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交际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交流感情，致歉是感情交流的重要环节。致歉分为衷心致歉和礼仪致歉。衷心致歉用于对他人的受损表示歉意，在于获得受损者的谅解。礼仪致歉则是出于礼仪、礼貌而说出的表示歉意的话语。
致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反映着特定的民族性格，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谦虚有礼，恭敬待人。这种民族性格，深深积淀在致歉话语中。且看礼仪致歉的一些例子：
主人设家宴待客，烧了满满一桌子菜，但主人举筷相邀时，却总是说：“没有什么菜，不好意思，请随意……”这类客气话往往使欧美人大惑不解，殊不知这种主人的自谦，纯粹出于礼仪。
主人待客甚殷，客人尽兴而归。送客时，主人却往往歉意地说：“招待不周，还请包涵。”
送礼是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中国人送礼时每每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既然是“不成敬意”的“小意思”，干吗还要作为礼物敬赠与人呢？这当然是客气话。
在公众面前发表讲话，演讲人最后说：“耽误大家很多时间，很抱歉！”其实演讲人受邀而来，演讲也受到热烈欢迎。“抱歉”云云，自然出于礼仪。
别人向我借东西，我没有这样东西，于是向对方致歉：“对不起，我没有。”其实我并没有必须应该有某种东西出借给他人的义务，当别人向我借时，我自然也可以简单地答以“没有”，但这样语气就显得有点生硬，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于是来了个“对不起”——这个“对不起”，实在也是出于礼貌。
有人找到物资局局长，希望给予照顾，批一点计划外材料，局长婉言拒绝：“很抱歉，我不能开这个口子。”坚持原则，何“歉”之有？这当然是礼仪致歉。
如果说礼仪致歉是促进人际交往的“添加剂”的话，那么衷心致歉就是改善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了。衷心致歉可分为直接道歉和间接道歉两种，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直接道歉
即当面向对方表示你的歉意。这种方式很能显出道歉者光明磊落的博大胸襟，往往令对方心悦诚服，冰释前嫌。根据道歉者与对方的不同身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 向下属道歉
向下属道歉需要领导者放下架子，不怕丢面子，最好能在公共场合显示严以律己的作风。1989年，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应邀参加一个高教工作座谈会。由于主办单位未能准确通知开会的地址，他迟到了半小时，本来是情有可原的。可他却当即当众作了检讨：“我今天迟到了半个小时，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自我原谅，我向大家作检查。不坚决改掉这种拖拉作风，还搞什么改革开放？请有关同志写个材料，说我今天参加会议迟到半小时，向到会者作了检讨，通报全省。”
2. 向同事道歉
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因为工作可能造成误会，及时地自责不仅能挽回员工与员工之间影响，也可以打破因此形成的尴尬局面，免得造成不必要的隔阂。抗战时，郭沫若在武汉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一次，郭沫若邀请冯玉祥将军到三厅来演讲。可开会那天，冯玉祥准时来到会场，可这时三厅的工作人员还未布置完会场，郭沫若很过意不去，一再向冯玉祥道歉，并在大会上公开自责说：“这次大会我们特邀请了冯先生来作演说，可是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在当今全民抗日紧张的时候，工作效率竟如此低下，是万万不可原谅的，我对不起冯先生，也对不起各位听众。”说着，他突然举手“啪啪”地打自己的耳光，边打边说：“打这个不会办事的东西！”全场震惊，冯玉祥大为激动，事后啧啧赞叹道：“郭先生是一个多么有血气的人！像郭先生这样的人愈多，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就愈大……”
3. 向民众道歉
作为国家高层领导者，有了失误而向一般民众道歉，民众才能愈加拥护和爱戴你。据1989年《参考消息》介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一家商场和一位74岁的平民贝尔对话，当贝尔要求他解释政界人物薪酬与养老金之间的差距的时候，霍克失言，竟称贝尔为“愚蠢的老家伙”。事后，霍克总理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向贝尔致歉：“我诚恳地为我的发言道歉。我当时对他否认已对老人减税，以及指责我和其他政界人物通过给自己加薪而自肥后，感到非常气恼。不过，这样并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而我希望贝尔会接纳我道歉的心意。”
4. 向敌人道歉
向敌人道歉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境、形势下所作出的一种特殊的反应，可以说，这是一种争取民心，赢得支持、分化敌人的斗争策略。当然，这种道歉也需要真诚，更必须公开，否则便失去了意义。在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伤兵开枪打死。那时，社会舆论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破坏和谈，是一个阴谋等等。但是后来经过调查得知，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李少石开车超速行驶，撞伤了国民党的伤兵而又没有及时停车，以致引起对方开枪。周恩来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舆论界公开了事件真相，承担了责任，并表示愿意负担国民党伤兵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一行为感动得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由衷地说：“得中国百姓之心者，惟周公耳！”
