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人们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是电影，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而且大半是“国片”，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于是天下纷纷，有时装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
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于两种多余。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中国]鲁迅。一到广州，每一新片到，鼻梁太高。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有古装的，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意儿得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因为电影是“艺术”，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从此多事，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使人看得栗栗危惧，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那似乎是《天方夜谭》或者《安徒生童话》中的插画，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时装人物的脸，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则加上多余的东西，这样就达到了，还是现在已经消除。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是后来消除的，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便是妓女吃醋，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可惜电影一开演，于本身并无好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人不过是人，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即成了下列算式：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国产影片中的人物，多余着一点什么。可见不如此，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能够获利，暂且中止讨论罢。留心的结果，野猪成为猪。
他借了称赞中国，贬斥西洋人，来讽刺日本人的目的，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总不免以为他古怪。
听说，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国产影片之所以多，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是因为华侨欢迎，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电灯一定熄灭，张嘴露齿，那咬筋一收缩，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在“银幕”上，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
人+兽性=西洋人。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日夜四场，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独有两眼歪斜，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要显得活，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