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被削职回乡，常熟知县朱某求翁字，不得。朱某乃严询其仆查问翁起居等况。翁愤甚，即每日作汇报条讽刺之，如“今日洗足，请老父台驾临看管”等语，朱某得条，仍裱成条幅张挂。翁知之大窘，只得以手书屏交换。
康有为一生喜到处题字，写字无数，他最喜欢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
康有为为广州、肇庆水灾写字义卖，每天求书者二三十人。康让刘海粟每天临摹对联十余幅，由他选定，凡认可的，加盖“康有为”，“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等两印章。
杨度写字，每天清晨要家人磨出大碗墨汁，后来用一个简单机器代手磨墨，不然，就供应不上墨汁。
张大千十几岁时，在上海跟大书法家李瑞清学书法。李要他听谭鑫培的戏，说：“谭的唱腔抑扬顿挫，如同书法的运笔。尤其谭的收音，就像写字的收笔，精神饱满，而非一泻而尽。”
柳亚子写得一手别人不易看懂的好草字。有次他给朋友写信，那朋友看了又看，研究了又研究，还是有很多字不能认识；心有不甘，便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剪下来，贴满一张纸，寄回给柳亚子。不料柳也有几个字不能辨认，他只得期期艾艾地说，“这……是要讲文理的。”
柳亚子写字潦草。他在给曹聚仁的信末附言说：信中的字“你如不认识的活，我当面念给你听”。
柳亚子写字不计工绌，自认为书法“糟糕”，自到香港后，却因求者过多，竟卖起字来。他卖字，不论中堂、立轴、屏条、横披、画下、扇面，每件润例均港币百元。
谭延闿因求书甚众，乃令幕僚之擅书写而又善于仿效其书法者代为挥毫。因图章印泥，甚至所用之笔绝无相异，故考证谭氏遗墨真伪大为不易，
清道人（李瑞清）在上海卖字，初订书例，内中称：“周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字，无不能写。”适杨钧由湖南来上海，见之问他：“若欲开照相馆乎？余以为君岂能尽能，能亦无味；自窘自绳，殊可不必。”李听了方始清楚，遂援笔改订。
马一浮书画润例，先有声明只写一年，并订二条规则：（1）一律不题上款；（2）他人书画碑帖，真赝杂出，凡有友朋见属，概谢不应；（3）凡自作诗者请他写，皆以一首为限，过此弗应。还有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祠墓碑表寿序等联、市招征启及讣告题签，一概不书。
马一浮曾为杭州“石氏眼科医院”题额。他说：“余苦目疾，久不愈，石君为我悉心治疗，既愈，概璧余酬。诘以故，曰：愿得某书一额，于愿足矣！余感其意而乐为之书。”
章太炎给杭州大井巷书“张小泉剪刀”五字，“剪”下省去一刀。老板持而请释，章说：“刀”明明在旁，何用再书？此后顾客皆认“前”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写条子要仆人买肉作羹。但是仆人跑遍苏州城内各肆，最后两手空空回来，对章太炎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都说没有。”原来纸条字迹潦草，将“肉”字写得与“月”字相同了。
章太炎写字不满意，即置于废纸篓，这些墨迹却被仆役出售。章察觉后，把字纸戳破，丢在废纸篓里，以为稳妥。不料仆役将它装贴补齐，仍旧拿去出售。
章太炎晚年为人开药方，写的是金文，药店不认得。事后章太炎愤然说：“不认识字，开什么药店。”
汪东用章太炎名义创办《华国月刊》，所需经费用章名义卖字筹集。其实字是由汪东代笔的。他模仿章的字，几可乱真。每隔一时，汪东就将写好的字捆成一捆，送来请章亲书下款和盖章。
陈独秀访沈尹默，一见面便说道：“你的诗作得很好，但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沈闻言，痛下决心练字，终自成一家。
沈尹默在北大任教时，常把米芾手迹照片揣在口袋里，有空就拿出琢磨。
沈尹默于帖学精到之致，潘伯鹰曾比他为柱下老聃。
沈尹默在重庆，某天他临摹米芾临本兰亭序，并参以褚（遂良）临本，写后自感不满意，扔在字纸篓里，被于右任发现，即取出欣赏，并裱褙。
周作人“苦雨斋”横幅为沈尹默所写；侧房“假药庐”为俞平伯写。
胡士莹中学时代已写得一手好字。尔后他抄录乡邦文献和古旧小说，天天学书，自称：“春夏秋冬一百年，正草隶篆三亿字。”
齐燕铭在大学时以写楷书得名，后因有同学写得比他好，就改写隶书和小篆，故其擅长三种书法。
