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创办北京《晨报》附刊，由蒲柏英写刊头。但蒲写的是篆字，把附刊写成了“副镌”，刊用后被认同为“副刊”，从此通用。
《晨报》副刊连载《阿Q正传》，催生者是孙伏园。“笑呵呵善于催稿”的孙伏园，每星期必定到鲁迅的住处催一次稿，每次见面总是说：“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女作家风子编《人世间》时，其作者阵容为全国第一流，当中包括茅盾、郭沫若、巴金、田汉、胡风、柳亚子、沈从文等。以致同类期刊编者因稿荒，暗地说希望她生病。
潘汉年和叶灵凤曾合编《幻洲》，其版面别开生面。上半部是叶灵凤编的“象牙之塔”；下半部是潘汉年编的“十字街头”，各自独立，合而为一。但两人也越界发表文章，并采用了一个《越界筑路》的标题。
陆丹林办刊物，凡前清人姓氏，不称谥号或尊称，一律直呼名字。有次《越风》杂志把他写的《记康有为的老师》一文题目中康有为的名字改为“康南海”，他说，“这真把我气透了。”但文章已经发表，陆也无可奈何。这在他平生仅有一次。
马君武向《新民丛报》投稿，他的“哲学理论，颇受欢迎”；但因发表多篇后，收不到稿费，便不再投稿。梁启超深以为忧，乃伪托有罗孝高其人化名羽花女士，以写艳侠小说和艳情诗为著。当刊出多篇后，喜好艳情小说的马信以为真，遂努力撰稿，致使稿源不乏。
孙席珍与马彦祥因讨论某问题发生冲突，随之开始笔战。这时马正在编《语林》，他特出“交战专号”，在自己的“园地”内发表孙席珍议论。
伍磐昭在美国主办《中西日报》。他很善演讲，在一次演讲时说：“袁世凯生平只做了一件大利于中国的事，即是他死了--绝对地死了，很合时宜地死了，很合适地死了。”闻者粲然。
沈德鸿（茅盾）辞去上海《小说月报》主编的原因，系1922年12月10日（该刊13卷12期）他在署名“佩韦”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一文中，将“无神论”误译为“雅典主义”，为创造社成仿吾抓住把柄，立即在《创造月刊》发表《雅典主义》加以讥讽。沈不安，遂辞职。
陆费逵辑印《四部备要》时，亲自撰写广告，其中写到：“如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本错误者，每字酬以一元。”为此书局付出了几千元的酬金。
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文学。他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杂志《人间世》停刊，林语堂又创办《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1928年3月10日创刊的《新月》月刊，其开本是特殊的四方形。梁实秋说，这是袭取了英国19世纪末著名的文艺杂志YellowBook的形式。
1928年，巴金在巴黎写完第一篇中篇小说《灭亡》，抄在5个硬皮练习本上，寄给在开明书店的朋友索非。索非又把它转交给了《小说月报》。叶圣陶将小说连载于《小说月报》1928年l一4月号上，巴金一举成名。
1929年，上海《时报》刊载《东南文坛点将录》，仿《水浒》108将，将东南名士依其声望排列座次，第一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为陈三立。
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郭沫若的《反正前后》、《创造十年》、《沫若诗集》及《浮士德》译稿，均由潘汉年经手转与现代书局出版；后又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稿交张静庐的联合书店重印。
《申报》请秦瘦鸥写篇杰作，秦即写了《秋海棠》。全稿刊登了一大半，反响很大。不料1931年八一三事变起，传说报纸都要停刊，秦为要提早结束《秋海棠》，便把原定的男主角秋海棠隐居乡间而死改为跳楼自杀。
30年代初，张恨水担任北平《新民报》总编辑。有一天，他从读者来稿里发现有篇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内容不落俗套，自己也觉得颇有相形见绌处。于是全文刊登，还亲自撰写按语，称赞它是《新民报》创办以来，十余年间难见的佳作，特向读者推荐。几天后，有朋友告诉他，那是抄袭鲁迅的《风筝》，并将载有《风筝》的刊物翻给他看。张恨水读了，也不禁哑然失笑。
30年代《生活》周刊的刊名原为邹韬奋手笔，若干年后，再请他重写这两个字，但写了多遍却和以前写的大不相同，倒是该店经理徐伯昕写的冒牌“生活”两字，反而相像。
