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能力才是综合素质之一部分，不能等同于单纯的才干与技能。真正的学问也是综合素质之一部分，不能等同于死记硬背几种有限的教科书。一个人才首先要是一个人，即其身心要健全，生活要丰富。中国的素质教育不能照搬西方，还得依据国情，循序渐进；弘扬民族传统，走自己的道路。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还应包括传统美德与品行情操的教育。
8、部分大学教师素质不高
吾友李老师好歹也曾是个地方三流大学的教师，但他毫不讳言，中国教师的素质，与各行各业相比，从总体来看并不高，甚至是有些偏低的。
当然李老师也知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阳光下最高尚的职业”，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是“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教师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地位崇高，作用巨大；他也曾是许多个教师教出来的，他也曾是个教师……
说到中国教师的素质，远的就不多说了，如《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群丑图”，如钱钟书《围城》里乌烟瘴气的“三闾大学”，如鲁迅笔下酸腐、虚伪而又不学无术的高老夫子；近的，在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以及曹征路、相南翔、徐坤、唐颖等人的小说作品中，都有深刻、生动的描绘。知识分子们一个个露出真面目，丑态百出，斯文扫地。他们争名夺利，到处活动，而其才华、学问却“不过尔尔”。日本当红作家村上春树甚至说，“教师的百分之八十，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虐待狂。”前两年冒出的北大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不就很值得整个“儒林”深思、反省吗？
当然，王铭铭只是一个现象，一个代表。说句真心话，论王氏的才学、成就，他在中国人类学领域的贡献、地位，还是不可磨灭的。可我们透过“王铭铭事件”看全国，报刊上不是经常刊登各地各校教师的各种“丑闻”吗？许多教师不安心教学与科研，不思进取，不再学习；才学一般、见地缺乏、知识狭窄、信息陈旧，教材老化、备课粗糙、上课平庸；或四平八稳、照本宣科，或老生常谈、枯燥乏味，或东拉西扯、哗众取宠，或世俗说教、灌输歪道，或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写错别字、出“硬伤”、表达不流畅、普通话不标准……更是家常便饭，不愿写文章，写不出文章，实在需要时，只好赶紧到处抄袭，或花钱请“枪手”、买版面；同时，混学历、混文凭、混职称、混职务、混资格、混工资、混住房、混福利；有利益就明抢暗夺，有名誉就勾心斗角，有好处就红眼直望；假公济私、徇私舞弊、拉帮结派、论资排辈、好大喜功，经常抛头露面、大出“风头”，时刻想着“跳槽”，希望有个更高的位置、更好的部门，对年轻人、优秀者、“外来族”则大力排斥、肆意刁难、无情打击……
李老师曾在京城某名校念书时认识一位教授，那还是博士出身、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呢！可他竟没有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有分量的专著，文章也写得并不咋的，却老是拉学生跟他“合作”，即由他出选题、出一部分材料与提纲，由学生写，完成后交他修改定稿（其实他才没改啥呢），大家一起署名、一起分稿费（其实他才不止拿一半，因为学生是由他说多少给多少的）。后来李老师到南方某高校教书时，该单位有几位老教师，自己本事有限，却多次排挤他。
中国部分教师的素质为何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文革”打倒“臭老九”以来，教师的地位与名望一直不高，待遇与收入一直偏低，即使近几年国家不断在改善教师的工资津贴水平与工作生活条件，但步子仍然太慢。而且，中国地广人多，各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情况更复杂（如多数大学以行政为中心，教师处境较为尴尬）。
大家都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也讲过“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教师地位低、待遇差，那些有学历、有才干、有前途、素质高的人又怎么愿意来当教师呢？即使他（她）糊里糊涂地来当上一段时间，也会很快要走的。相反，愿意来当教师的，就只能是那些学历、才干、前途、素质一般的人。这些一般的人，即使最初不是当教师的，但见自己在其他单位、部门干不好，最终也就只好走进校园这座“围城”。因为他（她）会想，连教师我都干不了，岂非无可救药？于是，学校常常就成了“垃圾站”、“养老院”。
在国内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毕业班里，都是表现较差的留在高校、大专教书；在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班里，也都是较差的进了中、小学教书。因为他们的本事有限，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单位与职业了。那些实力比较强的，谁不想进捞钱更多、条件更优越的大机关、大企业、大单位？