贺天健青年时学书法师赵仲穆，写得一手秀丽小字。到上海后，行家看了他的字说只能给人当抄写员，要他改学张猛龙和张黑女，习隋碑和汉碑。贺天健于是从头学起，至使后来书法丰满挺拔。
钱钟书读小学时，写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字能规矩地写在方格里。但先生却常以“眼大于箕”、“爽若哀梨”，评述他的文章。
刘云若写字极小，用毛笔，且从不写草稿，亦不作修改。排字工人因字迹太小，有时要用放大镜方能看清楚。稿纸一般用红格纸，字小行密。刘有时身边无稿纸，辄撕报纸边一条写之，亦足敷一日之用。
吴子深字学董其昌，把家藏董其昌字帖取出，又请李根源在民间广泛收集董氏法书，请人刻了100块董字的书条石，他朝夕临摹，由此写得一手好字。
郑逸梅和尤半狂均拙于书法。郑自称涂鸦之笔为“鸦字”；半狂也自称横行之笔为“蟹字”。
刘师培书写拙劣，却还想卖字。黄侃说：“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于省吾认为郭沫若书写的“戈”在书法上不足为取。
王遽常八九岁时，见家藏成亲王永瑆帖，想临摹。父亲以为其性偏刚，乃授以欧阳询《九成宫碑》。
舒同幼时家贫，乃削竹为笔，调泥为墨，习字于青石板上，9岁已小有乡誉，后书法自成一体--“舒体”，又称“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颜（真卿）、柳（公权）各取一分，取何（绍基）半分。
马君武为学生写字，来者不拒。有次他为某学生写字，写了一条上联后，那学生讨好说：“马先生的字，就好像于右任先生一样。”马不悦说：“不好说于右任的字像我吗？”把笔一搁，坐在沙发上不写了。
刘半农和钱玄同相见，便各自夸：我的字至少总比你写得好！
钱玄同曾在北平公味斋素菜馆对蔡元培说：“你写的字这样蹩脚，怎么让点了翰林的。”蔡笑说：“因为一位主考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对钱所嘲，不以为然。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他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邓散木的书法是从萧蜕庐的，刻印是从赵古泥的，且书和刻都有青出于蓝之誉。
吴稚晖尤擅篆书，又明医理。有次为妻诊脉开方写了篆书，药店不识，吴发怒说，“你们竟连这也不识，如果我写了石鼓文，又将怎样呢？”
张钰哲能写一手好字，尤其是隶书。陈遵妫向他索字，他以荀子名言书写条幅相赠：“勿说人之短，勿道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任二北（字仲敏）精小篆，尤工画印，题字署名不用印，却是临时画印；常画一印“伯叔之间”。任说：“乃仰慕邓石如（顽伯）、赵之谦（撝叔）之意也。”
黎锦熙为人写字，如一半汉字一半国音字母拼音，只收一半的钱；若全部用国音字母拼音书写，则分文不收。
吴承仕为学生鲁方明（余修）写立轴，有“黑渊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池上架屋官之祠，龙不神，入神之。”
吴承仕会客室挂有其师章太炎小篆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吴亦有自书小篆联：“松间明月长如此；世上浮名何足论。”
陈衍去广州讲学时，曾为人作书。一次，有位贪小的人送钱要写一幅大字，后又要求免费写一小斗方。这人走后，陈愤怒地说：“买一口大棺材，还要带一口小棺材。”
李叔同在上海《太平洋画报》任文艺编辑时，曾以隶书笔意写英文莎士比亚墓志，与苏曼殊为叶楚伧所作《汾堤吊梦图》同时印入《太平洋画报》，为时人称为“双绝”。
田汉自幼写得一手好字，8岁时就开始替人写门联。他喜欢写字，凡有人索字，都高高兴兴地去写。因为他觉得这是练习写字的好机会--不必自己去买笔墨纸张。
蒋百里曾向张宗祥提议合作一书，上半部论中国书学在美术界的地位，下半部论中国书画源流；并议定蒋写上部，张写下部。后张书成，送上海印了几百部，蒋始终没有写出来。
蒋百里晚年爱好书法，于汉魏以来碑帖时有临摹，作为逍遣。他认为文人伏案作书不佳。作字之法，手腕臂指而外，尚须用力于腰足之间；故所作书皆以素纸悬壁上，奋笔而书，全身俱到。
30年代，上海有个青年跑到南京找于右任，要求安排工作。于问他有什么特点，他说，“别的不敢讲，这四年来朝夕临摹老先生的字，稍有可观。”且拿出一幅仿于字帖。于笑而不答，派他一个小差使。人们去问于，想必此君摹仿到家了，才受青睐。于笑着说：“并非有所厚爱，怕的是他找不到事，在外面‘鱼目混珠’。”
