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一个穷苦家庭走出来，靠给别人当学徒维持生计，几经磨砺白手起家；他的事业从“一粒米”开始，他卖米卖砖卖木柴，逐步走上从商之路；他以石化工业为目标，把事业推向巅峰，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他被善于经营的日本人称为“经营之神”。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环境能改变人，环境能影响人，环境能塑造人。生活在富足家庭中的孩子，从来不用为衣食担忧，他们的生活是美好的，平顺的。与他们不同的是，处于贫苦家庭的孩子，往往更能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命运的多舛。出身贫苦能让他们对美好的生活有更强烈的渴望，更能让他们为走出困境而思索。一个人的潜能，往往是在困境中被激发出来的。
命运掌握自己手中
1917年1月18日，王永庆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一个俗称“情人谷”的地方，兄弟排行居长。王永庆的祖父希望长孙日后事业发达，生活美满，而不是像王家的祖祖辈辈一样，穷困潦倒，一事无成。于是，他给孙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永庆。
王家祖籍在福建安溪。那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困难。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老曾祖母许雪娘因新寡，在家乡无法谋生，便带着儿子王天来和儿媳林谨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在此之前，安溪已经有不少同乡来到了台湾。
许雪娘一家落户在台北县新店镇直潭孔子岭上，当地人把这里称作“情人谷”。地名虽浪漫，人们的生活却并不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这里山多平地少，物产不丰，并不是一个适于安居的好地方。在福建安溪，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种茶人。于是，许雪娘和儿子、儿媳三人“重操旧业”，在直潭开荒种茶，定居下来。
此后，王家世代以种茶为业，只出过一位读书人，即王永庆的祖父王添泉。王添泉饱读诗书，深受当地父老乡亲的敬重。他在直潭开了一家私塾，以教书为业。
王永庆的祖母苏好，是一个乐天知命、心地善良的女人。那时候，一些愚昧而贫苦的农民认为养女儿没用，女儿出生后就直接掐死。苏好出生时也差点遭此厄运。她曾对王永庆说：“我在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要掐死我，我父亲说先找个算命的看看再说，还好算命先生说我将来的命运很好，所以才活了下来。”
乡亲们都羡慕苏好嫁给了王添泉，说她找了个知书识礼的好丈夫，苏好自己也暗暗庆幸自己的“命好”。可真正进入了王家门，却发现事实与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王添泉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却家徒四壁，享福是不用想了。苏好是个知足常乐的女人，对此也不十分失望。
当时百姓普遍贫穷，特别是在乡下，能解决温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有几个人会把孩子送去念书呢？私塾里的学生寥寥可数，王添泉的收入非常有限。而他除了教书，什么农活都不会干，随着子女一个个降临人间，日子越来越清贫。望着因操劳过度而风采渐逝的妻子，以及因营养不良而身材瘦小的儿女，王添泉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他觉得自己很“无用”，早知孔老夫子的学问这么不值钱，还不如当初跟父兄学种茶呢！痛心疾首之下，他决心不让儿女读书。所以，王永庆的父亲及叔伯们都是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睁眼瞎。
如果说王添泉此举也算是一种求变的话，只能算是一次失败的改变，他的儿子们并没有因为不读书而变得富裕起来，反而越来越穷。因为穷根并不在读书识字上。
那么，穷根在哪呢？有些人相信命运。他们认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据说，王永庆成名后，一位地理老师认为：“情人谷这片土地连接乌来山岭，整个盘绕北乌来，就像一条巨龙。乌来是龙头，情人谷是龙尾，千里来龙，结穴于此，地灵人杰，所以才出了这位企业巨子。”这位地理老师还指出：“如今，这条龙由于公路的开发已被切成数段，所幸王永庆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前，若出生在公路开发之后，今天就没有这号人物了。”
地理老师说得头头是道，却经不起推敲：情人谷居民众多，为什么“风水”独独偏爱王永庆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命运，王永庆一生从不信命，也从不算命。他“不信神，不信鬼，只信自己的胳膊腿”。他对命运的解释是：“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悲，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的努力。” 这才是强者的声音。
苦难生活炼自信
王永庆出生后，原本贫寒的家庭又多了一张嘴，经济更加拮据。“情人谷”的居民多以种茶为生。种茶有季节限制，卖茶叶的收入也不多，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就利用农闲时间到有钱人家做苦工。但农村的工作机会少，也不是想做就有得做。当时的台湾处在日本的铁蹄下，经济命脉被日本人控制着，作为下等人的台湾同胞只能苦苦求活，城里人做生意固然受气，乡下人连一份苦工粗活也难寻到。找活儿的人只好走后门，托人情，倒像要饭似的。
男人出门做工了，女人留守在家，整天为两件事提心吊胆，一是丈夫的安全，二是米缸里还有多少米。男人的薪水总是来得那么慢，米缸里的米却越来越少，终于什么都掏不出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一点，做成一大锅稀稀的粥，供一家人吃上好几顿。
在王永庆童年的记忆中，除了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点猪肉，平时一天三顿都是喝稀饭。乡下有句俗话：“勤快勤快，没饭有菜。”在南方的农村，只要肯做事，总有填饱肚子的办法。王永庆的母亲詹祥为了“改善”伙食，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一些青菜、萝卜，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打理菜地。王永庆从小就勤快懂事，他成了母亲种菜的好帮手。除此之外，他还要做其他力所能及的体力活。
艰难的日子里，王家养成了自给自足的习惯，菜是自己种的，柴火是自己捡的，布是自己织的，鞋袜是自己缝的。童年时期，王永庆除了帮母亲种菜外，捡柴火也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王家附近有一条双轨的台车道，每天都有好几趟台车经过，把柴火和煤从狮子山运到直潭镇。王永庆从会走路起，就跟母亲一起到铁路边“捡宝”。他们和一群妇女小孩在路边守候，满载木材和柴火的台车咔嚓咔嚓驶过时，可能会掉下一些木材或煤块，这时，人们便蜂拥上前去捡。好的挑出来拿去卖钱，差一点的带回家里当柴烧。
