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锋锐严厉者
这种人言辞锋锐，爱好争辩。谈话时他一旦逮住对方语言的漏洞就会不留情地反击，让对方无话可说。这种人看问题一针见血、眼光犀利，但由于急于找到并攻击对方的弱点，从而忽略从总体上把握问题的关键，陷入舍本逐末、顶牛抬杠的处境而不能自拔。
四、温顺平畅者
这种人说话速度慢，语气平和，性格温顺，权力欲望平淡，与世无争，易与人相处。但因为用意温软，而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胆小怕事的状态，对外界人事采取逃避态度。如果他能遇上一个肯提携他的人，从旁帮他一把，教导他磨炼胆气，知难而进，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能刚能柔的人物，会有一番大作为，令人刮目相看。
西晋时王湛在父亲去世后，居丧三年，丧期满，就居住在父亲坟墓的旁边。他的侄子王济每次来祭扫祖坟，从不去看望叔父，叔父也不去见他。偶然见一面，也只不过说几句客套话罢了。有一次，王济试探性地随便问了一些最近的事。王湛回答时措辞、音调都适当，音色温顺平畅，大出王济意料之外，他不禁大吃一惊。他觉得叔父不再是从前那个胆小怕事，没有主见，意志软弱的人了。因此继续和他谈下去，越来越精粹入微。在此之前，王济对王湛全没有一点儿子侄和长辈间应有的礼貌；自从听了他的言谈后，不觉心怀敬畏，外表也肃穆庄严，于是留下来日日夜夜地相互谈论。王济虽然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但在叔父面前，自愧弗如。有一次，王济听了叔父的谈话后，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家里有名士，30年来却不知道！”晋武帝每次见到王济，常常拿王湛当作笑柄，问他：“你家里那位傻子叔父死了没有？”王济往往无言答对。这一回，他对叔父有了认识，当武帝又像过去那样问起时，便说：“臣的叔父并不傻。”接着，就如实地讲了王湛的优点。武帝问：“可以和谁相比？”王济说：“在山涛之下，魏舒之上。”经王济这一番广告宣传，王湛的名声一天天地大起来，28岁时他开始步入仕途，终为人所知。
五、圆通和缓者
这种人为人宽厚仁慈，性格大度优雅，具有圆通性，对新生事物持公正包容的态度。在语言上圆通能使一个人在交往时显得温和可爱，具有柔和的言辞和态度，不轻易进行争论，以免伤了和气。拥有这种才能的人，总是“入乡随俗”，不在别人面前大露棱角，举止、言语无不八面玲珑。这种人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因为搞好人际关系，这是必要的条件之一，尤其是外交官，若不会交际与圆通，必然难以胜任。
六、激荡回旋者
这种人有强烈的好奇心，有独特的思维能力，敢于向传统挑战，敢于向权威说“不”。他们对事业开拓性强，经常弄出些奇思妙想，令人赞叹。他们在语言上的特点也与众不同，异想天开，独树一帜。他们的缺点是不能冷静思考，难以被世人理解，成为孤胆英雄。
七、浮漂燥热者
这种人易犯浮躁的毛病。他们做事情既无准备又无计划，只凭脑子一热、兴头一来就动手去干。他们不是循序渐进地稳步向前，而是恨不得一锹挖出一眼井。结果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谈话时留心的音调
因音调是声音的三个主要主观属性——音量（也称响度）、音调、音色（也称音品）——之一，表示人的听觉分辨一个声音的调子高低的程度。
肖邦曾在一家杂志专栏中叙述道：“当一个人想反驳对方意见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高嗓门——提高音调。”的确如此，人总是希望借着提高音调来壮大声势，并试图压倒对方。
音调高的声音，是幼儿期的附属品，为人性的表现形态之一。一般而言，年龄越高，音调会随之相应地降低。而且，随着一个人精神结构的逐渐成熟，便具备了抑制“任性”情绪的能力。但是，有些成人音调确实是相当高的，这种人的心理，便是倒回幼儿阶段了，因此，自己无法抑制任性的表现。在此情况下，也绝对无法接受别人的意见。
在有女性参加的座谈会上，如果有人的评述牵扯到某位女士，被批评的那位女士便会猛然地发出刺耳的叫声，并像开机关枪似的开始反驳，使得在座者出现哑口无言的场面，座谈的气氛已荡然无存。音调高的声音，被看作精神未成熟的象征。
言谈之中，还有所谓语调的抑扬顿挫，对一个人的外在表现非常重要，甚至有时也能决定人的沉浮。