于右任中年写草书，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他说：“楷书如步行，行书如乘轮船、火车，草书如坐飞机。”
于右任为人写字，最喜欢写的是《礼运·大同篇》。
于右任每回故乡三原，总要上明德亭饭馆。他尤爱尝厨子张荣的“辣椒煨鱿鱼”，曾挥毫题“名厨师张荣”五个大字。明德亭为此做了匾额，悬在门上招徕顾客。
于右任搜集历代碑刻和名家法帖，曾领衔发起成立了“中华草书社”（即标准草书社）。他在-幅画上题诗说：“自乐琴书岁月长，庭前初放早梅香。闲听爆竹更新历，富贵花开供画堂。”
1940年，于右任办理了正式移交西安碑林的手续，共计捐赠历代碑刻329石。其中有北魏墓志中的精品56方和国宝《熹平石经》残石。西安碑林是中国六大碑林之首。
有人问吴翼修，于右任、马良（山东人）和吴佩孚三人书法的优劣。吴说：于师法六朝，不同凡响；马良的字，尽是茨尖，犯书法之大忌；吴佩孚的字，不见得好，他的梅花画得不错。
罗君惕善书法，其作品曾参加日本东京书画展览，所书钟鼎文被于右任赞为“近二十年来无此作”。
沙孟海14岁以抄写《修身教科书》练习小楷，并规定，如写错一字，就整页撕掉重写。
沙孟海有二事是仿吴昌硕的，一是学吴写各种字体；二是说话声高大。他说：因为吴耳聋，我也耳聋。
沙孟海在校教书法，常对学生说：“不要学我，要取法于上。学我所写的，那就变成我的师兄弟了，如专学我，在我的圈子里兜是兜不出来的。”
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卖文卖字卖演讲订立润格，遍发报纸附以小启称：“狐狸有洞鸟有食，乡下先生难度日，风高谁放李逵火？武训讨饭也不易。自杀不成怕坐牢，从来不演折腰戏，众谓我曾做书呆，便教出卖书呆气，书呆之艺卖与谁，开张岂必有生意？女生卖艺被开除，先生卖艺可遭忌？那里管得这许多，硬着头皮试一试。”
30年代，陶行知开设卖艺馆（卖字、文章、演讲）于上海。聋道人（曹聚仁）在《涛声周刊》致以贺词：“秀才出卖书呆艺，城隍庙里有同志；大脚娘姨寄家信，一只八开写一次；如意楼上《玉蜻蜓》，双档合响《朱砂记》，对尺红纸写斗方，吉庆平安元亨利；如今博士来下海，要同阿拉抢生意；真真勿怕难为情，金字招牌挂毛厕。耐阿看见梅博士，天蟾舞台唱家戏，多少马丹与密司，勿见梅郎宁可死；耐阿看见小黑姑，大家捧场大家吹，花篮排得密密层，挤破茶楼勿算事；耐阿看见小糊涂，挂起葫芦来问字；麦克麦克大洋钱，细批流年二十四；耐个博士勿识头，下流坯子无大志，喝过西风喝北风，看耐还要试不试？”
许德珩唯爱书法，随身几件宝：纸墨笔砚、《书谱》（孙过庭）、《十八家诗抄》、《唐诗三百首》和半导体收音机，即使住院治疗或到外地视察，也忘不了带上。
王蕴章喜作楷书及篆书，而不工草书。偶写草联，钤有“草草劳人草草书”一小印，表示至歉。
钟敬文字写得很小，赵景深称他“仔细得有如做簪花格的卫夫人”。
谢无量擅书法，可是写件例不钤印。他认为，书法之美已充分表现于波磔点画中，钤印未免多此一举。
谢无量卖字，总写自己的诗，写出来就被人买完。于右任说谢的字是“干柴体”，笔笔挺拔，别有韵味，是受朱熹的影响。
抗战时，萨镇冰住贵阳东山畔阳明祠，为求字者书写小屏条。其所作短诗，近似白居易。
1946年湖南遭受特大旱灾。湖南籍作家沈从文在昆明报上刊登启事，立下心愿，卖字赈灾。启事中写道：湘灾严重，死亡太多。我会写几个草字，想义卖100件，全部作赈灾捐款。
《马凡陀山歌》将付印，袁水拍为封面而踌躇。有人建议请戴爱莲题签，戴亦同意，问道：“是不是要小孩子的笔迹？”遂于哄堂笑声中一笔不苟写成。
苏州寒山寺中刻碑之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原由明朝文征明书写。太平天国时毁于战火，后由俞曲园重新写刻。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将此碑连同寺钟都劫运到东京陈列馆去了。1947年，吴湖帆因国民党元老张继与原作诗人同名，乃请他重写此诗。不意张以其所擅章草书成后，翌日即急病逝世。此书便成为他的绝笔。后吴将张书重刻，诗碑再树寒山寺中。
解放初，陈毅推颂马公愚字，请他题匾“上海市人民政府”。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时，经常赴台北南高街两家书店，和那儿老板混得很熟。他还替一家书店写了幅中堂，全句是：“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不但流露自己乐趣，也替书商找出卖书的趣味。
方纪右手残废，但他练习以左手习字，反复临摹，终于以近20年时间，练就左手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