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陷落与回归--对中国散文文化精神的世纪反思--散文精神的构建与陷落
武断地说，20世纪中国散文，作为文化成果的存在，有两个时期；一个是五四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启蒙”时期，一个是20世纪末的“思想解放”时期。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产生了一些散文创作现象，却未形成文化意义上的散文成果。这是由民族历史决定的。
所以，百年的中国散文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百年风情史、一部民族心灵史，或者说，就是部中国文化史。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正是由于“个人的发见”，现代散文才真正成为了人的精神自由栖止和纵横的文化空间。
“五四杂感”的崛起是“个人发见”的确证，它率先给后人留下了用散文进行文化批评的风格，但它尚未达到审美的自觉。它只是作者“个人发见”的激情式“自发抒发”，而小是带有高度文化自觉的“理性表达”。到了鲁迅杂文，才真正建立了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审美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以“济世补天”的战士情怀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无情地剖析社会与历史的种种病灶，以深刻的自省对世道人心予以蹲大而深厚的“现实关怀”。
鲁迅散文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的现实批判与现实关怀。鲁迅散文是极理性的极典雅的，却又是极端人世的；浸透到了世道人心的各个角落：是人心向善之所执，是社会善化的药石。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散文的基调是阴郁的。这缘于他对国民性认识的过于通透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与反抗的过于强烈。强烈的东西固然可以给人心和社会以刺激与震撼；但强烈的东西在毫无自醒的人心与神经那里，下意识的反应是是惊愕与迷茫，甚至是本能的推拒与反抗。所以鲁迅散文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多少年以后，亦即“锐音飘钝、尘埃落定”之后，才被国民认知（？），道理或许就在于此。
所以，鲁迅的孤独缘于历史的深处；他的阴郁是战士吞咽孤独之后的必然之色，与他的个人性情关系不大。
在鲁迅杂文气象纷繁的同时，以胡适和周作人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也蔚然大观，凸显出传统、学养的分量，成为一种文化与智慧的载体，把散文推向社会的“边缘化”。从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周作人的《闭户读书论》，都标明了学者散文“远离政治，回到纯学术中去”的写作姿态。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认为那种以“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读书人，近乎自作多情；带着这种信念谈政治，老期待着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社会效果，最终只能被群众情绪所左右所裹挟，所谓“社会责任”实在是误人误己。另外，学者的专业话语在社会政治巾往往毫无用处--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知识者没有必要硬给自己戴高帽。读书人应该采取的姿态，倒是在读书与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和现实事件，而是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对社会与大众予以文化关怀与学术关怀，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和智性水平，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巾，等待他们的自我觉悟与“自我革命”。
关于文化关怀，或曰学术关怀，费孝通的观点可以作为个参照。他认为，文化关怀（学术关怀）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世界文明沟通的基本态度。“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可是正因为文化的基本价值体系是深入了我们的习惯，不必我们费力的思索，所以生活在一个文化体里的人，对于日常实践的标准也时常是最不自觉的。我们的习惯不需要理由，这可并不是说养成习惯的文化没有来由。我们不自觉自己文化的原因是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需要，可是一旦我们和不同文化接触，我们需要互相来谋求适应的时候，却得各自检讨自奉的那些习惯的发生的由来和所发生的作用了。”
这种文化关怀（学术关怀）观，基本点有三：
一、文化关怀、学术关怀是知识分子与世界与社会与民间沟通的基本态度，或日立身之点：
二、文化关怀、学术关怀的着眼点、立足点不在于社会政治，即典章制度，而在于民众的生活，甚至是生民的日常起居；三、文化关怀、学术关怀的潜在影响无所不在。
所以，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学人散文，其文化关怀与学术关怀，正是它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周作人的“冲淡”、林语堂的“闲话”和梁实秋的“雅舍”都可以归入学人散文的类型中。这类散文虽然与社会现实疏离，少生命血脉，却也远离功利，多文化温情，亦被世人乐于接纳。
