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了自己便没有丢弃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的他，一个剧本接一个剧本：《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少年游》、《捉鬼传》、《嫦娥奔月》、《国魂》……无不像呼呼燃烧的井喷一样，映红了国统区广大观众风雨如晦的心空。
在重庆演出讴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话剧《正气歌》时，剧团租用的是电影院，要等到夜里九点多钟电影散了场，话剧才能开演，可观众依然如夜潮之涨。位于市郊的沙坪坝有不少从内地迁移来的大学，大学生们徒步来市区看戏，看完戏又摸黑走回去，回到学校时，天边都透出了鱼肚色……
他的前期作品升腾着充沛的爱国激情，后期作品则斧劈般鞭笞独裁，灼热地呼唤民主。因此，那一时期，为反对独裁，呼唤民主，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奔走呼号的中共，宛如俄罗斯传说中那个被铁链捆在高加索山上、宁愿让老鹰啄去眼珠也不肯屈服的英雄，实令他魂移魄动。
1942年他认识了夏衍，此后便一直引以为老师与知己，46年他与挚友、著名漫画家丁聪在上海合办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清明》杂志时，夏衍也有一把编辑部的钥匙，以他和丁聪“自由人”色彩为掩护，多次在这里召开党内的重要会议。也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他结识了周恩来，给他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的，倒不是对方对自己的称赞与了解，而是他亲眼见在餐厅里，周恩来以伟人之身与一个浑身油腻的厨房师傅热情地拥抱一起……
因为小时目睹了梨园子弟的悲惨命运，他自小的人生信条便是“同情弱者，平等待人，与人为善”，在他半个世纪后仍有激情与堂皇于京城的国贸中心打一场官司，我们便可看到他毕生“最恨那看不起人、拿人当奴才的人”！
于是，他认定了共产党得人心将得天下，而国民党失人心将失天下。他在《嫦娥奔月》里，让月下老人说了这样几句话：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一统天下二十年，颠倒纲常，逆天行事，如今众叛亲离，仍旧执迷不悟，真是可叹！
1945年，他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当主编时，在友人处一看到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他便毫不犹豫地在自己报纸上发表，一举轰动了国统区，并向世界预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与丁聪不同的是，吴祖光却从来没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也许他深知从小学常逃学起，自己身上便有那么一股“不修边幅”的劲儿。1942年下半年，他和丁聪，还有画家黄苗子、音乐家盛家伦，一起住在重庆一位进步文化人唐瑜的家里，金山、吕恩、张瑞芳、高集、高汾等文艺界、新闻界名流也先后在此住过。几乎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大家一起讨论时局，切磋创作，高兴时手舞足蹈，乃至插科打诨，悲愤时借酒浇愁，或是指桑骂槐。生活上也是兵营化的，有钱一块儿下饭馆，没钱也一起练肚皮，日子过得天马行空却也生机勃勃。
有一次郭沫若来，开了一句玩笑：“你们这些人啊，都是二流子……”吴祖光雅兴顿发，接口就说：“那么就把这里称作‘二流堂’吧。”并要郭沫若提词写匾。一时没找到毛笔，但这个称号就此传开，在别人眼里，或许还在他自己眼里，他成了这个“二流堂”的“家长”、“族长”。
解放后，他和丁聪、黄苗子、盛家伦及唐瑜等人，同住北京东城栖凤楼的一所大房子里时，脑袋里多长了一根弦的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二流堂”在北京又开张了，为此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二流堂反革命小集团”……
试想想，如自己这般的“不修边幅”，这般的脑袋里少了一根弦，这般的不会将党性原则刷浆糊似地刷遍全身、而后像蚕蛹卧在蚕茧里一样老老实实蹲在那层浆糊壳子里，怎么能加入共产党？倘若加入了，这不是给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纪律的党招惹口舌吗？
或许，还因为在他眼里，艺术创作是世界上所有职业里最具个性、最富天性的工作，除了一颗始终在感应生活的心灵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工作无须什么领导。如果说一定要领导才能出大作品，那么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曹雪芹是谁领导的？莎士比亚是谁领导的？托尔斯泰是谁领导的？而且艺术创作又是世界上最具公开性的工作，它不是秘密活动，它耍不了阴谋诡计，它一在社会问世就得经过千千万万人的检验，因此对它惟一权威的评判只能来自广大的读者和观众。
