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胡雪岩并没有这么想。他认为，做生意就怕心不齐，如果这些专与洋人做丝生意的“丝行”、“洋庄”能像茧行收茧一样，同行公议，定一个价，愿买就买，不愿也不调价，洋人也就只能服帖了。对于那些本钱不足，因周转不灵而急于脱货求现的商行，也有办法。第一，可以出价收购，同样的价格，你若卖给洋人，不如卖给我。第二，对方如果不接受收购，则可以约定不卖给洋人。我这里有钱庄做后盾，可以让你用货物做抵押，贷款救急，洋人就范，货物脱手之后再还。洋庄丝价卖得好，能多赚钱谁不乐意！假如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人要把自己的货杀价卖给外商，那就一定是暗地里收受了外商的好处，吃里爬外，自贬身价，可以联合同行和他断绝往来。如此一来，这样的人在同行业中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胡雪岩的这一想法可谓是有远见、有气魄，他后来在生丝生意上的发展证明了这一构思确实是见地不凡而且行之有效。生丝生意开始时，胡雪岩来往于杭州、湖州、上海三地之间，在联合丝行、控制市场、垄断价格上绞尽脑汁精心策划，与外商买办斗智周旋，终于按他的构思做成了第一笔洋庄生意，赚下18万两银子的利润。
另外，胡雪岩通过这笔生丝生意，一方面与丝行巨商庞二结成了可靠的生意伙伴关系，在蚕丝行业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这笔生意，他和外商取得了联系，积累了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为他后来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基础。再一次证明了胡雪岩的商业意识卓远，只有看得远，才能做得大，况且这些实在不是这18万两银子所能够衡量的。
据《光绪实录》记载，“光墉所营以丝业为巨擘，走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1872年，在新丝将出的时候，胡雪岩特地派人去各地收买生丝，江浙各州县无一漏脱，这一年他为了垄断市场收购生丝投入了2000万两资金，使外商“欲求一斤一两而不可得”。在生丝生意，胡雪岩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成为了仅次于钱庄、典当行的重要商务领域，而且一直以外贸为主。正因为胡雪岩见识卓远，生意自然就做到了世界。
胡雪岩对整个时事的了解和把握总能够先人一步。所以他总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便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4. 生意人更要遵循游戏规则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经商亦然，经商必须遵循商业规则，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胡雪岩做生意特别强调“一定要照规矩来。”
表面看来，胡雪岩总是把自己的生意做得热热闹闹，甚至有些天马行空一般，但细琢磨，几乎他的每一桩生意的具体运作过程，都大体遵守了应该遵守的商业规则。
比如绿营兵军官罗尚德上战场之前将自己的银子存入阜康钱庄，一方面他相信阜康的信用，另一方面他马上就要去打仗，生死未卜，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因此坚决不要存折，但胡雪岩一定要出具存折，即使这个存折是交给第三者阜康“档手”刘庆生保管，开具存折的手续也不能省略，因为客户存入款项钱庄必须开具存折，这是照规矩来的。
还有与古应春、尤五、郁四等人合作做蚕丝销“洋庄”赚了18万两银子，但这赚头只不过是账面上的“虚好看”，生意过程之中的各项费用支出，加上必要的各处打点，与尤五、古应春等生意合伙人分过红利之后，这笔赚头不仅分文不剩，甚至还有一万多两银子的“宕账”。虽然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的古应春自己主动要求不要这份红利，但胡雪岩即使自己分文不剩也仍然该分的照样分，因为既是合作伙伴，红利就必须均沾，这也是照规矩来的。
胡雪岩明白这一点，商事运作有自己的规则，参与商事活动的人也必须遵守规则。比如必要的手续，无论繁简，该办就必须去办；比如签定的合同，无论难易，当履行的一定要履行；比如生意所涉政府的法令法规无论如何都要遵守。照规矩来，实际上是商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要保证。否则就会乱套，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商事运作。
这是从大的方面说。从生意人本身的角度说，照规矩做生意还有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求得安全。比如犯法的生意不做，做了就是没照规矩来，就保不齐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再比如即使关系再好的朋友或合作伙伴，生意上的合同该定该签就一定要定要签，该怎样定怎样签，就得按规矩去定去签。因为只有按规矩签定的具有法律效用的合同，才可以有效地约束合作者双方，才能有效地保护各自的利益。生意场上是不能用感情代替规矩的。