明成化年间，兵部左侍郎李震业已三年孝满，久盼能升至兵部尚书，恰好这时兵部尚书白圭被免职，机会难得。不料朝廷命令由李震的亲家、刑部尚书项忠接任。满怀希望的李震大为不满，对他的亲家埋怨说：“你在刑部已很好了，何必又钻到此处？”过了些天，李震脑后生了个疮，仍尽力朝参，同僚们戏语说：“脑后生疮因转项。”（意指项忠从刑部转官而来。）李震回答说：“心中谋事不知疼。”他仍然汲汲于功名，不死其心。
其实李震久不得升迁，原因是他说话的声音影响了皇帝对他的印象。在皇帝看来，忠臣奏朝章往往能朗朗而谈，奸臣则声音低沉而险恶，李震的声音历来沙哑而不定，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因为他素患喉疾，每逢奏事，声音低哑，为宪宗皇帝所恶。与李震一殿为臣的鸿胪寺卿施纯，声音洪亮，又工于辞令，在同僚中甚是出众，宪宗对他很欣赏。因而升官的事自然与李震无缘。这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说明了音调对人们印象的重大影响。
闻声辨思
生理学认为，声音中上佳者，应是始发于“丹田”中的。丹田，在人身脐下三寸处（古之道家有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之说，这里属其一）。发于丹田的声音深雄厚重、韵致远响，是肾水充沛的表现。肾水充沛，身体自然健康，能胜福贵，因而主人福贵寿全。同时，这种丹田之气充沛，丹田之声洪亮悦耳，易引起共鸣效果，给人舒服浑厚的感觉。不好的声音，则是那种发于喉头，止于舌齿之间的根基浅薄的声音。这种声音声气不足，给人虚弱衰颓之感觉，为肾水不足的表现。
《礼记》中曾谈到内心与声音的关系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到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
对于一种事物有感而发，必然表现在声音上。人外在的声音随着内心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是外物使它那样。
人的声音会随内心的变化而变化，若一个人如果内心平静，声音就会舒缓和顺；若一个人如果内心清顺畅达，声音就会清亮和畅；若一个人如果内心渐趋兴盛，声音就会偏激热烈。
有关闻声辨思这方面的知识，《逸周书·视听篇》有四点内容可供参考：第一，内心伪善的人，说话声音紧张结结巴巴，这是心虚的表现；第二，内心诚信的人，说话声音清脆而且节奏分明，这是坦然的表现；第三，内心卑鄙乖张的人，心怀鬼胎，因此声音阴阳怪气，非常刺耳；第四，内心宽宏柔和的人，说话声音温柔和缓，如细水长流。
不同的声音会给人不同的感受，经过心理学的调查，大致形成这样几种类型：第一，声低而粗。这类人生活在现实里，性格成熟潇洒，较有适应力。第二，声音洪亮。表示此人精力充沛，具有艺术家气质、有荣誉感、有品位、有热情。第三，讲话的速度快。代表此人朝气蓬勃，活力十足，性格外向。第四，外带语尾音。这种类型的人，精神高昂，有些女性化倾向，具备艺术家气质。
以上这四种类型的声音，不论在交易或说服的工作上，都具有较为正面的作用。同样地，也有产生负面作用的声音：第一，鼻音。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种声音。第二，语音平板。较男性化，较沉默、内向、冷漠。第三，使人产生紧张压迫感的声音。这类人很自傲，喜欢用武力解决事情。
好的声音和谈话技巧能提高说服力。那些说话音粗而低、说话速度快、尾音明亮的人能给听众一种“这人值得信任，积极、潇洒、有领导才能”的印象。
音乐识人
音乐不仅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性情，而且通过仔细聆听演奏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也可以听出演奏者的心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音乐也是如此，通过乐声识人是有科学依据的。
《论语》记载，孔子在卫国时打击磬石，有人身背草编的筐子从他门前路过，说道：“这个击磬的人很有心事啊！”过了一会儿，这人又说：“击磬的声音深切激越，但表达的感情则是浅显平易。怎么那样固执呢？大概是没有人了解自己吧！”
