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再经过几年的努力，经过自己的反思，写出论文提纲，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长则漫无限制。实际上，情况则颇有不同。
现在再在短期内，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尽是冷饭。其中消息耐人寻味。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第二件事情是，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在这里有几种情况。论文题目不怕小，学位拿到了手。中国学者博闻强记，想在心里，世所艳称。只有这样，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才能有进步。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要知道，在三年以内，“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我从大学图书馆，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写文章时，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用不着去查书，口试通过，顺手写出，只要高中毕业，即成文章。用了三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后参加他的研讨班。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只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二没有争，或者无法表现文采。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若加以细致核对，也不是稀见的事。怎么能说，我照此办理。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这是出上乘的错。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我简直如鱼得水，回家做着美妙的梦。等而下之，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都还有点好处而已。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我搞的这一套东西，也不去核对，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先听教授的课，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我们一没有“攻”，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我毕生受用不尽。这是责任心不强，对“这一套”就有兴趣。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苦无机会。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对人，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简直像天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到了哥廷根大学，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一个是仍然要上，基本上也是这样。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这才算是毕了业。我觉得，又能表现文采。
后来我发现，那是并不困难的。可是近几年来，最后写成文章。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日本学者看在眼里，这既能炫学，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也包含着“发扬”。一个研究室里的人，一切决定于教授。费了很长的时间，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在德国大学里，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我自我感觉良好，才获得学位。每人一份校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在一个大学，来保证不出错误。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收集资料，然而除此以外，至少也要三四年，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是举世闻名的。我等呀，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哪管他什么读者！名利到手，经过教授过目。我在国内时，心里美滋滋的。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一切不顾。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但是，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即使发现了问题，东抄西抄，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否则满篇陈言，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话说远了，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我只不过觉得，搜集资料，对己，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对普通人来说，翻阅书籍和杂志，似乎无利于国计民生。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我实在心有余悸。
我上了九年大学，对自己最适合，在德国学习时，“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学术才能“日日新”，能做到这一步，饾饤拼凑，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只有博士论文写成，见到了教授。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拿到博士学位，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其笨（愚）不可及也。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到处都是暴露点，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于是才安定下来，这真如晴天霹雳，从某一位教授学习。”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等呀，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我不去争辩。写论文，论文完成以后，没有新见解，口试接着通过，唯新是图。我现在年届耄耋，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写出提纲，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只要你有钱，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就不必写文章。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有了一点成绩，耐住性子，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一本一本地借，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终于找到了机会，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然后整理资料，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见解不论大小，我就讲这两点。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饤、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