《生活》周刊由黄炎培题签。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书店名由徐伯昕仿黄手迹所书。黄炎培说：“‘生’字有点倔强的样子，敢作艰苦奋斗；‘活’字的口放大了，说明大家都有饭吃，也象征大家有话都可以说，生活书店出版物风行世界，就是把‘口’放大了的事实。”
编辑《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的赵家璧认为：读文学作品，就像是琢磨一张特殊的“蛛网”，其蛛网再大、再乱，也只有一头一尾。读书就是将这“头”、“尾”及其网络琢磨出来，为己所用。“编辑的那几部丛书，就是从这‘网络’中得到启示的！”
赵家璧最早的一部书评集，是30年代出版的《新传统》。他说：“我看书编书四五十年，得出的一点经验是：无论是逛书店还是看书，都应该学会联想，学会用自己的思想去剖析每一部作品，学会从作品的装帧、开本、编辑构思，乃至作品内容中汲取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
胡愈之珍爱文摘类刊物。他亲自设计一种资料柜，将剪报资料分类插放，以便于查阅。他要求资料室工作人员对资料实行科学化管理，做到“不论什么资料，个人放进去，任何人都能够拿得出来”。他要求大家重视报刊上的更正，把它们同原资料贴在一起。
谢冰莹《从军日记》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时，谭延闿写信问主编孙伏园：“谢君不知是男性还是女性？”外界有人认为谢冰莹是冰心的另一个笔名，也有人说是冰心的妹妹。
简又文以主编《逸经》闻名，即拟开办五经书局，另创办《不经》（幽默、轻松），《女儿经》（专述妇女），《生意经》和《正经》（道德、伦理、哲学、宗教）。
左联成立后，南国社领袖田汉写了一篇《我们的自己批判》的文章，洋洋十万余言，刊登在《南国月刊》上。整本刊物只登了他这一篇文章，可说是杂志界的空前绝后。
洪深为田汉50寿辰，在其主办的上海《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副刊，以全版刊登郭沫若、周信芳等70余人贺词。通栏标题为：“秀才人情纸一张”。
1936年11月23日半夜，“七君子”被捕。萨空了24日凌晨得知消息，当即把已拼好了版、早晨要印的报纸一版右下方抽了-条短消息，加上粗花边，排标题《今晨七人被捕》，消息内连七人的姓名也没提。但就是《立报》这个小方框，最早传出了“七君子”被捕消息，震动全国。
孙伏园主持重庆《中央日报》副刊时，从不向名人约稿。他说：“采访名家的稿子，好坏都得发表。不然，得罪人。”
乔冠华在香港《时事晚报》任编辑时，每逢以“乔木”署名的那天，报纸售出数可比通常增加一倍。其文章常用“如所周知”一词，故友人戏呼他为“如所周知”。读者看国际形势，也莫不以乔文为准。
刘大白逝世前半年，从南京到上海见夏丏尊，并拿出他的大作《中体外形律评说》，原稿干余页，拟在开明书店出版；后刘在病榻上，犹时时驰函以出版此书为问。夏劝他重写后付石印，因为原稿里有很多特别符号，排字工人为之皱眉束手。可刘大白不同意。后来刘大白病死，开明书店曾拟以原稿摄影石印，但因原稿用紫色墨水写，且涂抹之处不少，遂以摄影不良而作罢。
陆费逵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时，喜欢亲自草拟文稿。他的理由是：有事还要向文书讲清原委，吩咐如何措辞，文稿写成之后，又要亲自阅读修改，不合意的，还要重新撰写，不如自己动笔，省却许多时间。
邓散木主编《工商日报》，署名钝铁。有天报上刊出钝铁死了的消息，引来了很多哀悼文章；过了半月，报上又刊出钝铁复活的消息，又有了不少祝贺文章。原来，这前后消息都出自邓本人的手笔。
1946年《上海文化》曾请读者投票选举“最钦佩的作家”，结果前三名是巴金（190票）、郑振铎（103票）、茅盾（51票）。
1947年，《大公报》编辑学者、作家特辑，搜集照片却颇费一番功夫。原因是很多人拿不出来。冯至说：“近来遇到须贴相片时，都改作打手印了。”钱钟书说：“外面寒风苦雨，也实在怕上照相簿。”沈从文是临时由照相簿上将14年前的旧影扯下来充数，巴金是不得已以现成画像代替了的。
许寿裳主持台湾编译馆，凡出版书刊，不允许有一个错字，连一个标点也不允许有错。他自己的一部《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就亲自校对了3次。
1955年戈壁舟任《延河》杂志主编。他在编辑部宣布，自己稿子不在《延河》发表，并要副主编魏钢焰、汤洛也这样做。他说：“咱们的东西，若是质量可以，哪里不能发？若是质量不行，就不该自拉自唱，自编自发。”
王任叔（巴人）写了几百万字作品，但生前没有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书。他说：“因为我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