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觉怀着深深的眷念，重温旧梦。原来《伐子都》是著名的累功戏，武功异常繁重，只有青春似火的演员才能胜任。我初看无名艺人演出的时候，他实际已经行近中年，演到后来，腾空翻扑就要检场的给他托腰了。过不了几年，衰态越来越显眼，行头也越来越陈旧，我看着看着，渐渐起了一种不忍卒睹的沉重感觉。最后已经看不到他演《伐子都》，只在有戏里充下手，甚至跑龙套了。但少年人不解世途的艰辛，我依然恋恋不舍地跑去看戏，幻想能再看到他的《伐子都》。有一天，这个草台班就在我们镇上演出，—这种戏班，照例有一只班船，载着全班演员，戏箱道具，浮家泛宅，沿着演出的村镇到处流浪。—我兴冲冲地到停泊班船的河边看热闹，欣喜地看到了这位无名艺人的庐山真面。我没有料到，在台上那样威风凛凛，似乎能够呼风唤雨的角色，在台下却完全像个朴实的庄稼人，披着一件黑色的旧短棉袄，和同伴一起，蹲在岸边，端着蓝花粗瓷饭碗，津津有味地吃饭。额头有了皱纹，只是那双眼睛，还不曾完全失去光彩。我失神似地看着他，他觉着了，似乎猜到了我是他的一个看客，朝我温和地笑笑，微微颔首，显得那样安闲自得，把我荡漾心头的一抹怅惘扫除净尽。岁月如流，人寿有限，我怕这位无名艺人，大概早已与草木同朽了，但这个片刻的印象，却和他精湛的艺术一起，雕镂般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历历如画。
世人以无限的钦辞艳说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易卜生、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程长庚、梅兰芳……他们是如何的文采绚烂，光芒万丈，如果没有这许多天才的卓越贡献，我们的艺术天宇将显得多么寥落暗淡，星月无光。世人又以无限的歆羡竞夸巴黎、伦敦、柏林、莫斯科、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世界名城的著名剧院，是如何的壮丽华美，新颖奇巧，如果没有这些高贵的艺术之宫，那些红尘滚滚、人海滔滔的城市将显得多么浮嚣浅薄，枯燥无味。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却愿以深挚的谢意，献给那难以数计的草台班和无名艺人。他们走遍山坞水涯，穷乡僻壤，把自己的艺术无偿地送给胼手胝足的芸芸众生，滋润大家的心灵：而自己则粗衣食，碌碌终生，默默无闻。他们自甘雪中送炭，不屑锦上添花。如果没有他们，广袤无垠的世界将减损多少色彩，成千上万的大地之子将经受多少难耐的精神饥渴！
“天涯何处无芳草”，无名氏，草台班，多么浩茫壮阔的生活舞台，多么平凡芳醇的人生戏剧！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写毕壬戌年元旦抄改。
［鉴赏］
柯灵（1909~2000），原名高季琳、生于广州，原籍浙江绍兴。著名报人、电影剧作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眼识过人的随笔作家，常以富于历史感的理性精神打动读者。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香雪海》、《长相思》、《遥夜集》、《柯灵散文选》等。
《无名氏》这篇散文构思新颖，别具一格，全文以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条以乡下草台班里的演员“无名氏”及作者联想到的人与事为线索；另一条以无名氏艺人表演的戏目《伐子都》及与之具有同样哲理的外国戏剧为线索。高明的作者并没把这两条线索分离开，而是把它们有机地融合起来。由草台班的演出写起，写到无名艺人卓绝的表演艺术，从而联想到《伐子都》与莎士比亚剧作的异曲同工之处，又写到解放后《伐子都》及演员的命运，由此怀念起无名艺人的平凡生命，最后写到草台班及无名艺人给中国贫瘠土地上洒下了甘霖。文章结尾抒发了对无名氏和草台班的无限热爱之情，与题目紧紧相联。全文虽有两条线索，作者写来却丝丝入扣，毫无游离之感。因为贯穿这两条线索的，是作者深邃的思想。
这思想表现在两代《伐子都》表演者的不同命运上。第一代是“无名氏”，虽然他没留下名字、时间也相隔了五、六十年，但其精湛的艺术，却令作者久久不能忘怀。
无名艺人的表演，把美带给了人民：《伐子都》戏目本身也把人性的丑恶揭示给人看。作者大胆地将中国的古老戏目与世界名剧《哈姆雷特》、《麦克佩斯》相比较，发见它们所揭示的共同内涵，赞美《伐子都》“完全可以与前剧骈肩而无愧”，作者没有滥加赞美之辞，而是将他们与著名的艺术家相媲美，这种笔法使文章回味无穷，作者的功力之深也可略见一斑了。
文章并末停留在对“无名氏”的赞美上，而是拓展开来在赞叹之中求索人生、考察世情，草台班无名艺人的朴实平凡，《伐子都》剧作者的湮没无闻，戏台上子都的志得意满与最终泯灭，现代超级公孙阏们演出的一出出鬼戏及其收场，构成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世情图”。“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作者求助于历史，放眼于将来，揭示出“野心”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是向世人敲起的警钟。
