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后话。还是回到6月8日这一天上来，在史良家出来，郁结的心情稍稍得到排泄的章伯钧，不禁想起到这一天，储安平在《光明日报》总编辑任上仅仅干了68天，比起两个多月前不冷不热地在报社介绍起他来，显然这时的章伯钧对他有了相当的认识。可能突然有些不放心起来，章伯钧决定去看看他。储安平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的家，实在是不好找，但章伯钧依稀记得听人说过他家对面有一个“正兴石油商店”，寻着这个标志总算是找到了……
客厅不大。好一阵沉然。章伯钧欲言又止，从他看去了几百年后的超脱中，我们便可感到他对于现实想法铅块般的沉重。既像是自己心迹的流露，又像是相濡以沫，他终于开口问储安平：
“你的负担重不重？”
也许储安平从对方貌似平静的目光中，感到了这是两颗并不平静的心灵，在历史苦难的门槛边作最后的告别，他压下自己满腔如沸如腾的话语，简捷地说：
“不重。”
章伯钧又道：
“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你不想出来做事也非出来做事不可……”
“我没有这三种情况。”
白云苍狗，天地玄黄，两个人的脸上都漫过一阵宗教般的悟性之光。在储安平的缄默里，章伯钧似乎有了点老人般的唠叨：
“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在1957年6月8日这一天--
不知有多少人整体的现实感轰然坠毁，脚下的绿草红花遁去了，只剩下一堆幻影、逻辑和记忆的散乱的碎片；
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了力量，没有了意志，没有了希望，好似森林里一种又白又圆的小蘑菇，只要轻轻一触，它就变成了粉末；
不知有多少人预感到此后自己将微弱似山门的蕨草，以一匹匹黯淡的叶子，计算着每一个苦雨浸濡的长夜，每一回清霜覆盖的寒晨……
不仅仅是开始进网的“右派分子”，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死于1957年6月8日。
20非“阴谋”而“阳谋”
在这一年的5、6月间，中国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统战部门，一边以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热情，召开着消耗了千万吨茶水、千万吨纸张的座谈会；一边又频繁地接受着来自北京的雪花般绵延不绝的秘密指示……
真可谓是夏天里的冬天
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地报刊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对于一些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
5月15日，毛泽东写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下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
文章指出，党内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还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新党员，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在一起，亲如兄弟。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有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10%。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文章强调，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并提出，右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何去何从，主动权只在一个短期内掌握在右派手里。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指示中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要根据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
指示认为，在整风运动已经展开的北京、上海等地，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各地党报应在继续登载右翼分子反动言论的同时，特别注意登载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指示说，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院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要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的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
指示认为，反动分子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指示说，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场大仗（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
指示说在北京条件已经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这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
一张非“阴谋”而是“阳谋”的大网，便这样一经一纬地加速编成。
所谓鼓动鸣放、号召向党组织提意见，便成了一家原本只有在恐怖小说里才存在的婚姻介绍所，它专事推出光彩照人、两颊酡红的“真诚”。谁信任了这“真诚”，并随她而去，谁就等于签订了一份死亡合同书；谁怀疑这“真诚”，并扭头离她远去，谁就能在风声鹤唳里苟且偷安……
所谓整风运动，便没有了春风中冰棱的解冻消融，阳光下禾苗的拔节扬花，而成了充满诡异气氛的大战前夜：一边，稚嫩的“民主”，孩子般沉浸在自己花好月圆的梦境里，宛如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另一边，一支从中世纪走来的“军队”，因为兴奋而烧得发出绿光的眼睛，好似一片片流萤，悄然出没于草地和山林。偶尔几件冷兵器相撞，发出了一阵令人心寒的声响……
所谓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便成了镜框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一个掰开来不见肉馅的包子，一位年过半百的遗孀关于少女时代怀春的梦。
试想想，当猫在玩捉弄老鼠的把戏的时候，猫怎么可能腾出爪子来清点自己身上的虱子和跳蚤呢？当猎手在瞄准湖畔嬉戏的天鹅，以溅血的枪口去拓展人类新疆域的时候，他怎么会去想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占领的疆域其实已经太多……
“在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上，毛泽东在1957年，为全党作出了“伟大”的表率。