5. 向晚辈道歉
老一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往往比领导者与下属关系在心灵沟通上来得敏感、直接、尖锐。晚辈下属既有对老一辈领导者父亲般的尊敬与崇拜，又有对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警觉”和困惑，形成一种“代沟”，往往阻碍了两代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作为既是领导者又是老一辈的人，一旦遇有失误，更应主动道歉。一次，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应邀到某地一所大学为大学生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关于残疾人自强自立方面的问题时，无意中却使用了“残废”一词。在他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便收到一张青年大学生写来的纸条子，他打开一看，不由心中一震：条子中说：“李老师，我是您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可是今天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因为你在报告中竟然用了‘残废’一词刺痛了我。我是一个失去左臂的人，但我觉得我并不是废人。”这位作家读后深感内疚，马上在报告结束时，向这个青年作了道歉说：“今天，我在这里作报告时，有一个词用错了，我将残疾说成了残废！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但它却深深地刺伤了所有残疾人的心。我在这里真诚地向给我写条子的这位青年道歉，也通过你们向所有的残疾朋友们道歉！今天不是我给你们上课，而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是你们告诉我：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作家，不是一个合格的作家！”
（二）间接道歉
即通过第三者的媒介婉转地向对方道歉。这种方式一般由于道歉者的自尊心极强或对方与自己的关系比较敏感和特殊等等，因而利用第三者之口巧妙地把自己的歉意传达给对方，对方自然也会心领神会，接受歉意。不论是同事同行之间、上下级之间、长幼之间还是敌我之间，这种间接道歉都不失为一种委婉而有效的沟通方式，都会取得戏剧性的较好的效果。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苏东坡乱改王安石菊花诗的故事。一次，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恰逢王安石不在家，但见其书桌砚台底下压着一首未写完的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想：菊花有傲霜之骨，花瓣怎会四处飘落？王公真是“江郎才尽”铸成大错啊！于是，苏东坡挥笔续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然后拂袖而去。过了些时候，苏东坡到后花园赏菊，正值刮了几天大风，园中十几株菊花枝上，一朵花也没有，只见落英缤纷，满地铺金。苏东坡一时瞠目结舌，想起那两句续诗，羞红了耳根。想亲自登门向王安石道歉，又担心解释不清，自讨没趣。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邀请王安石最亲密的诗友王令来家做客，然后在适当时候，说出那件乱改诗句的事，吐露自己惭愧内疚之情。苏东坡感喟道：“这事给我的教训太深了，凡事不可自恃聪明，随便讥笑别人。”后来，王令将苏东坡的歉意转告了王安石。王安石知其良苦用心，消除了对苏东坡的隔膜。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苏东坡无端贬斥？再者，两人在政见上分歧很大，王安石推行新法，苏东坡极力阻挠，鉴此，如果苏东坡亲自登门，啰嗦解释一番，或痛骂自己一顿，恐怕反而会火上加油，或被视为虚情假意，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苏东坡却巧借第三者之口，转达自己的歉意，使王安石更加容易接受，容易相信。
没有勇气当面道歉，或不善辞令者，写一封信，或留一张字条，都不失为好办法。英国物理学家焦耳，曾在一次学术会上要求宣读自己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论文，遭到了另一位学位更高的物理学家汤姆生的当场训斥。受到汤姆生的刺激后，焦耳更加发奋研究，加上其他人通过多种途径论证，焦耳的结论被公认为是正确的，使他当上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后来，汤姆生惭愧不已，写了一封长信，向焦耳表示歉意，请求他的宽容与谅解，从此，两位“对手”成了“合作者”，共同研究这一课题。
巧借“媒介”的方法很多，如在夜深人静时，打一个电话到对方的床头，轻轻地对他说“请你原谅”；在适当的时候，准备一件既含蓄又能明白地表达歉意的小礼品，给对方一个意外的惊喜……总之，选择你认为最适合的方式，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有了需要道歉的事就马上去表示歉意，你就会在交际中获得更多的朋友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