柯灵散文的语言，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说过：“语言的锤炼对散文的创作有重要意义。”在《无名氏》中，柯灵对语言的锤炼真正是炉火纯青，正所谓信笔挥洒，佳句天成。如文章开篇写草台班演出的情景：“但梦里真真……只有顾恺之、吴道子、达·芬奇、伦勃朗那样大手笔才摹写得出来。”在不到二百字的篇幅里，作者写得灵动活泼、神采飞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妙语珠联、可谓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幽远、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却又如此典雅优美，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古典文学的深厚素养。
《无名氏》可说是柯灵散文的代表作。从立意的结构艺术、语言风格，都足以体现柯灵散文的特色与风格。我们渎《无名氏》，不禁为其高远的立意、精妙的结构和典雅的语言所倾倒。
写在贝壳上的诗。
柯蓝。
人们对来自大海的贝壳，都充满一种异样的感情。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甚至觉得每一种不同的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
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接待过来自海洋国家的国际著名诗人聂鲁达。这位远涉重洋长途跋涉的艺术家，在他的行囊里，装了一箱各色各样、成千上万的贝壳。我看了他那些闪光的美丽的各种贝壳以后，笑着对他说：“你大概被这些贝壳上写的诗，和充满诗意的故事迷住了—”翻译同志把我的话，转告了他。他听了先还愣了一下，接着就连忙点头，热烈地和我握手。好像在他乡遇到了知音。
六十年代我遨游了祖国的东海岸之后，又到了南海。我对一位朋友表示了我对贝壳的爱好。第二天他来到我的住所，打开一个布口袋，哗啦哗啦地往我的桌上倒出了几百个黄的、红的、绿的、花色五彩的贝壳。我激动地抚摸着这些大的、小的、圆的、尖形的、卷筒形的光滑的贝壳，心想：这要多少时间，要经过多少人之手，才能收集到这么多珍贵的贝壳呵。他怎么魔术师似的一夜之间就将它们送来了呢。他微笑着说：
“这些贝壳是南海文工团歌唱队和舞蹈队的女演员们，几年来在外出演出过程中收集珍藏的。她们听说你来了，托我转赠给你。”
我又是惊喜，又是愧疚，竟责怪起我这位朋友来：
“咳！我又不认识这些年轻姑娘们。她们好容易收藏了这些美丽的贝壳，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什么感情上的纪念品，你怎么这样粗暴，要她们送给我呢？—”接着，我就嚷着要他把这些美丽的贝壳给送回去。
朋友感到受委曲了。他说：
“你虽然不认识她们，可你到我们南海来了。她们是知道的。那天在会上，我只随便提到你喜爱贝壳，还说了你讲过：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她们听着都笑了。其它，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知道，只有文工团的女演员们才藏有珍贵、稀奇的贝壳，一般的男演员们只能拣得到一般的贝壳。而女演员珍藏的贝壳，连看也舍不得给你看，还舍得拿出来送人吗？所以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怎么会粗暴到要人家送来呢？—”
“那后来又怎么送这许多来了呢？”
朋友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恐怕是你那两句话，打动了姑娘们的心，她们才纷纷托我把这些美丽的贝壳转送给你。她们说，那个从东海到南海来寻找贝壳的人，对贝壳如此知心，那就把最好的贝壳交托给他珍藏吧—！”
听到这些话后，我先是愣住了，接着又连连点头，热烈地抓住我朋友的手，也好像是在他乡遇到了这么多的知音，感到异常激动。
从南海回来后，我把这些珍贵的贝壳，非常爱惜地装在一个漂亮的奶油色塑料盒里，同我的一些珍贵的生活照片放在一起。孩子们见了都抢着要拿去玩。我一个也不给，只准他们围在小桌边看一阵。从孩子们又黑又圆的眼睛里，看出他们也是对贝壳充满了幻想的。女孩子问：
“这些贝壳—都是活的吗？会动吗？—”
“它们过去都是活的！—”我怎么说呢？他们都还小，不懂得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的话。至于有关贝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到她们长大上学之后，才能学到。我随手从一堆贝壳中，拣起一个长尖形的花螺，故意一扭一动地送到小女儿的鼻子跟前，吓得她又惊又喜地钻到我的怀里。
从此，玩赏这些贝壳，便成了我们家庭，以及来访的客人们的一种乐趣。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的“英雄”们把我的家抄了，这些贝壳和生活照片全部被抄走。照片当然是撕毁，这些贝壳也都不见了。起先，我觉得对不起南海的那些不认识的演员姑娘们，在感情上觉得很难过，但后来，我也变得麻木起来了。从此下决心，再不收藏贝壳了，当然更不说什么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这类的傻话了。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诗和故事？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收藏南海贝壳二十年以后的今年，我又在青岛拣起了一对红艳艳的贝壳，放在我的桌上。