其次是建立信誉，一个经营者良好信誉的建立，与经营者能够坚持按规矩办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常说，经营者的信誉是靠货真价实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老实诚信、实实在在的依约而行建立起来的。说到底，这些能够帮助建立信誉的举措实际就是照规矩办。只有规规矩矩按照大家都知道的，也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规矩办事，才能使人信服，也才能建立起信誉。没有人会相信做事不顾章法、不依规矩的人。
胡雪岩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取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5. 敢于跟财大气粗的洋行对着干
胡雪岩是一个商人，面对各种商战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个特点突出表现在垄断上海滩的生意，达到与洋人抗衡，以垄断优势求得商业主动权上。
第一阶段，胡雪岩尚未投入做丝生意，就有了与洋人抗衡的准备。
按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人做生意，也要像茧行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这么一来，洋人非服帖不可。
第一批丝运往上海时，适逢小刀会肇事，胡雪岩通过官场渠道了解到，两江督抚上书朝廷，因洋人帮助小刀会，建议对洋人实行贸易封锁，教训洋人。
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上海的丝就可能抢手，所以这时候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再行脱手，自然可以卖上好价钱。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控制上海丝生意的绝对多数。和庞二的联手促成了在丝生意上获得优势。庞二也是很有担待的人，认准了胡雪岩是朋友，就完全信任他。所以他委托胡雪岩全权处理他自己囤在上海的丝。
胡雪岩赢得了丝业里百分之七十强，又得庞二的倾力相助，做成了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加上官场消息灵通，第一场丝茧战胜利了。
第二阶段，胡雪岩手上掌握的资金已从几十万到了几百万，开始为左宗棠采办军粮、军火。
西方先进的丝织机已经开始进入中国，洋人也开始在上海等地开设丝织厂。胡雪岩为了中小蚕农的利益，利用手中资金优势，大量收购茧丝囤积。
洋人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前来游说，希望胡雪岩与他们合作，利益均沾。
胡雪岩审时度势，认为禁止丝茧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两败俱伤，洋人自然受窘，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自己这方面应该从中转圜，把彼此的不睦的原因拿掉，叫官场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弄热闹起来。
但是得有条件，首先在价格上需要与中国这面的丝业同行商量，经允许方得使用，其次，洋人须答应暂不在华开设机器厂。
和中国丝业同行商量，其实就是和胡雪岩他自己商量。因为胡雪岩做势既成，在商场上就有了绝对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因势取利的目的。
可以说，在第二阶段，胡雪岩所希望的商场势力已经完全形成。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他在官场的势力配合甚紧，因为加征蚕捐，禁止洋商自由收购等，都需要官面上配合。尤其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胡雪岩更觉如鱼得水。江湖势力方面，像郁四等人，本身的势力都集中在丝蚕生产区，银钱的调度，收购垄断的形成，诸事顺遂。因为他们不只行商，而且有庞大的帮会组织作后盾，虽无欺诈行为，但威慑力量隐然存在，不能不服。
在胡雪岩的其他生意方面，商势促成了经营这一点也很突出。比如钱庄，从杭州发展到宁波、上海、武汉、北京，在同治光绪年间已经位居江南诸钱业同行之首，与北方的山西帮票号遥相椅角，声名大振，信誉日上。又借官款为后盾，成为客户心中不倒的金字招牌。
典当行的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已开设到二十九家。和阜康的钱业，胡庆余堂的药业一样，都成为胡雪岩在商场立足发展的巨大支柱。
胡雪岩在丝茧生意上和洋人打商战，时间持续了近20年。其间，胡雪岩节节胜利，中国人扬眉吐气。到了中法战事一开，局面开始对胡雪岩不利。
胡雪岩跟洋人打商战，就跟打仗一样。论虚实，讲攻守，洋商联合在一起，千方百计进攻，胡雪岩孤军应战，唯有苦撑应变。这情形就跟围城一样，洋商大军压境，吃亏的是劳师远征，利于速战；被围的胡雪岩，利于以逸待劳，只要内部安定，能够坚守，等围城的敌军师劳无功，军心涣散开始撤退时，开城追击，可以大获全胜。
现在内部起讧，后院失火，胡雪岩破产在所难免。
胡雪岩最为痛心的倒不是自己生意的败坏，而是痛心生意败坏的原因。不是自己和洋人较量不下去了，而是自己人那里使坏。就像两个大力士在那里较劲儿，不是一个以力制服了另一个，而是有人在旁边用树枝挠痒痒，痒不自禁，败退下来了。
所以，问题与胡雪岩的取势理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