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当我们说地球是一个孤独的行星时，并不是说地球是无助的，我们承受着的阳光和月光便是明证。仰望阳光下空中的流云，那是天宇的千姿百态之一斑；如是夜间，群星闪烁于天幕之上，不都是闪烁于不同距离上的神秘而友爱的月光吗？
爱自然、爱一切生命、爱人，只要心灵不是沙漠，独身世界的爱也可能是更大的爱。
着名的球迷罗西为了中国足球扔下了一切，家人、事业，他把自己的爱交给足球了，而足球是属于千万人的。我在电视屏幕上见到过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为振兴足球而长途跋涉的镜头，他走的是孤独的旅程，他付出的和得到却是更多的爱。
欧洲一个无名的女探险家单身一人在亚马孙河畔的丛林中，与土着及各种珍稀野兽生活了整整八年。她所获之丰是无与伦比的，也是在热闹的巴黎或纽约或北京绝对不可能得到其万一的，长期单身生活培养成的特立独行的性格支撑着她，她说：“我要感谢单身！”有不少事业确实是孤独者的事业，这里主要指的是心境的相对孤独，但有时也会导致从形式到内容的绝对孤独，在孤独之路上，不是他不容人，而是人不容他。
比如与梵高同名的高更，当他辞去巴黎银行的职务而所画的在当时属离经叛道的画一张也卖不出去时，高更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巴黎所有的画廊都拒绝他，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哥木哈根的娘家，因为他不再有钱。高更曾经赶往哥本哈根，一切都无济于事，他的孩子中只有一个小女儿忧郁地偎依在他膝下，抚摸着他的穷愁潦倒的没有刮胡7的脸，但就是这个女儿也很快被她的母亲厉卢叫出门去了。
因为某种孤独的出现而去寻找更人的孤独，高更到了远离法国本土的大溪地，陌生的大海与丛林以及友好的土着人使他留下了一生中最珍贵的幽作，对高更向言，自然与画笔是他惟一可以抗衡孤独的武器。
就在高更自我流放到大溪地之后，那个忧郁的惟一爱他的女儿早早地夭折于哥本哈根潮湿阴冷的气候中……
无论怎样的生活境遇，我们都要感谢生活，一切都是宝贵的体验。
在更多时候，独身或者非独身都带有确定性，也就是说两者在适当的条件下都有可能互换其身份。
我们都处于人生的通常情态中：存在、焦虑、选择。存在是不可回避的，焦虑是拂之不去的，惟有选择是可以谨慎从事的。
《美国夫妻》一书的作者谢瓦茨博士认为，在美国经过60年代近乎疯狂的性解放，70年代不少年轻人选择独身并受到社会的赞扬，到了80年代独身者中的一部分诉说道“好像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我们身上3我惊呼救命，但是没有人答应”，这样的独身者希望结婚成家。
不必匆忙地对独身或非独身作出价值判断，而只是视之为人的现象之一二，如是，那么我们就学会了尊重别人的选择，其中也包括了在现象转换中的再选择。
社会的宽容度影响着所有人的宽容心，但所有人的宽容心却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宽容度。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宽容。
其实人都活得很累，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当城市的水泥板块把心灵与心灵，心灵自然隔断，精神物化，电话已逐渐代替家信和温馨的情书时，人取何种方式生活己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伛我们要尽力活得好一些，有宽容中的微笑，坦然时的释怀，哪怕远远地挥手，再仇恨。
祝福朋友们！1994年5月于北京一苇斋故都的秋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我在做工农兵大学生时曾经在北京大学读过，却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其时，北京留给我的是一个又一个严冬，把从崇明岛带来的所有御寒衣物穿上仍然挡不住那寒意，终于被冻翻了一回，高烧不止，在床上哼了好几天。
其实，秋色是关不住的，人，人心却能被锁闭，再说连故宫都没有去过一回、西山的红叶也没有拾回一片，怎么能领略故都秋色呢？
那是一个无所谓春华秋月的年代，而且一张门票、来回的公共汽车费也实在掏不出，便只好把小小的未名湖来回走遍，湖光塔影看旧了为止。
游览故宫与西山是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又再调回北京工作后得以补偿的，有一片红叶寄给朋友了，有一片红叶至今仍夹在我的书里。在北京生活，谁也免了一年四季重复如是地过，这重复中却也能体味出差别：北京的雪似乎一年比一年少了；北京的风沙仍然在春天的大街小巷横行；北京变热了，有时候温暖也显得可怕。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故都之秋。