概括地说，五四以降的现代散文都涵盖在两大文化趋向中：一是现实批判与现实关怀，一是文化关怀与学术关怀；一切品类都处在两大文化趋向的消涨关系中，徘徊于两种关怀之间。
在两种关怀中，现实批判与现实关怀，一直处在自主流话语的地位，鲁迅散文的影响比胡适与周作人散文的影响多多少少要大一些。但文化关怀和学术关怀的声音一直有它特有的重量，缘于后一种关怀是一种“民间话语”；而民间话语是主流话语的十壤和生存条件，并且，话语尚有互补的成分，共同创造了深厚的广阔的人文空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建国前的时间，是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个重要成果期，它建筑了中国散文的现代文化精神：以“个人发见”的“个人话语”方式，完成对世道人心的现实与文化的双重关怀。
建国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诗化的抒情时代，“杨朔模式”应运而生。在这个“抒情时代”，散文由“为祖国而战”到“为祖国而歌”，歌颂成为当代散文抒发感情的至尊方式。在本质卜，歌颂即战斗，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性在“文革”前17年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歌颂上，对“歌颂”方式毫不犹豫地选择，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道德行为，而后二者更为重要。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杨朔模式”的产生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必然。它必然要成为散文创作如何处理与现实关系的范式，获得成功，并被推崇与模仿。
“杨朔模式”是20世纪中国散文绕不开的一种存在。
在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杨朔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未有这段重要经历的作家，在解放初期亦完成了思想的改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杨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由此，从这个时期开始，杨朔完成了由“个人话语”为中心到“国家话语”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文学在走向真理之途中，不再是抒发自我感情、表达“个人发见”的手段，而是参与革命的一种方式；在走向社会之途中，作家由“自我”融人“大我”，在艺术本体与社会本体之间，作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后者，个人只是社会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符号。
“杨朔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政治热情的高涨导致了文化理性的丧失；在意识形态规定下，作家失去了以个体的真实体验和发见表现和表达的可能，艺术成为政治话语（或权力话语）的附属物。
首先，是现实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能力的丧失。
在经历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之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完全丧失，把所谓的“战斗性”变成了病态的“伪饰性”。当独立精神失去后，“热情”也就膨胀得失掉历史理性的控制，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便也荡然无存。
杨朔为人所诟病的《蓬莱仙境》和《海市》等，就深刻地反映了其创作十分的悲剧。在两篇散文中，杨朔所撰写的农村景况是怎么一种样相呢？
……原以为是一顿家常便饭，不想到第二天去，这位老姐姐竟拿我当什么贵宾，摆出家里最讲究的四个盘儿：一盘子红烧加级鱼，一盘子烧鸡蛋，一盘子炒土豆丝，一盘子凉拌粉皮。最后吃面，卤子里还有新晒的大虾干。我不禁说：“你们的生活不错啊。”
老姐姐漫不经心一笑：“是不错嘛，你要什么有什么。”
和“新晒的大虾干”，就要有一身偷捕的过硬本领。
他领我去串了几家门子，家家都是古墙，十分整洁。屋里那个摆设，更考究：坑上铺的是又软又厚的褥子毯子，地上立的是金漆桌子、大衣柜；迎面墙上挂着穿衣镜；桌上摆着座钟、盖碗、大花瓶一类陈设。起初我以为是谁家新婚的“洞房”。其实家家如此，毫不足奇。我不禁赞叹着说：“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富足得很。”
（《海市》）【凸凹批】杨朔笔下的渔民，似乎都生活在安徒生童话里梦境般的古堡中。他们是古堡居民或古堡遗民；即便是贵族的家境破落了，其余韵也熠熠闪光。
对杨朔的描写，即使不否认其叶某些枝节的真实，但其整体氛围，夸张的叙述语桶和评价生活的口吻，都表现出强烈的“伪饰性”。其表现时代、表现现实的方式，抒发心灵感受的形式，都始终从政治或意识形态角度认知历史和现实，谈何“现实批判”精神。
其二，是文化品格的丧失。
“杨朔模式”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便失去了文化属性，文化关怀便无从谈起。冈为，文化关怀的首要条件是文化本身具有独立的品格，是独立话语。文化关怀的目的是精神的提升；当文化话语等同于政治话语的时候，便失去了“提升”精神的动势，等同就是消融，而不是提升。“杨朔模式”所体现的，是话语主体灵魂和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不仅消融在政治话语之中，也湮没在“群众话语”之中，话语主体处在被左右的位置，它充当的是“解释”和“传达”的角色，而不是“隔岸观火”、“居高临下”的“关怀”角色。
于是，五四文化运动以降中国散文所筑建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到了“杨朔模式”的“抒情”时代，宣告陷落。