钟子期精通音律。有一天夜晚他听到有人击磬的声音，感到很沉闷，内中有悲伤之意。于是钟子期派人把击磬人召来问道：“您击磬的声音为什么那样低沉？是有什么悲伤的事吗？”击磬人回答说：“我的父亲不幸因杀人而被处死，我的母亲因此被罚，要为公家酿酒，我自己也被罚作公家的击磬人；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我还想着如何能赎回母亲，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所以我感到十分悲哀！”钟子期感慨地说道：“真叫人伤心啊！人心不是臂膀，臂膀也不是木椎、石磬，但是人的心里伤心悲痛，木椎、石磬都有感应！”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人在一件事上精诚就能感通别的事物，自己有了真诚的感情就能感动别人。
《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要为渔阳百姓击鼓免过，击鼓演奏《渔阳》曲，在走上鼓台的时候步履缓慢，容貌神态都大不一样。当他击鼓的时候，那声音高昂激越，悲壮感人，听到的人无不慷慨感叹、悲愤不已。
《晋书·王敦传》记载：有一次晋武帝召见当时的贤人一起谈论声伎艺文之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众说纷纭，只有王敦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好像他们所谈论的与自己没有关系一样。然而，他的气色非常难看，当有人让他说说自己的见解时，他说自己只知道击鼓作乐，于是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挥椎击鼓，鼓声和谐激昂，而王敦本人更是神气自得、旁若无人一般。当时在座的所有人都为王敦雄迈豪爽的风度倾倒而赞叹不已。
根据一个人演奏的音乐可以探明一个人的心迹，而根据一个人所喜欢听的音乐也能辨识此人的心志。
孔子认为，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情感在心中激荡，便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声音组合成条理，就叫做音乐。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快乐，这是政治宽和的表现；乱离时代的音乐哀怨而愤怒，这是人民困苦的表现。
传说殷朝末年，乐师延受命为纣王作曲。纣王喜声色，遂命延奏缠绵悱恻的歌舞之乐，延不肯，纣欲杀之，无奈而谱曲。纣王耽于享乐的音乐，不再理朝政。武王伐纣时，乐师延抢琴东走，投濮水而死。自此，水中常有音乐声靡靡传出。
公元前534年，卫国灵公应邀去晋国虒祁宫参加庆典，傍晚的时候住在离江边不远的地方。半夜入睡后，朦朦胧胧中似乎听到琴鼓丝竹之音。他披上衣服俯看窗外，侧耳细听，这乐声时隐时现，微妙悦耳。询问左右之人，都说听不见。便召来乐师涓。听后，涓告诉灵公：“我能够听出大概。明天之前，我就能将这乐曲写出来”。果然，涓很快就将这音乐演奏出来，妙不可言。灵公听后，龙颜大开，问他这曲子的由来。
涓于是将纣王因此曲而亡政的故事告诉了灵公。涓本想以此说服灵公禁声色，绝靡音，勿重蹈覆辙；灵公却视毒草为香花，砒霜为冰糖，一点儿也不介意，反而越听越迷。至晋国后，灵公感叹虒祁宫如此富丽堂皇，诸侯无不称道。待酒酣将醉时，灵公便唤涓说：“过濮水所获得的妙曲，快点儿弹奏出来以助雅兴。”涓不肯，后迫于灵公威严，不得不弹。未等弹完，师旷厉声制止说道：“这是亡国之音，不可听。夜有鬼神之声，世间必有冤情。”灵公不听劝阻，随着歌伎伴乐起舞。
朝晋归来，灵公贪图享乐的私欲与日俱增，见自己的重华宫简直不能和晋国妃妾宫女所住的厢房相比，便扩修重华宫，新建卫王殿。真是“皇宫金殿将欲倾，檐下燕雀不知危”。
古人称亡国之音为“靡靡之音”，因为这种声音使人耽于声色，不思勤奋，乃至荒废政务。这就是“音与政和”的道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思想，同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音乐，音乐的确可以表现世事人心的变化。先秦儒家是站在特定的角度来讨论音乐的，即政治的角度，实用功利的角度。如果不考虑到这种特殊的历史状况，不把这些观点放到它所产生的“语境”中去考察，只是把它们从语境中抽出来，当做关于音乐的普遍原理的概括，那么对它们的评价就将走入误区。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作为人类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可以用于任何场合。在更多的时候，它是非常个人化的，它的表达方式和感受方式都是非常个人化的，非常具有个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