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王云五（1887～1979）在图书馆轨道上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说：“我在学校的时期很短，在图书馆的时期却很长。我不是职业的图书馆员，但我大半生消磨于图书馆的时间恐怕比一般职业馆员尤多。一个职业的图书馆员至多与一二十所图书馆发生关系，而与我有关的图书馆至少有几千所。”
王云五治学无一不与他毕生充分利用图书馆密切相关。
三年读完35巨册大英百科全书
王云五自幼体弱多病，直至七岁末入私塾读书，只在广东香山县（中山县）泮沙村的家里，跟着他的大哥王日华学习，后来就做学徒。他幼年虽无缘接受正规教育，却生性好学，无时无刻不利用空余时间勤于读书。少时经常利用师长、亲友的私人图书馆或藏书苦读不辍。王云五回忆说：在香山县故乡除了家中有一部二十四史外，别的书对他简直没有什么价值。这对于自幼养成读书习惯，视读书为权力、为乐事的他来说自然不能满足。当他在上海做学生时，英国老师布茂林图书室有六七百册的英文书籍。他大饱眼福，爱不释手，为了不影响老师用书，速借速还，从那时起就养成了快速阅读的习惯。
王云五读书的美谈，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说他在上海同文馆读英文的时候，曾在三年之内，将35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全部读完。还有一种说法，说他那时候每天清晨赴上海外滩，在草坪上按顺序读《韦尔斯英语大辞典》，背出一页撕一页，结果是辞典撕完了，辞句也都记牢了。在他周游欧美时，除了考察出版外，便到各地图书馆中读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曾以10天时间，以科学的读书方法，一口气读了900余种有关学习管理的书刊。此外，他总是在旅行途中，在交通工具上，手不释卷，自得其乐。
王云五如此爱读书，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早在他做学徒的时候，便以零用钱买书，以后在上海做教师，每月24元的薪水，除了一半奉给母亲外，一半支配生活费用，稍有余钱时便全部用来买书，及至担任益智书屋教席时，每月更以七八十元买书，当时上海北京路一带的旧西文书店和河南路、福州路一带的中文书店，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经常买书尚觉不够，并与友人组织“振台学社”，彼此交换书籍。由于他广为搜购中西典籍，奠定了他总计达7万册的钤有“岫庐”的私人藏书。1949年后，他赴台湾，仍大置书籍，台北寓邸亦汗牛充栋，藏书不下数万册。
成立私人图书馆以提倡读书风气
王云五一生曾创立两大私立图书馆，这就是1926年开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与1974年在台北落成启用的云五图书馆。
1921年，王云五继高梦旦就任商务编译所第三任所长。1924年他又出任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在《东方图书馆概况·序》中说，他建议开放东方图书馆的原因是鉴于自清末变法以来，国人虽都知道图书馆为教育的重要保证，然而几十年来，国内图书馆设置远远不敷需要，公开开放的就更少了，比起其他欧美国家迟缓得多。他远瞩世界潮流将日新，遂积极建议公开涵芬楼丰富典藏，以供社会民众阅览，并取名东方图书馆，表示与西方并驾，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王云五主持东方图书馆后，继续搜集图书，1931年，还成立了流通部，办理图书外借事宜。并且可以通过通信手段邮递借书，借阅范围可达到全国各大城市。这种方法，即使今日，也尚未普遍开展，可见当时东方图书馆的读者服务观念有超前的眼光。不幸的是该馆于1932年毁于日军炮火，30年搜集付之一炬，计划因此搁置。抗战末期，商务印书馆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王云五即成立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并设阅览室，向社会开放，座无虚席，门庭若市。
王云五主持东方图书馆，是他与图书馆界发生关系之始。1928年，东方图书馆举办图书馆讲习班，各机关学校派员100多人参加，他开始参加全国性或地区性图书馆专业活动，并先后担任上海图书馆协会委员长、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长、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临时董事会副董事长等，使他接触图书馆的层面更为广泛。
东方图书馆虽属私立图书馆，但财产仍属商务印书馆，真正由王云五个人捐献成立的图书馆则是云五图书馆。
王云五1964年自政坛退休重返商务，担任董事长职务，为当时业务已渐衰退的商务重整旗鼓。因经营得当，为公司获得可观的赢利。自己的股利及劳动报酬至1972年也积蓄若干，王云五捐出百余万元，配之自己的藏书成立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供众阅览。云五图书馆在台北市开放，其公告刊于报端：“云五性喜读书，当然好聚书。在大陆四十余年先后聚书七万余册……迁台以来，二十余年仍不断聚书，迄今又达三四万余册，中外杂志不下百种，其中创刊至今无缺者五六种，蝉联至二十余年完全无缺者数十种。现已年老衰病，除将全部图书杂志捐献社会，公开阅览外，并自捐新台币百余万元成立财团法人，旋又承商务印书馆捐助四十万元，诸同学合捐十余万元，现除自购房舍一幢外，尚存证券及现金一百五十六万元，其利息收入足供维持用人费用及日常开支，每年尚有可购新书之现款若干。”
发明中外图书馆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