在这个领域里，谁也不是孙子，谁也不要装老子。不懂文艺的闯了进来，犹如黑熊要教猴子上树，没有哪只猴子会当真。懂文艺的要拉大旗作虎皮，那我就要问你，我领导你，你干不干？你绝对不干。那你绝对不干，为什么就要领导我呢？
大约这是颇为标准的“自由化”言论了，可他就在这几十年一贯制的“自由化”想法之中，在衷心地拥护共产党对全中国领导的同时，也以自己与党的怀抱始终隔着一扇门的距离，来力图保持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水灵灵的个性与天性……
新中国成立时，吴祖光只有32岁。
这本是日奔中天的年纪，按理他的创作更应该大江东去，此后他却只导演了几部反应平平的电影，在日愈灼热的政治气候下，他再膂力如弓，也不过似蚂蚁放了个屁而已，他的一亩三分地里已见黄斑斑的枯萎之色……
但我们不一定要通过作品，通过另一个角度，一样可以证明他对于新社会并不亚于对新婚妻子新凤霞的那份感情，以及他在这个社会里绝对是个大大的良民。
1987年年初，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找他谈话，在谦逊、夸赞、散发着浓浓热情的道道小菜上完之后，副部长终于端上了一盘正菜--劝其退党。
八年前，也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巍峙找上门来，作了一番肺腑之言：
“‘文革’以后，党的形象被破坏得不成名堂了，现在是历史上党的威信最低落的时期。这个时候，党特别需要朋友们的支持，你跟随党那么多年，周总理生前对你那么关心，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想请你郑重考虑一下，是不是现在可以写张申请……”
他不能不被感动，可还是有些犹豫。回家后开了个家庭会议，妻子力主加入，她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家没有人是共产党员，吃苦吃大了，吃亏吃多了。两个儿子也同意此举：爸爸早该是党员了，如果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念书时也不会遭人歧视。惟有女儿吴霜沉默不语……
少数服从多数，他决定要“支持”党了，可真写起申请书时，平时妙语连珠的他，脑海里这方面的词汇，却是一片不毛之地。实在无奈，他去请了也是“二流堂”“家族”成员的田庄捉笔……
早就有某种预感，他对于自己被“请”进来的八年之后，又被“请”出去，并不感到惊愕。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副部长面前清理一下自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于是，我们便借此有了认识他的另一个角度--
在和国家的关系上，我做过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解放不久，我把父亲从上海接到北京。在旧社会他的薪水几乎全都买了文物，他识货，有时钱花得不多，却能买到很珍贵的东西。虽在抗日战争里颠沛流离，丢失了一部分，但还有相当多的文物。父亲一到北京，我跟他老人家商量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历经千辛万苦收藏的那么多文物，拣起来困难，带起来也困难，现在国家安定清平了，何不全部捐献给国家？那时他脑溢血不久，导致中风、半身瘫痪，说话都说不清楚，头脑却还很清楚，他立刻就同意了。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发了一长篇建国以后民间捐赠国家文物的通讯，其中提到了三十多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吴景洲。我家捐出去的文物有字画，有玉石，大都是国家一级品，有的还价值连城，总数达240多件……
第二件事是，我与新凤霞结婚以后，她就参加了国家剧团。她算得上是财产的东西是两箱戏衣，一共一百多件，戏衣对演员来说是很值钱的。还有一些珠宝钻石，这都是她从小演戏挣来的，我要她把它们也捐给剧团。捐出去以后，我丈母娘才知道，她还不敢跟我说，而是去和凤霞说：我这姑爷一定是疯了，你知道吗，你们这等于是把一所房子给捐了？
第三件事是我到文化部来的时候，艺术局局长就告诉我，今后你要用车，尽管给部里打电话，我们马上给你派车去。第一回坐部里的车，我对那司机便不满意，一路上无论怎么跟他寒暄，他都紧绷着一张脸，好像我欠了他的钱没有还似的。又有一次，我和文化部的另两位艺术家一起从人大会堂开会出来，他们见我有车，就说：我们家离你家不远，带我们一道走。司机这时不说不乐意，走到半路上，他吭声了：祖光同志，你那东大桥到团结湖有公共汽车吗？我一下未体会到啥意思，应道：有，有43路车。车到了我家门口，司机才向另两位发话道：你们下去吧，去坐43路车，我这车还有事。他一掉头，一溜烟地跑了，好像人大会堂里在等着他开始国宴……
望着两位一下被霜打了的脸，我也气极了，从此后我就不坐文化部的车，有事要坐车都叫出租车。丢掉的不算，现在我抽屉里压着的出租车票，就有几千元钱，我从未到部里去报销过一次。
第四件事是1955年时，与凤霞结婚之后，又接父母来北京，房子不够住。