到了“文革”时期，文学的沦落化成了民族悲剧的一部分。“文革”以极端的方式割断了当代散文和优秀文化遗产的联系，文化出现了断层，文学几近于消亡；“大批判体”文字剥去了“杨朔模式”的“伪饰性”，赤裸裸地成为极左政治的棍棒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散文蒙难。
二散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
在“文革”后期，伴随着虔诚、狂热、迷惘和幻灭，富有良知的作家开始觉醒，并为命运而挣扎；他们极力要摆脱极左政治的桎梏，他们呼唤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散文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丰子恺写于“文革”后期的《缘缘堂续笔》，便是一个代表性的成果，它的意义在于：对极左政治做了一次成功的疏离。
在这种情况下，巴金的五集《随想录》应时势而生。
《随想录》总序写于1978年12月，也就是在同年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要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因此，正如不少论者说的那样，《随想录》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巴金从来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是在历史的沉浮中获得了理性。他始终把自己置于历史当中，所以，《随想录》没有旁观者的超脱与清高。他以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评价确立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在自我解剖中重建人格。他认为，“讲真话”是知识分子人格复苏后的基本立场与情感方式。
由“放逐”到“回归”，也就是由“奴在身者”到“奴在心者”再到“我是我自己”，是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基本线索。巴金对这一心路历程的解剖是那样坦率、真诚和有力，让人想到卢梭的《忏悔录》。所以，我同意王尧的观点：巴金的五集《随想录》不是当代散文创作巅峰的标志，他的经典性就在于它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五四运动半个世纪之后，摆脱在身、在心的“奴”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而《随想录》的文化意义正是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奴在心”终结的标志，它标志着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人格重建、精神独立的心路历程；又开始成为独立地表达“个人发见”的话语主体。它宣告了五四散文精神的回归。
汪曾祺散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作家开始恢复了与优秀文化遗产的联系，文化断层开始弥合。汪曾祺主要是成熟地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后闲适散文的优良传统，以他特有的温厚从容的散文小品，给20世纪末浮躁失安的人们送去温暖的人文关怀。他被许多学人称为世纪的最后一个“土大夫”的原因，就在于他以他的散文创作为世人提供了“文人”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以雅致的情趣去掉日常生活的粗鄙，以书卷气文化气冲淡铜臭气，这对依然有艺术情怀的当代人来说，享受他的“人文关怀”是一件神清气爽的事。汪曾祺能够从容地表现文人性灵，既意味着新时期的文化具有了包容性，又意识着沉着与自恃已开始成为20世纪末作家的文化品格。汪曾祺在新时期的文人群落中，一直是个“边缘化”作家，当“文化转型”期文学由“轰动”而冷寂时，他仍能从从容容而无失落感，为文人构建成熟而稳健的文化品格树立了榜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价值危机，“人处在一个真正缩减的游涡中。”在这个缩减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大自然缩减为室内的装饰风景，读书思考缩减为看电视，人类的公共事业缩减为金钱，文化缩减为大众传媒……一切精神价值都被实用价值所取代，文化人从“圣坛”上跌落下来，对人类生存的根本价值的探索被视为不合时宜，“媚俗”成为一种时尚。这对刚剐从权势话语的捆绑与桎梏中解放与独立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最沉重的打击。在这般情景下，知识分子做了本能的抵抗。在这种反抗中，余秋雨以散文的形式所进行的“文化苦旅”，一下子成了这种反抗的象征性符号。余秋雨的散文，试图从山水纹络、文明的源流和历史的深处寻找到文化的根本价值，寻找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尊严。在余秋雨看来，“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余秋雨是以“重温和反思”历史的方式走上“文化苦旅”之途的，“文化故乡”和“精神故乡”在他心中有重要的位置。他以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的虔敬姿态，找到了蕴藉在“文明”中的大感觉大悲苦，他在对文明“碎片”的梳理与整合中所表现出的理想情怀、思想力量和悲剧体验，都曾经到了可称之为悲壮、辉煌的境界。他的散文给读者的心灵以重压，让人体验到“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义在于：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就在于不断寻求和确立自身价值的“文化苦旅”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