王云五主持东方图书馆时，为谋图书馆藏书的方便利用，很重视图书分类工作。当时东方图书馆所藏现代书与外文书不在少数，因此涵芬楼所用的传统经史子集分类势必要改弦更张。虽则国内图书馆界已引进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但是杜威以欧美文化为构架，较适合西文图书分类。因此，各大图书馆多采用两种不同的分类法并存、互补，作为整理中、西文图书的依据。王云五认为中外学术本有相通之处，如因分类法的关系，而把性质相关或相同的书籍分别排列，这不只是在查阅上不方便，而且在中西学术间划一鸿沟，尤为不妥。而图书分类的混乱，势必有碍图书利用。王云五乃参考国内外分类法，并研究了美国克特氏的分类原理和理论，于1927年创编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它以杜威法为蓝本，以自己所发明的三个符号“+”“++”“+-”，将关于中国书籍冠于杜威法原类相同之前，而分别置于它大同小异的西方图书之最近距离处。于是不仅译本与原版书放在一起，连中国古籍与西方图书性质尽同或大同小异者，无不置于相同或相近的坐标。这种分类法于当时来说是满足了图书馆管理的需求，即在今日看来，其合并中西图书互为一体的设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是学者追求的理念。“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虽然由于三种符号的连用均赖主观判断，易生困扰，且社会进步、学科分解日益细密，以至很难在今日广为采用，但在许多西文藏书不多的小型图书馆，仍可采用。
1924～1926年间，王云五除研究图书分类法外，还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他感于当时通用的部首检字法中同部首同笔划的字太多，不易排列先后，加上部首的界限也极不分明，使人无从捉摸，所以思考对检字方法加以改革。1925年，王云五偶尔从电报号码书中得到灵感，思考从一个字的字型分解，推断出能以一个字的代表号码。他反复研究，经过多次推演、变更，终于发明出“四角号码检字法”。该检字法推出后，全国各机关、学校、出版社及图书馆，采用者很多，成为民国以来新发明的检字法中最成功的一种。
四角号码检字法开始仅用于解决东方图书馆著作号的排列，以及其它书名片、著作片等的排列，尔后国内众多图书馆纷纷引用，影响极大，许多工具书也用它排检。因此，数十年来一直成为中学语文课本必备的补充教材，也是中国图书馆每个业务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即使在今日电脑发达时代，中文输入方法之一的三角号也系受“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启发而编订，所以我们不能不叹服这项发明的深远影响。
近年也有著作说“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不是王云五发明的，但不管怎样，它终究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以出版《万有文库》，建立了几千个图书馆
王云五自1921年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旋兼任该馆附设东方图书馆馆长，先后在商务工作达40年之久。当时的商务规模宏大，每年要出版应时的学校教科书、工具书、翻印和翻译大量世界学术名著，还整理出版有价值的古籍。商务书刊出版数量之多，选择之精均为全国第一二位，它与商务印书馆设有一个多功能的图书馆是分不开的。
1927年，王云五在实现东方图书馆藏书50余万册之编目后，就设想要发展图书馆事业。他说，在我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后”，更鼓起我化身千万图书馆，使遍设于全国之兴趣。
早自1922年至192“7年，在王云五主持下，商务就先后出版了500多种各科小丛书，方便各家图书馆有系统地采购。而从1929年始，他又创编《万有文库初集》，期以整个普通图书馆的用书，按照最经济与最便利方式提供与社会、学校。这套《万有文库》的出版发行，就是将历年来已出版的各种丛书存精去芜，厘定系统，其次再选定国学基本丛书100种、世界名著若干种，参考巨著若干种，共收图书1010种、2000册计达11500万言。初版共印5000部。据王云五自称，这套丛书的发行，“不仅占据了每一个已成立图书馆的书架，而且专赖这部书而成立的图书馆多至千余所”。由于它的推广，全国各地图书馆犹如雨后春笋。据当时上海通志馆胡道静说：“因为自从《万有文库》出版后，每个中学学校都很容易地成立一个图书馆。”
《万有文库》的编印，使东方图书馆的功能得以辐射各地，它通过图书出版发行更多地服务、贡献于社会，这套《万有文库》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商务印书馆在每本书上，加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号码。附送书名卡片，故购买该文库的小型图书馆无须再进行分类编目，节省了不少管理时间和费用。这种方法，就是如今国际图书馆界提倡的在版编目（Cataloguinginpublication），即现今简称CIP的先声，足见王云五的出版计划和出版事业，无不以辅助图书馆的发展为目的。这种以精选图书而编印价格低廉丛书的方式，迁台后的商务印书馆依然继续推行。1964年编《万有文库荟要》，后来又出版《人人文库》、《各科研究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和“古籍今注今译”等等，都是各级图书馆必备的藏书。近来，商务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即与“台湾中央图书馆”合作，由该馆将这套书以电脑作业编目，并供应全套目录卡片，使购买这套巨大丛书的各图书馆不必再为分类编目费神，这也是承继王云五出版大套书为图书馆服务的观念而进行的实践。
王云五是以自学成才而闻名的，而自学必靠参考工具书，这是他常深深体会到的。所以商务一贯重视出版工具书，如《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教育大辞书》、《图书大辞典》、《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等，至今仍为各图书馆参考室必备的工具书。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也陆续出版《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以及重编《国语辞典》、《中华文化研究论文目录》等重要参考工具书。如果到我国大型图书馆的参考室作一浏览，便可发现当年商务出版的工具书占了相当重的分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林象平）
链接王云五80岁时谈治学之道：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出众峰绕。在学问的高峰中，学法律的不能不懂经济，学政治的也要懂得外文。
余思在信息化时代，四角号码检字法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