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你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恩，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大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短暂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察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是正确的，我的祖父在57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她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的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能分解烦恼，使得他们能过上一份美好的生活。并且不仅如此，并且始终掌握微笑着生活的能力。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很可能是从我那快乐地化装逗笑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的。我以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在阔别了14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我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它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于是，那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他多少有一点哲人的味道的话，人们常常可以做得到，假如人们对自己所犯错误不再自责。因为那总是残留下来，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
“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座右铭很早以前在生活中就被认可了的，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对我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训戒，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其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正如谚语所说：“具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有好的亲戚和朋友”。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的朋友，他为他的记录和作品做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匹兹堡的梅隆法官，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Register）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他们对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想他们中最显著的是70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思维与技术》（Headicationversus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者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青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习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的那些坚持让我写出自己传记的亲戚和挚友也许就不会对这一结果过度失望了。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atiemuirco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我想这个故事至少会为了解我的一部分人感兴趣，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区激进政党的左翼的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不止一个有名望的在美国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以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是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记述重大事件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当这一恭维来自于一个曾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的《格拉斯哥报》的记者，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夸奖能使我更加快乐了。那个通讯记者如此写道，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自己、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莫里森在讲台上发现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起来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激励我坚持下去。我的祖父卡内基因为他的机智幽默、他亲切的天性和勤奋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
我的朋友，在27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冲出了房间，当过了一会回来时，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正好也是使他不能很好地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的原因。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倾向遗传学说时，都被得到证明，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我倾向于同意我在上文中引述过的那个智者的观点。当然，或许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她还非常年轻的时候，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我的外祖父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他的大儿子，并且还能够继续影响到他的家族后世，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奢华时期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儿时他有一匹小型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也就是我的妈妈。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到了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是其他人所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说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讲到这一事实：“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但在我的可靠的、真实的人民和朋友当中，因为我的祖先们，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对一个人来说，在哪里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刺激和形成小孩不同的潜在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城堡中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的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十一世纪（1070年）由国王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的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所出生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法官讲述的故事被证明能给他的朋友带来无穷乐趣，国王马尔科姆的城堡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老人的图画：“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的旁边，而在不远的周围，则埋葬着许多皇室亲属。当小孩儿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盘踞在港湾往北3英里处的高地上，往前可以俯瞰到大海，把你的视角转向南面，爱丁堡便出现在视野中，当向北远眺的时候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在丹佛姆林，那些作为苏格兰的宗教和国家首都时代的而逝去的权势们。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几年前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儿童便能得到优先的发展。从他所呼吸的空气里，他吸收进了诗情和浪漫气息；当他放目四望的时候，他又受着历史和传统的滋润。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长时间以前就被引起重视。这些就变成了儿童们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是的。到生活中稍后更迟的阶段，当他遭遇到工作日中严酷的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它们会在其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且给他们以影响，提升他们的思想和妆扮他们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侵蚀着他们并且点燃内心深处的潜在的火苗，它被归入最受欢迎的作品。这本书包含了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它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使得他们超越他们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下，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意的影响一定也遍及他们两个。
当我的父亲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对那些我可以拥有最彻底的自由与之商谈的人，他们会感到即便是琐屑的事件也不会完全剥夺掉他们的兴趣。父亲的四五台纺纱机占据着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苏格兰民居的共同风格。这里正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如果每一个的生活故事被真实地叙述出来，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时候。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查找着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那块他们得到了允诺的土地。
这时，我记得堂兄乔治·多德（Dod）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的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在一座小镇中被包围起来，在同业公会所中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和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
我有如昨天一般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如某个圣人所说，我背后窗上的一阵紧急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的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个房屋的阁楼里，房屋座落在摩迪（moodie）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我以此自我安慰，房子只有一层。通过士兵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外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鼓动着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有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超出了他的想象，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这样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然而在其骨子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向往。
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而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家人而创作。同样的，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性，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已经杀死了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服务国家的需要，因此便也是一种英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