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与图书馆有很多交往。他受益于图书馆，也为图书馆带来业绩。他所题写的与图书馆新旧体诗，更为图书馆增添了光彩。
早年异国的图书馆情结
郭沫若是1914年1月浮海到日本求学的，在异国渡过了十年留学生生涯。1915年9月，郭沫若来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升学班）读书。他在冈山的3年中，经常赴位于石关町公园里的县立图书馆读书、找书。
翌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日，日本朝野奔走相告。郭沫若初到日本时，就读了泰戈尔的英文诗。他曾说，读泰戈尔，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他在冈山图书馆借阅了《新月》、《园丁集》、《颂歌》、《爱人的赠品》、《吉檀伽利》、《伽皮尔诗一百首》和剧本《暗室王》，寻找真善美的集束点。几年后，他回忆说：“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的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中突然寻出了他的几本书时，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净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像这样的光景从午后二三时起一直要绵延到黄色的电灯光发光的时候，才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岑寂的寓所去。”
郭沫若在冈山图书馆读得最多的还是德国文学。冈山六高的外国语是英文、德文和拉丁文，而读德文时间更多。郭沫若也说，“日本的医学是传授德国的衣钵的，凡在日本学医的人必须学习德文”。“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而读德文也引起了郭沫若对德国文学，开始是海涅和歌德的兴味。他在冈山图书馆读了德文原版的海涅、歌德作品，而且从他们作品里引申开去，有如他过去自泰戈尔诗篇里熟悉了古印度诗人加皮尔，思想上接近印度古代哲学思想伏波尼沙陀典籍。而这时又从哥德诗歌里了解到哲学家斯宾诺沙，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斯宾诺沙著作。郭沫若在冈山图书馆读书，在同学里有很高知名度。20世纪50年代，日本仓田贞美教授著文《六高时代的郭沫若先生》说，“郭先生接触这些外国文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主要是在冈山县立图书馆”。
冈山县立图书馆是郭沫若在异国接触的第一个图书馆，也是平生进入的第一个图书馆。因而后来他回忆说：“我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时光是葬送在这里的。”冈山图书馆给他很多新知识、新思想。
1918年，郭沫若要进入位于九州岛福冈九州帝国大学。临行前夕，他来到冈山图书馆，为了表示依依惜别之情，将自己多年诵读的《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集》赠送给图书馆。
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学习了5年。据和他一起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的同学钱潮回忆，郭沫若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这时郭沫若已和安娜同居多年，也有孩子，他不可能有余钱买喜爱的过多的书，只有上图书馆，有时在大学图书馆，或在福冈图书馆看书。
1920年春天，钱潮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德国司各姆原著《茵梦湖》，本着强化德文学习的目的作了翻译。郭沫若见了此书，也很有兴味，就帮他一起翻译。通常是钱潮始译，郭沫若再据原文修改润饰，最后定稿。译完后寄回国内交泰东图书局出版，署名郭沫若、钱君胥。后来钱潮表示他对文学实在乏味，而此书又是郭一手促成的，不须再用他的名字，于是此后再版就只署名郭沫若了。
80年代初，我去拜访钱潮，钱潮还满有兴味地谈起当年郭沫若译后，经常在料罗湾海滨松林里朗诵书中诗句的情景。郭对他说，要不是你从图书馆借到这本书，我还没有想到文学的趣味呢！
从零开始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权威
1928年，郭沫若在中国难以容身，流亡海外，再次来到日本，开始了十年亡命生活。
他要生存，也要做学问，于是开始研究殷周金文和20世纪初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十年得来不寻常。郭沫若的努力，终于诞生了《甲骨文化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和《卜辞通纂》等一系列堪称世纪不朽之作。若干年后，他兴奋地说：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可列入“十三经”，并称“十四经”。
