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图书馆馆长伍非百轶事

张德芳

1953年9月，我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博物馆专修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图书馆工作。当时，四川省图书馆只有二十多个职员，而且没有馆长。我被分配到采编部工作，我的部门负责人，也就是部主任叫林光镒，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四川成都人。图书馆的管理由办公室秘书刘有镕负责。不到一个月，图书馆成立了参考咨询组，让我担任组长。直到第二年，1954年春节过后，才由文化局派来一位馆长，他叫伍非百，原来担任川北大学校长，是研究古代逻辑学的公孙龙子专家，学术界很有名气，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只觉得同我过去的领导不一样，是位老先生。

伍馆长到任后召开了一次小会，只有秘书刘有镕，采编部林光镒，阅览部周炳镛和我四个人参加。伍馆长参加第一次干部会，只说了几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距今已快六十年了，还记得他当时的神情和主要讲话内容。他说，“我没有在图书馆工作过，你们几位原来怎么工作的，我来之后，一如既往地照样工作，馆长的职责是一管人、二管钱，这两样，我都不管，三管业务，我也不管，因为我不懂。如果说馆长应当管些什么，那么，我就管学术活动行了”。我们听了都感到惊诧，但也没说什么。后来，还是刘有镕解了围，他说：馆长年纪大了，该休息了，大家该干什么，馆长说了，就去干什么吧，散会！我们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的馆长的见面会。

但是，这位馆长并没有如他自己所说，既不管人，也不管钱，更不管业务，只管管学术活动，实际上他管了一项大的业务活动，那就是整理古籍线装书的工作。

四川省图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没有什么家底的，全馆藏书仅有四万多册，在战乱时间，几乎没有购书经费。据老馆员陈子坚告诉我，购书是没有钱的，全靠他写信去征集。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些许经费，也只是购一些新文化图书，供公众阅览用。但是，在实行减租退押以及随后的土改期间，没收地主富农财产分配给农民时，许多古籍经书都没有人要，由县文化馆收藏，而这些线装古书，无法应用来宣传新文化，就纷纷送到省图书馆（当时叫川西人民图书馆）来，堆集在当时的和平街馆舍内。

当伍馆长到馆内工作后，他运用自己是四川省民革主任委员的优势，组织了民主党派成员中许多富有古籍知识的专业人才到和平街清理古书。为此，还在图书馆专门设置了古籍部，由原来曾任广西大学教授的李广誉主持其事。当时和平街与本部实在是热闹非凡。三十几位老先生熙来攘往地清理从各县收缴上来的古籍。不怕脏，不怕累，将一部一部线装书清理好，按旧书进行分类、编目。我记得当时李主任还给我一一介绍这些老先生，我至今还记得的有留法学者胡法渊，一位姓龙的留日学者和后来名气甚大的隆莲法师。这位隆莲原是川大毕业的女学生，后来出家，精通梵文、英文、藏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还在成都近郊石羊场办了尼众佛学院，是一位有名的高僧。

伍馆长组织清理图书馆古籍线装书之事，他一直没有说过，20世纪60年代，我与李广誉主任来往较多，他主持其事颇有成绩，我偶然提起，夸说了几句，他谦虚地说，“这些事都是伍非百馆长张罗的。”我才知道伍非百并非不管事，他还是为省图书馆做出了自己贡献的，只是由于1957年，伍非百被划成“右派”后，才没有再提出这项对图书馆有重要意义的事。

勿以人废言，也勿因人废事，借省图书馆百年大庆之际，披露这一轶事，供后人了解。

伍非百是一个学者，国学造诣甚高，我没有同他有什么接触，还是李广誉主任告诉我：伍馆长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对党提过意见，一直到运动快结束时，有一次他们民主党派组织去草堂寺游园时，也就是重阳节活动，大家一定要伍馆长做诗，伍馆长说：文思枯竭，既然一定要我做诗，纪念这次游览，我不好拒绝，就吟一首辛弃疾的词吧，大家一阵鼓掌后，他就吟了起来：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他就吟了这首词，谁知竟遭了大祸，被划成右派，离开了图书馆。我们也就再也没见过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看到他写的书《古名家言》出版了，才想起他大概被平了反，因为他的学术成果被正式出版了。

四川省图书馆高级干部 研究馆员