那一天，一位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约我到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去，认识了那里的一位研究员张福绥同志。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待人热情的海洋研究工作者。大概由于我对海洋的迷恋太深了、幻想太多了，所以一见面，就对他发生了好感。因为他做着我想做，而又不能做的工作。记得我刚来青岛，便连续几个早上和晚上，来到大海边，静静地坐在赤褐色的礁石上。我面对着脚下飞溅的浪花，一望无边的波涛，以及在天水之间闪闪发亮的星星点点，说不出是兴奋，还是沉醉，弄得我长久长久地不忍离去。先还以为这是我们生长在山区和平原的人，对海的一种特殊的眷恋。后来，我发现一些在舰队工作的水兵们，也是这么爱坐在礁石上，长久地凝视着如此广阔，如此千变万化的大海，难道他们还没有看够海吗？于是，我便觉得海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而偏偏又如此诱惑着人们向她窥视，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要征服她的欲望。航空兵要征服的蓝天，是一个空间的海洋，云雾风雨的海洋；水兵们要征服的大海，却是一个很难说明的水的世界。
想起征服大海，我记起今年四月在广东时，汕头地委李书记陪我去饶平县，参观他们几年前搞的围海造田。小汽车沿着围堤跑了一天，看到了围下来的一百几十万亩稻田，看到一条全长五千多米，全部用石头垒起的防海大坝。雄伟的工程使人想到当年围海时的艰苦。据说，除了动员饶平和澄海两个县的几十万民工，还有几万解放军和干部参加了劳动，所用的石方，全靠广东农民兄弟用自行车驮运。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块重约三百来斤的石头，捆在车上的后轮货架上。广东同志骑车技术实在高超，驮这么重的石头，仍然可以骑在上面飞跑。在当时向海要粮的口号下，出现了许多英雄故事，我们听了，至今深为感动。但事隔几年之后来看围海造田的结果，到底如何！群众议论纷纷，毁誉不一。实际情况是围田中，只有十几万亩能种谷，另外几十万亩却没有围成，淤积着几米深的海水。而且围堤大大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沿海群众捕捉不到鱼、虾，反而减少了经济收入。看来，向海要粮这个口号是利少害多的。不按规律办事，主观上想征服海洋，结果却破坏了海洋。海洋研究所的同志们，包括张福绥同志，他们才是真正征服海洋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刚刚见面，便觉得很熟悉了。张福绥是研究贻贝的，目前侧重攻研贻贝（又名淡菜）的繁殖，和扇贝（俗名干贝）的试验配种。今年各地提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多种经营，发扬优势”的口号，在胶州湾沿海，开辟了大量养殖场，不少公社纷纷饲养经济价值很高的对虾，可惜缺乏喂养对虾的饲料。于是有人提出发展淡菜，用淡菜来喂养对虾。这一来，对张福绥他们研究淡菜大量繁殖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天，张福绥邀请我们几个人参观了他们楼下的小小试验室。设备很简单，一个用水泥筑的小水池，只有半人高，大约四、五米长，这就是培殖小贻贝的地方。他们通常把一些橡胶绳子扎成一把，让贻贝的卵依附在绳子上，然后放在水里孵化、培育。等它生长出来，便放到海上养殖场去。孵养出来的小贻贝，有多大呢？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胶绳上，只有西红柿里面的籽那么大小。张福绥说：
“你们要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海上养殖场去看看。”接着他又说，“现在有人提出开辟‘海上牧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理想的海上养殖事业。当然实现起来还有一些条件要解决。但是海上牧场，却是对海洋最大限度的利用，每一亩水面都不会荒芜。如果选择像胶州湾这样的海面，出口小，养殖的海产不会外流，是很适宜的。”
他说的“海上牧场”，就是指在沿海划出相当的水面，辟为牧场。每年不只是消极地在沿海打捞、捕捉水产，而且积极地在水面养殖、放牧各种海产如海带、贻贝、扇贝和各种鱼虾。这样，使海水成为水产源源不竭的耕地。……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对他描画的海上牧场远景，当然还有许多地方不懂，不过，按照海洋出产的规律，订出科学的计划，进行细心的经营和管理，这样来向海要粮（这自然是海中之粮，不是陆地上的粮）才是真正的征服海洋呢。
这一天，阳光真是美好极了。张福绥同志和养殖场的张技师陪同我们来到了海水养殖场上。一片蓝天，一片绿水，我们几个坐在场里的小木船上，除了轻轻的摇橹声，四周是如此的静寂。水面上浮起的一个个排球大小的玻璃浮标圆球。一行一行像是运动场上跑道的划线，起码有五、六百米远。这是海带的繁殖架。眼下海带已经收割了，只看见埋在海水中的绳子。放眼看去，这广阔的养殖场大约有六七百亩水面。远处有两三只小木船，上面有三四个养殖场的女工正在往海里放一把把轮胎剪成的绳子。
“她们在胶绳上培殖牡蛎苗。”海水养殖场的张技师在向我们解释，“我们这个场过去只种殖海带。每年收获的海带，拿去做碘。现在用碘，不用进口了。我们在海带收割后，还养殖贻贝、牡蛎。”
我听他讲起牡蛎，便记起西欧许多小说中，描写的外国宴会上常有这一道名菜。我没有见过这种牡蛎苗，便想把小船摇过去看看。
“不行。现在的牡砺苗，小到用肉眼看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