话，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只是后人按照他的意愿的叙述。但是，这种叙述又不能是完全的随心所欲，它需要有曾经发生的事实的依凭。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显然不能因为这一点而不怀疑历史的真确性--作为后人的叙述方式的历史是并不真确的。那么，我现在所从事的也只能是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仅仅属于个人的解释和评价。做这件事时我内心充满了愉快。因为我自信我已经从某种已成定见的牢笼中获得了自由。我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件事而不管别人如何的议论了。这个世界充满了议论。我现在就在议论我们的前人和同代人。我的同代人和更多的后来者已经和将要议论我。人们往往因为畏惧这种议论而畏惧实行自己的意愿，他们也因而自觉自愿地告别了他们理应拥有的自由。我预知人们将会这样那样地议论我的工作。对于世间的毁誉我已不置于心，我只愿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我想做的事。
想通了这一点，我内心的确充满愉悦之感。现在从事的这本书的写作，始于某日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动。前代两位极富才情的诗人短暂的生命，引发了我的某种联想。当日就开始写本书那些最初的文字。我无意于作精密的史实考订，也许我将因史实征引的不确而贻误他人，对此我只能遗憾地抱咎。我写得很快，我只是凭着那种感觉和印象自由地写下去。但我的时间被诸多琐事剥夺净尽，我终于被迫停笔。吕伯平是义务充当我的助手的青年朋友，他用文字处理机及时地打印我杂乱无章的原稿并输入软盘。但由于我无可奈何的停顿，他也只好停机待命。这一停就是好几个月。我不满于这个处境。使我摆脱困境而终于把这件旷日持久的工作勉强完成的，除了吕伯平之外，我还要提到我的博士生李杨和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胡卓识，他们为我主持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做了很多具体的组织、编辑、阅稿工作，并且还是促使我下决心完成本书写作的有力的监督者。他们以几乎不容讨论的坚定，要求我把这本难产的书稿列入丛书，我勉强地同意了。在一次即将发出征订的前夜，又是他们动议把《新世纪的太阳》列入第一批发稿计划。我以一念之差而没有坚持反对的立场。确知征单发出后，我便开始后悔。因为我依然没有可能的时间投入这一紧迫的写作--我至多只能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完成十万余字的篇章。这就是我在这个初冬时节离开北京的喧嚣而躲到东南海滨一角的原因。这里将近十日的工作，补偿了我在北京数年的拖欠。
在这里，由于朋友们的帮助，我完成了预定要做的事。我欣喜于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居然能够有这样的收获。同时我不无遗憾地想到：要是在我居住的北京也能如此，那该是多么幸运的人生！然而，我没有，我也不能。我几乎无法拒绝我在那座人声喧杂的城市里的繁冗和琐屑。厦门即使在这样冬季来临的时节也有碧绿的树、鲜丽的花，也有温柔的海浪和风。明天我终于要离开这里了，我把这座花园城市的温情永远保留在心的一角。书名《新世纪的太阳》不很切题，也许只是为了新鲜上口。要是勉强加以解释，即我认为诞生自本世纪最初那几年的中国新诗，它所展现的新鲜和活力，它对于旧诗的抗争和战胜，可以喻之为20世纪送给中国人的一颗新太阳。现在回顾本世纪之初，许多的纷争和激动都成了过眼烟云，唯有文化和文学的革新和创造，倒能够为世纪的回望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从这点看，20世纪的太阳在我们的记忆中总是新鲜的，尽管此刻它已是满目苍茫的黄昏景象了。其实本书副题“20世纪中国诗潮”应是正题。
它体现我的总的目标。《新世纪的太阳》只是这个正题的其中一本书，我还要写若干本，计划每本都有一个不同的书名。它们将作为一本独立的书而存在。几本书凑起来便成了整体的“20世纪中国诗潮”系列。我希望能够愉快地接近我为自己设计的目标。
1992年11月11日于厦门美仁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