这项“工作”不但要经受日晒雨淋，还要手脚麻利，反应敏捷，不然就竞争不过别人。王永庆虽然个子不高，但身手还比较灵活。他捡到的木材或煤块总是比别人多。这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收获，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足以让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自豪了。
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人的自信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是通过一个个小小的成功积累起来的。对青少年来说，要积极行动，并安于做小事，从小事中获得成功的感觉，以增强自信。不做事，只靠自我肯定，只能获得盲目的自信，而不是真正的自信。
王永庆六七岁时，已经是家里一个很能干的劳力了。喂猪种菜打柴捡煤块，挑水做饭洗衣服，样样能干，他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帮手。
那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还没有自来水，吃用的水都是从水井里打上来的。王永庆从6岁开始就肩负起了挑水的任务。水井离王家不远，但要翻过一个小山岗。每天，他挑着水桶，吃力地上坡下坡，需要来回五六趟才能把家里的大水缸灌满。虽然木桶并不大，但对王永庆瘦小的身子来说，这项挑水的任务未免太重了！
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对当年的王永庆来说，这种磨练有实质上的好处，不但培养了他勤劳刻苦、坚忍不拔的个性，也使他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日后遇到任何挑战，他从不胆怯；遇到任何难题，他都自信地认为：“我能行”。
荒废学业留缺憾
时间的脚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停下，不会因为生活环境的恶劣而对谁有所眷顾。无论事物如何发展，孩子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人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总会希望他们快点长大，认为等孩子大一点就不会这么累人了，可是等孩子长大了，就会发现还会有新的麻烦，特别是对那些穷困的人家来说，孩子长大了无疑是增加了生活的负担。
孩子长大了饭量就会增加，这是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今天，我们有了孩子总是希望他能多吃一点，而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穷苦人家更是无法满足孩子的这个基本要求，他们往往会因为不能让孩子吃饱饭而发愁。孩子要长身体，需要营养，但是家里没有钱给他们买东西补身子，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吃饱饭，这样的事情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衣服穿呢？孩子多的人家往往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老大穿了老二穿，甚至缝缝补补一直穿，大家都不能穿了，即使变成了破布条了也舍不得扔掉，还要留作补衣服用。
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大了要上学。
当时的台湾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台湾的目的，就对台湾地区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台湾人民讲日语，灌输对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日本人的这种奴化教育，中国人多数只能忍受，却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日本人的学校。况且，家里把孩子养大了，刚刚能够做个帮手，却要送进学校，生活本来就很艰辛，多了学费先不说，却又少了一个干活的，生活会更加艰辛。
所以，一般的人家都是要孩子帮忙下田或者看牛，不往学校送。当时，一个孩子给别人家看一个月的牛就可以挣到一两块钱，也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孩子下田还可以帮着多收点粮食，农闲了还可以上山做点苦工，或就待在家里帮忙干点活，也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让父母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
王永庆7岁时祖父就开始念叨着该是上学的年龄了。当年，因为没有让儿子上学，耽误了他，他不想再耽误了孙子，所以，王永庆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就急着让家里人安排孙子去上学。当时虽然是日本人的学校，却有中国教员。这些教员经常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送孩子进学校。那些教员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怎样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对村民们来说，教员们讲的这些都没用，他们并不懂得将来会怎样，他们认为将来就是要娶老婆生孩子，而这一切都是看有没有钱，不是看有没有上过学。
为了一个孩子，教员往往要走上很远的路，反复来好几次。
相对于其他家庭的孩子来说，小永庆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父母比较开明，他们支持孩子去学校上学。当教员第一次路过王永庆家门口时，觉得他虽然小，却看上去很聪明，就走进了他家。恰好王永庆的父母在家，教员便说明了来意，母亲表示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因为大女儿也到了读书的年龄，然而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个去上学。
母亲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要送孩子去读书，但是只能让永庆去，他毕竟是个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
就这样，小永庆幸运地进入了小学。在穷苦的环境里，男孩子总是要比女孩子幸运一些。
尽管学校为了招收学生已经把学费压得很低了，但家里为他筹措学费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每年要多出一笔学费，所以母亲要多养一头猪才能支撑家用。
小永庆知道，那不单单是多出一头猪那么简单，那要付出更多的艰辛，要增加更多的劳动。因此，自从父母答应送他上学开始，他就知道要尽量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减轻负担。
小孩子对学校的向往是与生俱来的。父亲把他送到新店国民小学时他还光着脚丫，家里没有钱给他买鞋穿，书包也是一条粗布巾扎成的，雨具是竹叶做成的笠帽，那里的雨下得很频繁，笠帽几乎是每天都要戴的。
父亲把王永庆交给教员的手里，很憨厚地说：“老师，孩子给你们送来了，以后就交给你们了，不听话了该打就打。”然后又嘱咐永庆，“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