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左右后，梁希就坚持要回南京去了。他说：“此时此刻离开了斗争的同志们，同学们，我于心不安。”说完，取过笔墨说：“觉农，我拟了一首诗，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现在就写出来送给你。”
说完他一挥而就，吴觉农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看了这首诗，不由得眼睛就有点湿了。这首诗他以后还不止一次地给他的子女读过：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起看星河含曙意，愿抛鲜血荐黎明。
在上海临解放时，吴觉农受委托同几位科技界的泰斗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侯德榜保持联系，一直到平安迎来了解放。
在他的之江茶厂，除了掩护过梁希这样的大人物，他也掩藏过另一个年轻人，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吴觉农的大外甥陈昌在抗战中高中毕业奔赴内地，出于抗日热情，考入国民党坦克部队服役。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他非常苦闷，不知所措，1948年回杭州家里休假，正巧吴觉农夫妇来杭，当即吴觉农就跟他说：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人心，失败已成定局，你就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去了。陈石民是吴觉农的老同学，又是妻兄，他非常信任吴觉农，当即立刻叫陈昌脱胎换骨离了国民党军队，然后就躲藏在了之江茶厂里。吴觉农真实的安排是让陈昌护送梁希到解放区去，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未成。但1949年初，陈昌就考入金陵大学，南京一解放，他立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二野进军了大西南。与此同时，陈肯与陈纲也被党组织调去了浙江军管会工作。吴觉农非常高兴，对陈石民说：你养大的这几个儿子，现在一茬都给共产党收割去了，这可是你的光荣啊。
吴觉农还做了一件当时很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事情，那就是说服汤恩伯起义。
1949年1月，上海临解放之前，共产党地下党和小民革的唐守愚等人找到了吴觉农，要他利用自己是汤恩伯是老同学的关系，来进行策反工作，争取汤恩伯能够像傅作义将军一样地举行和平起义，吴觉农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回到家中，他就先和夫人商量这件事情，陈宣昭一听就说：“这件事情不太可能，汤恩伯这个人实在是太反动了，再说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回他打勤务兵的事情，你不是看的只摇头吗？”
夫妇俩商量之后，陈宣昭觉得还不妨先来夫人外交，从他的夫人王竞白入手比较安全一些。因为陈宣昭知道，王竞白曾经向他透露过陈仪向汤恩伯有过这方面暗示的消息。那还是四八年底，有一天，王竞白突然从上海跑到了杭州，来找陈宣昭。他当着吴觉农在浙江大学读书的小儿子吴甲选的面，拿出了一封用毛笔书写的信，说：“宣昭，你看这是谁写来的？”
陈宣昭一看，是国民党元老、汤恩伯的恩师、也是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写给汤恩伯的信，里面提到了国民党政府已经岌岌可畏、要汤恩伯识得大局，好自为之、多加检点的话，明显的是要汤恩伯作出新的历史选择。
吴觉农和陈宣昭专门去了一趟汤恩伯的官邸，趁汤恩伯不在的时候，把这层意思说了。谁知王竞白一听就直摇头，说：“老汤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想到这一出，弄不好连你们都要掉脑袋，你们就真的一点不怕吗？”
吴觉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觉得这事不好办，他倒不是顾忌自己掉不掉脑袋，而是掉了脑袋也没把事情办成，反而坏了大事。左思右想，还是觉得不能放弃，便对夫人说：“为了争取上海的和平解放，我们拼了牺牲脑袋，还是要去试一试。”
几天以后，陈宣昭又去了汤府，就问王竞白，有没有跟汤恩伯说过他们传达的共产党方面的意思。王竞白无可奈何地说：“说是说了，恩伯说这件事情可能做不回来了，他过去和共产党过节太多，杀了不少共产党人，欠帐太多，现在要回来是不可能的了。再说他吴觉农自己都不是共产党，他怎么能够保证共产党以后对我身家老小会怎么样呢？还是各走各的道吧。”
吴觉农了解这事之后，连忙又向地下党和民革汇报，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并未断关门，还可以做工作。过了一、二个星期，王竞白自己到了吴觉农家里，对吴觉农说：“老汤也已经身不由已了，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此后不久，吴觉农就听说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劝汤恩伯起义的事情败露了出来，结果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处决。
上海解放前的几天，吴觉农得到通知，有迹象表明他自己的处境也有危险，他以检查身体为名秘密住进了苏州河畔的仁济医院的一间单人房间，他的家也移到了衡山路上的一所公寓内。
是的，吴觉农多年盼望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如喷薄而出的红日，立刻就要东升了。自1948年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后，吴觉农在大陆新村的家里，全家人每晚收听“地下”广播。每一条消息都让他们振奋。1949年1月，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总统，表示愿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各民主党派声明，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的假和平真阴谋，愿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国民党统治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邵力子、章士钊、李济深、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转道抵达北平。到3月，中共中央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就迁入了北平。4月，国共代表在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有大陆反动统治的垮台。5月，大同、杭州、武汉、南昌、西安和上海都相继解放，吴觉农和全市人民一起，欣喜若狂地冒雨站立在街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他的那些参加新四军工作的几位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同志们，又在解放后的上海聚首。这当中包括许涤新、孙冶方、徐雪寒、骆耕漠，老朋友夏衍也穿着一身黄军装回到了上海，让吴觉农看得又新鲜又激动。这些朋友们都在军管会中工作，吴觉农自然也积极投入其中，他参加了好几次军管会招开的会议。没过多久，一位熟人出现在他面前，是张锡昌啊，他们热烈的拥抱。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张锡昌被捕，地下党找到了吴觉农，吴觉农又找到了蔡树厚，他们都和汤恩伯有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之谊，最后总算把张锡昌救了出来。现在，是张锡昌来代表党组织正式通知他，请他参加北京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吴觉农真的感觉自己是完全在生活在一片灿烂阳光之下了。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7月1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个星期以后，吴觉农便与茅以升、吴有训等二十余位知名人士由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的筹备会议。他会见了胡愈之、沈慈九、薛暮桥、钱俊瑞、刘鼎等多年不见的老友。这是他一生中最意气奋发的时刻。
9月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21日，吴觉农参加了中国政协的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没有被分在自然科学这一组，也不是作为农学家和茶学家的身份出席为次会议的。他是作为政治学的领域，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参加政协的。原因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前，周恩来指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完成了任务，准备宣布结束，拟改为政治学会，阎宝航、吴觉农作为代表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组。他参与制订了新政协的《共同纳领》。当天，吴觉农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毛主席、孙夫人和周恩来副主席等登上了主席台。受到台上台下一片热烈欢呼。
9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故在第一届政协会上宣布团体解散。
政协会议结束之后，吴觉农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政协会议开完，我的第一个印象为：会议充分体现民主精神，充分讨论，谁有意见尽情提出来，终始提出异议仍能了解而后已。然而一经决定，便立即执行。
1949年10月1日，吴觉农出席了新中国成立大典，他首次登上了天安门。
在日记中他写道：天安门广场的范围世界上任何地点都没有那么大，苏联红场没有这样的纵深，天安门玉带桥的奇伟美丽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啊。重远、甲选报告，他们五时起床，一直到晚九时回校，站在天安门广场后面看不见坦克阅兵，但情绪一直高昂。能见一见城楼上的毛主席，高喊几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们就觉得无比光荣。这是我们国家最可纪念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