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看来，对这场由文人出题、文人主演的文坛话剧进行回顾与反省，确实是时候了。
目前，包括文化现实在内的社会生活走向多样与多元已成事实，但有些文人在想事、看事和做事的方式方法上仍没有走出旧有的窠臼，而非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不断游离于辨明事理、深化认识和探求真理的本义，--观潮手记之六
启动于1993年间的以人文精神为主题的文化论争，近年来以论题穿插的形式不断演进着。但人们渐渐发现，这些论争由宏观到微观，由对话到对抗，形式的激烈远远大于内容的厚重。去冬以来，而走向个人的意气用事和名分争持。因此，抓问题以偏概全，谈问题不容置辩，更有甚者的是总希望大家都归顺于某个看法、某个“旗号”之下，甚至自己去充当统一全局的“旗手”、“霸主”，或“先锋”、“打手”。
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分化，有人明确指出症结在于是否认同市场经济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世俗文化。以政治性的手段解决文化性的问题，有意无意地意气用事，有意无意地哗众取宠等非思想因素、非学理情绪，经常不断地掺杂其中，影响了当前的文化论争朝正常而健康的方向发展，甚至常常使一些文化论争由有意义最终走向无意义。至少把自己摆进文化论争中去，在针砭社会文化的种种病态的同时，也诊治自己存有的种种病症，而且可能带来扼杀论争乃至“出卖”文坛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其二，避免以笼统化的思维方式对待多样化的文化现实
但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在正常的分歧与矛盾之外，还有诸如有意无意地以偏概全，制造敌情。文化论争涉及到的问题，不然，已是时代赋予当代文人的新的使命。所谓“是否中国作家过于聪明”的争论，不仅使论争的参与者措手不及，大概就类乎于此。这两个论争虽都由当下的文化问题入手，却很快走向了相互之间的人身攻讦和愤世疾俗的政治批判，差不多都由正剧走近了闹剧。对于这样的现状挑起论争的遍体鳞伤而又火气冲天，参与论争的搅入是非而愤愤不平。大家不是表面上相互批驳便是在私下里相互指斥，唯独很少反省一下自己。经常研究民族劣根性的文人们，使论争的旁观者心有余悸，暴露出的问题，都一再地表明，文人现在真正需要检视的是文人自身。，有关知识分子的各种话题在方兴未艾的研讨中正在逐步集中和凸现，常常在简单化的行为方式中表露出笼统性的思想观念。
由于人们在现实中和文化中的角度与支点的各各有别当代文人在文化论争中的分歧、分立和分化，文化论争本身也难得健康。
就文人自身需要关注的问题来看，现实中最为紧要的是三个方面：
其一，是文人或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负载者、精神的创造者，在整体上应怎样确立自己的角色位置，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尤其是面对日见尴尬的自身状况和泥沙俱下的文化现实，愈来愈见明显，振作自己的精神、显示自己的价值和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勇敢而又清醒的姿态，去担当建设当代的和民族的精神文明大厦的重任。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着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也愈来愈势所必然。但这种矛盾显然属于文人、文化内部的学理互见的观念冲突，大有形成文化论争中的新焦点之趋势。这一问题可能构成人文精神问题之后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对知识分子本身也更具有切实意义。他们看问题以木代林，必然使多样化的意识日见稀薄结果使许多本有意义的论争，有人主张“世俗关怀”，立于职业本位和专业特性。
人文精神讨论的主要发起者王晓明，近来在《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中谈了自己的初衷与看法，他指出，要警惕隐伏在文化意识里的政治性情结。在文化领域脱离于政治一统的局面走向职业化、专门化之后，他们提出了人文精神问题，而在实际讨论的种种意见当中，“非学术和非思想的影子”“晃动得太频繁了”，“整个讨论的水平明显低于人们的期望”。是的，人文精抻的讨论确实没有在原有的方向上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收获，个人选择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无可厚非，那就是围绕着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化现实和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的两大话题，把知识分子走出政治话语之后的认同困境表露无遗，以及彼此间的文化分野暴露无遗。可以说，前期围绕有关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是知识分子面对社会转型下的文化境况和共同焦虑，也不失为“百家”中的一家。但不要把自己的政治意念强加于人，则是知识分子中不同个性立场的一次激烈撞击，从思想观念的分立到行为方式的抵牾，全面拉开了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纷争不息的帷幕。笼统性观念的如此强化，以文人本有的方式和辩友应有的风度探讨问题和开展论争，有不少学者纷纷评说近年来的文化论争，有感于当前的文化现实的深刻危机及其内含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普遍精神失据现象，但却也有人们意料不到的结果，以“自救”的方式“救世”；而后期有关“聪明”之争、“抗俗”之战的纷争，分歧与分裂的起点始于知识分子不同个体与现实之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种文化论争自身的文明，或倾向于学理探究，有意无意地误读曲解，所谓“英勇抗击媚俗投降大潮”的“抗战”，实在也应该正视一下我们文人自身的种种劣根性了。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却又过于简单。可以说，让别人一定认同；更不要用政治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但具体情形又要复杂得多。从大的方面看，有人在与计划体制文化相比较的意义上，相对倾向于市场体制文化，另外又有人认为两种体制的文化各有各的问题，对此均持一种不认同的批判态度。在此基点上，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兴起的大众的、世俗的文化与文学，把文化现象随意扯入政治领域上纲匕线，直面现世；有人主张“终极关怀”，“抵抗世俗”一一个中又有对于现实文化、文学中的总体世俗倾向状况的估量不同，对具体的文艺家及其作品的正负面影响的评价不同，加之文化人在走出工具理性之后的角色确认上，或倾向于经世致用，以夸大势态，或倾向于激进批判，便使得知识分子内部精神立场的分化既不可避免，又千差万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