开始是在东京上野图书馆。郭沫若在日本颠沛流离，手里的书少得可怜。他只有借助于图书馆。这时，他想起了1916年在冈山六高的图书馆曾见到藏书目录中有罗振玉编著的《殷墟书契》。于是他在这年8月末9月初来到了上野图书馆。
当时郭沫若全家住在千叶县市川镇，和东京隔着一条江户川，要走几十里路才能到达。但当他确定须在资料搜集、辨析上下功夫后，就不辞辛劳，奔到图书馆。在上野图书馆，他找到了，罗编《殷墟书契前编》，可全书除罗振玉有篇短序简述，其余都是一些毫无考释的拓片。郭沫若后来说，他头一次看到这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约略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满篇差不多是一片墨黑。但是郭沫若没有退却，而作锲而不舍的努力。一个月后，郭沫若在东京文求堂向店主田中庆大郎访求《殷墟书契》入门书，店主介绍他赴东洋文库阅览。于是他通过藤村成吉介绍，借用日本友人川上在中国曾使用过的林守仁化名，进入了日本的一座私家图书馆东洋文库查书，那里收藏着许多甲骨文和金文书籍，由于高深莫测，几乎无人问津。郭沫若很是高兴。他说，在那里面所搜藏的甲骨文和金文，便全部归我一个人独揽了。
在东洋文库，郭沫若第一次读到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对于他的感佩又更加深化了。那书的一首一尾都有他做的序，不仅内容充实，前所未有，而文笔美畅，声光灿然，真正是令人神往”。他读完了库中所藏的全部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还读了如安德生的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的报告，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至此，郭沫若表示，“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
在东京，郭沫若跑了不少图书馆。他还先后赴京都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上野博物馆和静嘉堂文库等处查阅有关甲骨文、金文文字，广泛通读先秦古籍。据称仅甲骨就读了近三千片。在推出若干著作后，自己也积累了一千余册图书。1937年郭沫若归国后，这些书仍留在日本。50年代日本东京亚非图书馆即将这些庋藏命名的“沫若文库”。
图书馆自学能成才
郭沫若平生是颇讲究依靠图书馆自学的。因为他的很多学问就来自图书馆。他在图书馆找书、读书、填满了很多学科的“空页”，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当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为回答他人提问时，他就以《我的读书经验》为题解说，当在谈到自由学习，即自学时，他说：“我在求学期间便曾贪婪地追求过课外的读物，文学、哲学、社会经济等，与医学无关的著作我读了不少，这样的读书方式虽然是好像漫无目的，但其实也是为广义的学习。一个人的品格的养成，即所谓教养和这种自由阅读是有深切的关系的。在这儿图书馆的设备极其重要，有优良的图书馆，能够为青年置备些优良的书籍，它的功能有时会超过学校教育之上。”这就是郭沫若图书馆自学功能的经验之谈。
解放后，郭沫若在北京大院胡同有自己一间30多平方米的图书室，通常应用的图书也比较齐备。他主要是利用自己藏书写作和碾究。郭沫若治学并不讲究善本孤本，也就不苛求版本。只是因研究《管子》，著作《管子集校》，才有了《管子》的多个版本。据传1958年，有人抱着一部祖传元版《资治通鉴》向他求售。郭翻阅后问价，说是要十根金条，他为之惊诧，立刻挥之使去。
当然，家庭书库有时仍难解决大学者用书。郭沫若也要到公共图书馆查书借书。他主要去处是北京图书馆，至今他为北京图书馆所写的诗，恰如其分写出他与图书馆感情：图书本是心条理，更将条理化图书。客观事汇凭登录，遗产菁英赖蓄储。旧类别门成秩序，节时省力有乘除。稻田亩产千斤黍，此与农耕并不殊。另一首是七绝，写于1963年，内有两句是：“上林花开春满日，剪出红梅千万枝。”
他在外出时，也常访书。如1962年10月在浙江宁波天一阁撰联：“好事流传千古；良书播惠九州。”1964年5月在浙江瑞安孙诒让玉海楼撰联：“玉成桃李；海涌波澜。”并为辽宁、广州、浙江等地图书馆题诗。这正是“蠹书成脉望，学海问津梁，卷破神如有，人文蔚耿光”（《题赠广东图书馆》）。
诗言志。这正凝聚了郭沫若治学半个世纪形成的图书馆情结。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结郭沫若1892年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周年时，重庆文艺界送上一支如椽大笔，两米多高，笔杆是挺拔刚直的十余节巨竹，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他十分欢喜，即持笔合照一帧。
余思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为什么要了解一些甲骨文、金文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