几年前李老师大学毕业后跟地方一所普通院校签约时，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们都不理解：“你为什么不留在北京？不去上海、深圳？不进政府、公司、媒体、出版社？”他去单位报到后，他的同事、学生也很奇怪，以为他是个大傻瓜。这样以来，其另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他的同学、学生、同事、亲戚也就不再会尊敬他了。
中国教师的素质不高，还有个原因是，各地各校各方面的体制也不够好。不但教师整体地位低、待遇差，具体到某教学单位，还存在着分配不合理、制度不公正等问题。正因为制度僵化，大多数人都一般，所以好混日子，而且越混日子的越适合呆在这里，缺乏竞争。优秀的不给你快跑，平庸的再苟且度日也不管——所谓“优劣平衡”。因此，大学被人们戏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重行政、重学历、重资历、重关系圈的大专院校便成了平庸、保守、混日子者最好的“避难所”、“栖息地”、“保护伞”。相反，那些真正优秀、锐意改革、充满活力与进取心、有思想又有实干精神的人，就实在太压抑、寒心，憋不下、呆不久，于是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
这些年各地各校也在大喊改革，包括调整管理及分配制度、优化教学及科研力量，但仍旧步子太慢，或者光打雷不下雨。有些是“换汤不换药”，有些是考虑许多因素，不敢动真格，所以还是老样子，有些甚至越改越远离真理与科学。
教师的总体素质偏低，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他们的学生也会素质偏低，形成恶性循环。因为教与学往往是二位一体、共兴衰同荣辱的。这样一个结果，进而更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教育状况以及各个方面的水平。长此以往，其危害不言而喻。
当务之急，我们还得要加快步伐，真正提高教师的地位与待遇，真正改革学校的各方面体制，让尽可能多的优秀人士来当教师；同时尽可能把教师队伍中的平庸者清退出去，尽快提高中国教师的总体素质，尽快提高中国的整体文化教育水平，这样我们才有希望。
而这还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呢！
9、部分大学教师教学方式有问题
目前中国各地的高校里，很有那么一些自我感觉非常不错的“学者”、“教授”，作风上很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哗众取宠、故弄玄虚、高深莫测；当然也自我吹嘘、借机广告。他们的上课，大抵就是罗列那么几个“新XX主义”、“后XX派”，然后再穿插点缀几个浅俗好玩的古今中外故事就完，逗得那些平庸、浅薄、流俗、占学生中相当一部分的听课者不免哈哈大笑，一片鼓掌，眼神中透出无限羡慕、敬佩、向往。于是，这些“学者”、“教授”们便很是洋洋得意、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真的“优秀”、“口才好”、“上课精彩”、“教学艺术高”、“知识渊博”、“理论深厚”、“有见地”了。
其实，这些什么“新XX主义”、“后XX派”究竟有哪些代表人物与代表著作、其理论主张与审美风格究竟有哪些特征和表现、他们在文化史与社会上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以及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今之大学生与文化工作者学习他们的理论及创作究竟有哪些启发及启发究竟有多大等，他们便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子丑寅卯来了。再说，这些东西也都是兜售别人的，他们自己并无体会与阐述。你要是再“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们就黔驴技穷，只好答非所问，“王顾左右而言它”；你要是还不识趣，还要盘问，他们也许还会恼羞成怒，反躬一击，要大大教训、责备你一通。
上世纪初期，中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当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博士（胡校长是“实用主义”学说鼻祖杜威的得意门徒）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的观点，其实是让学术界远离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只须埋头做学问，提倡其“实用主义”。其中的“主义”仅指政治领域，其中的“问题”倒是包括了许多学术领域里的“主义”。也就是说，胡校长并不是真正反对谈“主义”，但只是提倡谈学术上的“主义”，不要谈政治上的“主义”。
远离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是不对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政局动荡、社会复杂、内外交困、矛盾尖锐、民不聊生、国家危亡的时代，尤其不可取，也难怪鲁迅先生要批判他。不过，要是在学术界提倡一种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风气，摒弃浮躁、虚夸做派，倒是值得肯定与发扬。在今天，我们就应该在关心政治、关注国家大事的同时，反对那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哗众取宠、故弄玄虚、莫测高深的教风、学风、文风、作风，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