我买了一所带18间房的四合院，化了一万二千元钱，有一部分是向朋友借的。“文革”一开始，邻居们就借红色风暴杀将进来，18间房他们占了8间。朋友来看我，劝我说：你这里真成大杂院了！他们住你的房子，用你的家具，还一天到晚眼睛盯着你，不时向你发发革命群众的革命脾气，你还是赶快搬开这里。我觉得是挺窝囊，惹不起还躲不起？便用剩下的10间房换了楼房，住到和平里去了。
“文革”结束后，要落实政策了，房管局来找我，问我怎么办？其实结论他们早已摆在那儿：你假如要恢复原来的住房，那我们就把那些人统统赶出去，再给你修复原状。但里面住了6家人，一住住了十年，房子、院子都损坏得不成名堂了，要修复得很长时间，这时间长得我们都不知道。我当即就说：这四合院我不要了。我两个儿子结婚都生孩子了，如果再一起回去，老俩口、俩儿子、儿媳，还有孙子、孙女，我不成老地主了？你们只要给我儿子一套房子就行了。我这人在这方面不会动脑子；
搬出四合院后，我得付房租，6户人家还住那里，房租则是付给房管局的，我等于把这所四合院白白地送给了房管局。前不久还有人对我说：你那房子刚好在王府饭店背后，属黄金地段。要现在卖的话，至少好卖二百万。我说，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我再算帐去，还不是跟国家算帐，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正鼓动“兴我中华，修我长城”吗，就算是捐给国家修长城了……
第五件事，文化部的医疗关系是在友谊医院，但我住老房子时离协和医院近，搬到和平里后，离朝阳医院近。身体有毛病，我一般都是到这两家医院看看。所以二十多年来，我都是自费看病，等于没有公费医疗。
我就说这五条。如果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能是不够，我从来也不参加政治学习，不那么俯首帖耳，也不太相信马列主义。我只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以这五条看来，我认为自己够得上是个好人……
吴祖光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见于5月31日他在全国文联党组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发表在1957年第11期《戏剧报》上的《谈戏剧工作中的领导问题》一文，其要点是--组织制度应用在文艺工作上，是不合适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成为一个戏剧家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解放后个人奋斗受到了批判，依靠组织变成了依赖组织，因此在各种舞台上出来的新人，简直寥寥无几。
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必然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组织制度使长期不演戏的得到演员的称号，长期不写作的得到作家称号，并且受到极好的待遇，努力写作的反而被一棍子打死。这种组织制度造成的恶果，就是鼓励好吃懒做、不劳而获……
我拍过几部电影。这片子是怎样拍的呢？开拍之前，每一个镜头，每一字每一句，事先都得经过局长审查。在摄制过程中，精力都花费在打太极拳和应付人事工作上去了，又怎么谈得上艺术上的创造呢？这次《文汇报》发起电影讨论，领导马上说，成绩是主要的。我看电影局的工作的确做得很坏。我们编剧、导演、演员可以站出来说，我们一概不负责任，因为我们完全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去作的。
领导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又必然接踵而来……
18“红门”汹涌地撞开
通过对以上十一位人物经历的展示，我们大抵能看出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的心理轮廓及情感线条。
这两代知识分子从开始的风闻，到逐渐认识、直至最后坚定地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并不是类似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强迫“洗脑筋”的结果，而是在一个战乱不止、苦难不止、忧患不止的东方大国里理性的必然选择。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和斗争中，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实力：
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当蒋介石穿一身飘逸的香云纱长衫，挽着雍容华贵的宋美龄走出他送给她的“美庐”别墅，在卫士的簇拥下，登上当年最新型的“雪佛莱”轿车，去含鄱口看云起云落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没有电灯，用蜡烛。没有自来水，用的是警卫员从井里打来装在搪瓷盆里的水。能算奢侈品的是一个木制浴桶、一架老式留声机和几包缴自敌人那里的名牌香烟。他不能送新婚的妻子任何一样东西，哪怕是一件衣服，昔日上海滩上的影星身上是一件大肥军装，不过中间束一根带子以展示她的蜂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