在如何“解决”上，李维汉心知肚明，并身体力行。
一系列座谈会的头几天，章伯钧并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闹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伯老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章伯钧去了，临出门前还跟夫人李健生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到了会场，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他“给中共提意见。”
章伯钧讲了几十分钟，时间上不长不短，内容上不咸不淡。最后他总结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
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未见有任何不悦之色。章伯钧大概以为对方是称许于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错物堕网而心安。”（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27年后，李维汉说出了当时为什么要采取他自己称之为的“引蛇出洞”的做法--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于是，我们便能明白，在5月底6月初的那些日子里，中共北京市委何以频繁地召集各高校党委书记谈话--
“……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代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
于是，我们便能明白一副儒生相的葛佩琦，何以在几天之间成为一名震惊全国的“杀人凶手”--
5月24日，他在校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27日，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了他的发言，内称：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杀共产党人，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葛佩琦来到校党委，找到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聂真，情绪异常冲动地说：
“《人大周报》如此断章取义，不是有意诬陷我吗？”
聂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嘛！”
下一期的《人大周报》并未作出更正。6月8日的《人民日报》却报道了他的那次发言，标题为《人大教师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内称：
“我要重述一遍，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继续腐化下去，那就总有这么一天：群众起来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又被拎起领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汗毛陡立，深知这台阶是通向绞刑架的，可他还存些许天真：党中央堂而皇之的机关报，怎会堕落成旧社会靠流言与谣言编织版面的无聊小报呢？只要澄清事实，这台阶就是纸糊的，自己还能从绞刑架下拣回一条命来……
当天，他写好一条更正，次日一早便送去《人民日报》社。
编辑同志：
6月8日你报出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报》无视他的更正，犹如大象无视于蚂蚁放屁。
除了在8日这一天在发表“他”的言论的同时，就已发表了三篇批判他的文章外，“大象”有条不紊地将巨掌一次次地压在他的身上：14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各地工农兵群众愤怒的唾沫要将他淹没的报道外，还刊登了他的学生将他的斯文几近扒得一丝不挂的文章。15日，又发表一位著名人士写的《我对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一些意见》一文……
随后，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他已被《人民日报》吊死的“尸体”上，大脚小脚纷至沓来，全国各地大小报刊跳起了盛大的迪斯科。而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将他的发言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说了一辈子假话、空话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至少给全人类留下了一句真话：
谣言说了三遍以上，便成了真理。
于是，我们也能明白被郭沫若视为“黑色文人”的萧乾，何以会在大鸣大放之时，突然被委以重用--“那时《文艺报》有三个副总编。负责文学部的侯金镜是最重要的，陈笑雨（马铁丁）负责社会生活。两人都是延安来的老党员。亚负责国际部。‘大鸣大放’期间，‘邻居’特地来找亚交谈，像是漫不经心向亚提出个要求，说金镜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休息一下；笑雨要去中南跑一跑。他满脸笑容地同亚婉言情商，在这个时期，亚可否出任一下执行副总编辑。还补上一句：
“一切稿件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我不必过目。”
“亚显然不可能窥知这个深远布局。但他是很犹豫的。他纳闷为什么两位党员副总编一下子同时暂歇，连这位总编辑也想撒手把刊物交给他。然而亚从来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经过反复动员说服，他想进《文艺报》以来，一直受到尊敬，也确实保证了自己的充裕写作时间。如今，总编提出这样的恳切要求，他碍于情面，不便一口回绝（这是他平生最悔恨的一件事）。磨了半天，他最后是在一个条件下答应的：即他绝不直接往印刷厂发稿。一切稿件按旧要‘邻居’过目。事实上，这期间有些文章如刊载在第六期上的《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5月12日出版）倒是由总编直接发工厂的，亚连文章的来路都不清楚。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亚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文革’期间，我买到过一份小报，其中只说《文艺报》的负责人把亚当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反右急先锋。可惜那份小报我没保存下来……”（文洁若《“臭妖婆”自述--我与萧乾》）
文洁若是萧乾先生的夫人，文中里的“亚”，即是日语里“他”--“亚克桑”的简称，婚前文家每提到萧乾，便用这个字，婚后一直沿用了下来。而文中出现的“邻居”，则为当时的《文艺报》总编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邵荃麟。
吴祖光也是一条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