郁达夫真是至情至性的，他的笔下故都秋色的一部分我是熟悉的，另外一些则是陌生的，大约物是人非的缘故吧？撞击我心灵的自然是郁达夫的淡淡的文笔，那情又是如此的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今年夏天，北京苦热，郁达夫先生的老家杭州更是如此。今年的立秋是凌晨二时，按老黄历说“早立秋，凉飕飕”。立秋以后两个多星期北京依然闷热，自然总是比夏日炎炎时强多了，更何况又有了一场秋雨，第二天从高楼大厦间望出去，那一小块一小块的天空便顿时清白了许多；夜来有白杨宽厚的树叶在风里互相撞击，比起刚刚过去的蝉鸣虫叫自是静了不少；再有一个多月，所有的叶子都会变黄，少有的由黄而红，凋零在早晨或晚上，西北风一吹，那树叶便一片一片地落下铺成厚薄不一的落叶之路，那路的另一端已经在酝酿着霜与雪了。
岂不悲凉？
原来这花草树木的妙处之一，便是让人去品尝各种体验的，然后达致性灵相融。郁达夫写道：“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橡破屋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到青天V驯鸽的声。”郁达夫还写到了北京的槐树、牵牛花，说：“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人总是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徘徊：向往未来，回味过去。然而未来却总是迷惘的，远不如过去的实在。
郁达夫一别京都十年，倘若容我猜度的话，这故都的秋色中，有一部分是浸润着怀旧之虽怀旧之情的，像一坛陈酿的酒，丝丝缕缕地飘溢出来的味儿，便已经醉人了。你看那枣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人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了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
北京市内的枣树已经少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了，同时失去的是老人在枣花下闲聊、孩童扑枣的那一点故都情趣。在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除，人们抢着“明砖清瓦”砌厨房、修厕所的年代，自然毫无情趣可言，枣树与槐树、柿子树的死活，似乎无关宏旨，于是便由它死去了。
这些是郁达夫始所未料的。加上污染，北京的天空已经不那么清静了。北京人的茶是还在喝，那味儿却不太一样了，不是关在屋里喝，便是挪到路边上喝当然是炎夏或初秋允只因为四合院已经很稀罕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比一幢更高、更气派的新楼、大厦，时代的进步姑无可疑义的，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天空的被切割便是一例。另外有可靠消息说，近几年新盖的公寓房渗漏的在20力以上。断有报章上的消息说，古都北京仅存的62平方公里旧城区，正在不断地被新楼及高度蚕食与吞噬中。1985年制定的《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中，王府井地区的法定高度为不得超过30米，有多少新建筑己突破了这一高度，用眼睛看看便知道了。
原因何在？据称是涌入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外商，强烈要求提高建筑容积率和建筑高度，于是房子便愈盖愈高了。
从法律的层面而言，笔者实在不明白外商为什么就可以不守中国的法？中间还有些什么奥秘比如官商勾结、权钱结合，总而言之多少有点权力招租的嫌疑，信夫？
也许，更可悲的是在我们不断拆除四合院，建造豪华的高楼大厦时，国人正在把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尺度，同豪华、奢侈紧密相联，一个民族的精神便随着各种渗漏而流失殆尽！弹丸之地的北京旧城区从义化的视角观之，却意味着，这是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封建王朝的真实的缩影，是尚有余温及辉煌的历史的遗迹，仅市级以上文物保护申位便占全北京的70以上！我们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无论是旧城区还是新的豪华地带，能使这一切新新旧旧活起来的却是林木。这些年，北京种了不少树，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毁树现象却以更经常的、持之以恒的破坏力而延续着。笔者家居的团结湖蔬菜市场的棚架就是以活生生的树木为梁柱牵绳搭棚的，对于树木的捆绑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市民的环境意识是需要灌输、引导的。设若北京电视台每周少播放一首文字不通的流行歌曲而开设一个市民环境意识专栏，其效果如何？当可拭目以待。笔者所住的楼前有一块绿地，为这些群楼中宝贵如同心肺的绿地浇水、除虫并悉心加以修剪护理的是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居民们都认识这位绿化队的老太太，瘦骨嶙峋地弯着腰顶着烈口在绿地中劳作，笔者曾和她交谈过，她感叹道：“实在管不过来呀！”此言不谬。就是今年秋天刚刚来临的一个夜晚，绿地中已经生存了10年的一棵龙爪槐被活活地剥皮了，从树冠以下一直剥到根部，剥得干干净净。这个早晨是灾难性的，邻居们纷纷为龙爪槐叹息，咒骂那些剥树皮的歹徒，据说是几个喝醉了酒的年轻人在深更半夜所为。
