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3月2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陈公博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院长、上海市长等要职，成为第二号大汉奸。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后，陈公博继任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出逃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公博。据《法庭听审记详》一文描述：“二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二时二十三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局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在起诉书中列举了陈公博的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经过公审，法院判处陈公博死刑。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不久，其上诉被最高法院驳回。6月3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行刑之前，陈公博执笔给蒋介石写信，信中写道：“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临死之际，这位参加中共建党的一大代表竟念念不忘反共，完全放弃了最初革命信念，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二）周佛海
周佛海（1897～1948），出身于湖南沅陵一个偏僻山村的没落官宦家庭。1917年初夏，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其《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追忆了自己最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动机，我决不说假话，……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着一种红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形象，时入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怀着这种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1921年，周佛海作为旅学日本的海外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一大后，他奉命参加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1月初，他又返回日本，进入京都大学深造。从此，他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5月他毕业回国，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之邀去当了秘书，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周佛海一脱党，便踏上反共道路，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与中国共产党决裂。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与汪精卫共谋所谓的“和平”。抗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12月，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逃离重庆，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越南河内。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他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1939年5月，随汪精卫等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周佛海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代行政院长之职。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国民党中央。8月20日，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1946年3月，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其死刑。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下令特赦周佛海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终年51岁。
（三）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凯荫，出身于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后，在***的影响下，张国焘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转向社会主义，并参加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和组织工作。1921年7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由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张国焘被代表推选主持这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据刘仁静回忆：“张国焘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凡是出头露面的机会，他一般不肯错过。在北京时他总抢着与***联系，与苏俄人打交道。到上海开会他更积极，主持会议，研究议程，样样少不了他。应该承认，他掌握会议确实很机敏，包打听来窥测会场时，他当机立断，布置大家退场。所以，在我印象里，他是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中共一大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主任，创办《劳动周刊》，开始发动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1922年1月，张国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莫斯科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同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二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1月，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他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23年6月，张国焘参加中共三大，反对国共合作的政策。1924年1月，他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变节自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1925年1月，参加党的四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4月，参加党的五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同年7月底，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委员会主席。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的错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半。1931年1月，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取得了王明的信任。4月，他以中央代表身份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军分会主席。在此期间，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军内进行大规模的“肃反”，逮捕杀害了数以千计的革命者，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到川、陕地区以后，逐步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会师。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一职。张国焘继而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反对北上，并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境地区，另立党的“中央”，并自封“主席”。在党中央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最后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张国焘在《我的错误》中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
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
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为了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任命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过，此时的张国焘已有叛党之意。1938年4月，他利用到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下经西安叛逃到武汉，最后投靠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张国焘被安排在军统特务戴笠手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并在军统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任研究员，成了国民党反共活动的谋士。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5年5月，他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冬，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分崩离析之际，此时的张国焘也成了惊弓之鸟，他全家逃往台北，但被国民党政权冷落一旁。无奈之下，他又于1949年举家移居香港。为维持生计，曾办过《中国之声》杂志。1961年，他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回忆录《我的回忆》。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生活。1976年，因中风，转入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治疗。1979年12月3日凌晨，张国焘因病去世于这家异国他乡的医院，时年82岁。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洗礼，大浪淘沙，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这是鲁迅先生对革命历史的深刻概括，也极富哲理性。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点燃起来。正如李达所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模虽然不大，所代表的党员人数虽然不多，所讨论的也不够广泛，但是它有着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直接参加领导之下，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领导核心。这一次大会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亿万劳苦大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