为龙爪槐哀，也为故都的秋天扼腕。
但秋色无疑是已经落在我们身边了，秋色也不时地撞击着窗棂，走出北京，燕山岭上红果该红了吗？大街上已经有今年的小枣在叫卖了。真愿死去的柿树、槐树、枣树能重新活过来，如果这已是不再可能，那么我希望让被捆绑的树木获得解救，不再有龙爪槐被活活地剥皮。
还会有秋雨，扑打着这人世间，那雨点儿落地的声音中，或许还能听到郁达夫的吟哦：“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
1994年9月于北京一苇斋但愿今夜有梦哭别艾青师许久的干旱之后，今晨却是春雨潇潇，电话铃声很少这么早响起过，马加兄告诉我：“清晨四时半，艾青去世了。”雨点敲打窗棂，天上乌云低垂。
一个在漫长的流放与苦难中执着地歌颂光明的人走了，“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他的迷人的微笑，便是这雨后的花瓣。
他来自春天，他归去于春天。从浙江金华到北京的并非直线的距离上，他走过的风霜雨雪，他为了照耀这一条泥泞的中国的路而举起的火把，便是他的一生。
现在是1996年5月5日晨7时。艾青走了刚刚2个多小时，他的灵魂今在何处？假如我闭目遐想，拒绝白昼的喧嚣，让思绪弥漫于雨丝和云朵之间。
我还能看见他往日的微笑，以及那4即便在病床上也会有力地竖起的大拇指吗？
我知道我不能再惊动他了。当思想和语言迷惘地离去，灵魂便是赤裸裸的不再需要任何掩饰。从此后寂静着，却比思想迅速；从此后沉默着，却比语言恢宏；或者在人空游走，或者在草丛蛰伏，或者在河畔啜饮，“裸立在风中，融化在阳光下。”生命与死亡原是一体的。
我们活着，那也是说我们正走句死亡。
纪伯伦说：“让呼吸超越那不息的潮水，飞升、扩大，无碍地寻觅上帝，不就是停止呼吸吗？”艾青的微笑怎么会死呢？
你感觉着他的微笑、他的机智的时候，他便已经走到你的心里了。爱他的人会流出他的眼泪来，笑出他的微笑来，发出他的声音来一一“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他曾经略带忧伤的告诉我，其实他并不情愿来到这个世界上。
1910年3月27日，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一个殷实的地主家里，在接生婆忙乱的没有经过消毒的刀剪声中，艾青落地了。他尖利地哭叫着，愤怒之极。
这个地主家庭坐落在树木葱郁的双尖山下，有平房有楼房，宅院门口是一块“天伦叙乐”的匾额。艾青的出生并没有增加添丁之喜，相反却带来了愁云惨淡。艾青是少见的难产，一切都预兆着这个小牛命将来的全部艰难了：母亲为了生下他挣扎了三天三夜，他在母亲的肚腹里抗拒出生也挣扎了三天三夜。他愤怒地哭喊着还没有睁幵眼睛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另外一个乡村算命瞎子便试阁决定他的命运了：婴儿艾青被判定为克父母的“克星”。
解救的办法是，艾青不能吃生母的奶，也不能叫父亲、母亲而只能称叔叔、婶婶。蒙上脸从家里抱出去让别人喂养，从小流放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一一这便是由一个农妇的粗糙的于一以及奶汁孕育的《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的少小年代，也是艾青流浪、叛逆、投奔华命的最早的动因。
也就是十多年前吧，艾青和高瑛住在北纬饭店的一个套间里，那时的生活似乎要悠闲得多，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诗人常常会在艾青住的房间里不期而遇，高瑛忙碌地沏茶倒水，满屋子的高谈阔论，那是诗的黄金年代。
杨宪益不喝水只喝茅台酒。
邹荻帆笑嘻嘻地为《诗刊》约稿。
孙静轩很少说话，只是瞧着艾青，仿佛总也瞧不够似的。
蔡其矫悄悄地抽着那时还不多见的“555”烟。
叶文福念诗的时候会念到涕泪横流……
艾青的说话如同他写诗一样，总是简练而俭省的，他倾听别人的声音，迷人的笑着，有时眼睛里闪着泪花。
即便是真诚的敬仰，艾青也拒不接受，他说：“捧得愈高，摔得愈重。”他对我的叮咛回想起来也就是几句话：“你要梳梳头。”我确实不太重视我早秃而蓬乱的头顶。80年代初，我的老母亲还在崇明岛上守着两间老房子，艾青总是问：“老娘身体好吗？”并且告诉我“要多寄点钱”。
1981年4月1日晚上，艾青给我写了一幅字一一“蚕在吐丝的时候想不到吐出一条丝绸之路”。在我的6平方米的书斋中，这是迄今惟一的墨宝，每当读书或写作到夜深，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时，我就会在心里念一遍艾青的题句，默想着他的微笑，以及去年春天他在病床对我说的话：“房子倒下的时候，你要绕道走。”那房子的墙壁上或许正好有行人留下的艾青经常提起的两句话：“安明，你记着那车子！”但愿今夜有梦……
1996年5月8日深夜于北京一苇斋灯下大江小川我正在写长江，想起了郭小川。沿江源而下，当我从远古的尘封废墟、长江落日中寻觅时，总是和那些徘徊、浪迹、穷愁潦倒于长江畔上的诗人的灵魂相遇。他们是屈原、陶渊7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还有在长江之滨写了《秋歌》与《团泊洼的秋天》的郭小川。这是灵魂被拷问的时刻，过去的诗魂还在飘荡，现在的诗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